科学-唐小兵：“五四”倡导的科学精神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科学-唐小兵：“五四”倡导的科学精神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唐小兵：“五四”倡导的科学精神

余英时先生曾在钱穆与新儒家最后一节讨论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区分是"良知的傲慢"与"知性的傲慢"，在他看来，西方启蒙运动以后的科学主义意识形态倾向于把自然科学置于社会人文科学之上，是理论的偏颇；而20世纪作为对西方启蒙运动的反向运动的新儒家，则是使道德主义的意识形态得到完善，用回归主观的"道体"代替客观的"真理性"，其结果不是遵守而是在摆脱学术纪律的路上越走越远。
回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历史语境，我们可以发现余英时这段话，特别适合用来描述在这个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分野和意识形态冲突，一方面是基于对欧洲现代性的憧憬，而形成的对科学、理性和技术的崇拜，科学话语成为弥漫在五四思想天空的一种主导性话语（或者说霸权话语），用王汎森的话来说，形成了一种类似涟漪效应的思想气氛，会对那个时代多数个人的价值观念和言说方式造成一种或明或暗的影响。
自晚清以降，科学话语成为一种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权势话语和价值系统。科学甚至还成了一种整全性的意识形态，不但可以解决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可以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科学被描述成一种几乎万能的现代价值系统。
胡适在1923年就说过："在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胡适的这一论断或许有些夸张，但自晚清以降，科学话语成为一种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权势话语和价值系统，却显然是历史的事实。这种论述发展到极致，就是一种美国历史学者郭颖颐所命名的"唯科学主义"，科学成了一种整全性的意识形态，不但可以解决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可以解决人生意义的问题，科学被描述成一种几乎万能的现代价值系统。五四人物王星拱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科学的起源与效果中说："科学的道德观，要能辨别是非（就是善恶），这是知的方面，又要能取是舍非，这是行的方面。苏格拉底说，知识就是道德同科学的真实的就是善的的意思很相同。"换言之，科学能够在知行两方面扮演相当重要之角色，取代了传统儒家之地位。
但与此同时，对如此被夸大的"科学"的质疑，也一直在思想界以潜流或者说"执拗的低音"的方式呈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学衡派的吴宓、梅光迪等人，就批评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引入中国的西方科学文化，其实是西方启蒙运动后形成的高度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文化，他们认为西方文化的精髓应该是古典西方的人文主义传统。而在东方杂志的杜亚泉等人看来，近代西方文明更像是一种物质文明，而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明是一种精神文明，因此两者的关系不应该是以"科学主义"取代"道德主义"，而应该是两者在一种更开放的思想空间和时代气氛里的自然融合，杜亚泉提出一种"接续主义"的思路来拯救"迷失之现代人心"。一战以后，梁启超等人到欧洲考察，回来公开发表欧游心影录反思此前推崇的西方科学文明的内在病灶，倡导回归中国文明来寻找现代社会的出路。到了19世纪20年代科玄论战的时候，围绕科学究竟可否解决人生观的议题，更是展开了一场持续多时影响广泛的争论。
五四时期的科学精神，其实更多的代表一种批判性的知识态度和人生态度，它并非是建筑在完备的科学研究基础上所形成的"实验室伦理"。五四传统中的科学精神，其实就是一种面对真问题的道德勇气、敢于在公共领域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和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的综合。
五四时期的科学精神，其实更多的代表一种批判性的知识态度和人生态度，它并非是建筑在完备的科学研究基础上所形成的"实验室伦理"，而是胡适所言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怀疑精神和探索精神。吴稚晖说，"以往的人们，受自然威权的制限太多了，因此而生出神权黑暗的时期。得科学来冲淡对神权的崇拜，人们的思想，遂得一大解放。独立自尊的观念，未来的理想世界，都仗着它造因。欧美各国的兴盛，除了科学，还能找出别的原动力吗？"当时胡适的好友科学家任鸿隽也慷慨为科学一辩："第一，科学的目的在求真理，而真理是无穷无边的，所以研究科学的人都具有一种猛勇前进不知老之将至的人生观有了这种人生观，才能打破物质界的许多引诱第二，因为科学探讨的精神深远而没有界限，所以心中一切偏见私意都可以打破，使他和自然界高远的精神相接触有了这种人生观，所以有些科学家，竟能把荣名界限及一切社会阶级打破。"可见，科学绝非简单的公式、定理和规律的发现及其应用，科学话语在孕育五四这一代人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更核心的内涵是从各种传统权威和共同体的局限中将自我解放出来，这类似于阿伦特所言的个人从私人生活的阴影（传统的家族中心主义）出走到公共领域，来承担个体的社会责任。科学延伸出来的是五四时期的个人应该追求一个胡适反复引用的易卜生的文化个人主义，他敢于自我决定和自我负责，科学成了反对权威崇拜的思想资源。这种价值取向与思想气质，自然是与鲁迅等人反复谈及的"立人"命题是密切相关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五四传统中的科学精神，其实就是一种面对真问题的道德勇气、敢于在公共领域公开运用理性的自由和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的综合。它之所以被推崇备至到如此剧烈的程度，也就是因为科举制度废除以及之后的王权体系瓦解之后，中国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崩盘，整个社会的政治秩序和心灵秩序处于严重失范甚至混乱的状况，科学主义就被想象成能够取代传统的道德主义，来重新实现社会的全面整合功能的价值体系。
今天回头来看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崇仰心态，我们需要追问的是，对生活在这段时期的知识人来说，科学究竟是一种具有内在价值系统的知识范式，还是一种工具主义的知识话语？如果对科学的言说仅仅是追求外在的国富民强的目的，那么科学就不具有永恒的价值；但如果科学是跟现代国民的自我想象和造就联系在一起的，它就不会因时而衰。显然，五四时期的科学话语具有一种深刻的"两歧性"。在胡适等人看来，通过科学发展，扩大了人类的知识，把人类对天命的信仰转变成信任人类自己的心理。而物质享受的增加使人有余力考虑别人的需要。扩大的同情心加上扩大的能力，便产生一种空前社会化的新道德。就此而言，五四人物倡导的科学进步，其实是内涵着社会的道德进步，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进步，能够在较大程度上将个人从物质的匮乏中拯救出来，从体力劳动的劳累中解放出来，运用得当，就可以减少人类社会的暴力、苦难与劳役等，这种科学观具有强烈的人文主义意味，是一种基于对社会弱势者的安身立命之道的考量，更具有社会平等和人的解放的意涵。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从总体而言，科学确实在道德进步方面发挥了作用。这些基本上都是从一种效益主义的视角出来，来论证科学的存在价值的。
五四时期形成的科学思维习惯，以及在学术讨论和公共舆论中间，按照科学逻辑来进行对话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继承的遗产。五四时期的"科学"自然不是独断式的独白，而是在一种学术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内的对话和商谈。
同时，科学的功能在五四人物看来绝非仅仅是一种消极意义上或功能意义上的减轻人类痛苦而已，它更重要的是在塑造中国人的新的精神气质，这在陈独秀比较中西文化的特质时反复被强调，中国人应追求一种科学的务实的人生，而不是虚文的苟且的人生。胡适自然不认同杜亚泉、梁漱溟等人所谓中西文明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区分，他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文明才真正是精神的。科学不断地探索真理，它的方法极其严格，它有怀疑的道德勇气，不接受任何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当研究者解决难题后，感到无比的喜悦。所以，科学才是真正精神性的所有的技术进步，都是人类用自己的精神能力创造出解除人类痛苦的工具，增强人的生产力，丰富人的生活，因而具有高度的道德和精神价值。胡适所言的这种精神喜悦，自然只能是极少数人才能感受得到的，这种自作主宰并且自我成就的科学人生，与当时中国一般民众的生活世界自然也是极度隔膜的，即此而言，五四时期的科学话语，又是一种极度强势的强者的人生哲学，与广大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苦痛、疾病和暴力等的减轻无关。五四时期的科学话语，也确实主要是一种知识界（至多包括学生界）内部的讨论，并且在后来的历史流变中，被不同的政治力量所挪用。
陈独秀在勉励青年奋发有为时说，"凡此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青年勉乎哉。"五四时期形成的科学思维习惯，以及在学术讨论和公共舆论中间，按照科学逻辑来进行对话的精神，却是值得我们继承的遗产。五四时期的"科学"自然不是独断式的独白，而是在一种学术共同体和知识共同体内的对话和商谈，所以罗家伦才会在舆论的建设一文中强调按照类似科学研究逻辑展开的"说理"的重要。五四后中国舆论界迅速遭遇一个主义崛起的时代，到了1920年代，晚清以降形成的多元启蒙的思想图景，逐渐被政党意识形态所拉拢、分化、胁迫、孤立甚至渗透等。对真理的科学探索，开始被一种服从于主义的意识形态宣传所代替，一个高度一元化的思想惯性开始主导知识界，国人习惯以理论来强迫事实就范，而无视于真正的社会现实。胡适就曾在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以当时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声名鹊起的旧时北大学生陶希圣的文风为例，来批评政论写作中滥用名词的现象："名词是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要使这个工具确当，用的有效，我们必须严格的戒约自己：第一，切不可乱用一个意义不曾分析清楚的抽象名词（例如，用资本主义，你得先告诉我，你心里想象的是你贵处的每月三分的高利贷，还是伦敦纽约的年息二厘五的银行放款）。第二，与其用抽象名词，宁可多列举具体的事实：事实容易使人明白，名词容易使人糊涂。第三，名词连串的排列，不能替代推理：推理是拿出证据来，不是搬出名词来。第四，凡用一个意义有广狭的名词，不可随时变换它的涵义。第五，我们要记得唐朝庞居士临死时的两句格言：但愿空诸所有，不可实诸所无。本没有鬼，因为有了大头鬼、长脚鬼等等鬼名词，就好像真有鬼了。滥造鬼名词的人自己必定遭鬼迷，不可不戒!"这种思想上的惰性，其实就是躲在主义的温床里逃避现实问题的尖锐，其本质在胡适看来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胡适写这篇文章已经是19世纪30年代的中期了，离开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快20年了，可是在中国知识界却弥漫着很多这样的囫囵吞枣、生吞活剥的食洋不化的文章和著作，这对提倡实验主义和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的胡适来说，无疑是一种让人沮丧的事情。
文章来源：《团结报》2015年4月30日第7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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