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纸贵”一词出自《晋书·文苑·左思传》中记载，西晋太康时期著名文学家左思的代表作品《三都赋》曾经在洛阳广受追捧，风靡一时，权贵们争相誊抄，以致洛阳城纸价上涨(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现在用来比喻作品流传广泛、倍受推崇。

《三都赋》问世时，左思大概三十岁左右。这篇文章一经问世，就受到很多文坛大家和社会名流的赏识，引发了洛阳纸贵的热潮，也奠定了左思在西晋文坛的地位。他是西晋文人小团体“鲁公二十四友”的核心成员(鲁公指当时的鲁国公贾谧)，也曾担任秘书郎、平原内使、祭酒、宁远将军等职务。

后来，因为贾谧陷害太子，牵涉到八王之乱中落马。左思也受此牵连失去官职，退居宜春里，一心著作。后来一位叫张方的将领挟持晋惠帝在洛阳作威作福，左思又举家搬迁到冀州(今河北省)避祸，然而还是没能躲过一劫，最终左思在冀州被杀。

文献记载中的左思“貌寝，口讷，而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也就是说他其貌不扬，不善交际，性格木讷甚至是孤僻，唯一擅长的就是摆弄文字。这样的人其实并不适合官场，只适合当个文人墨客，或者是一心著书立说的老学究。事实上，左思也确实没有太大的野心，他混迹官场许多年，但并没有显露什么锋芒。不过即便左思如此低调，但却还是难逃客死他乡的悲惨命运。曾经才名满洛阳的人，最后无故落得如此下场，也是令人唏嘘。

两汉魏晋时期的文人，或者说文官的命是非常不值钱的。不仅是左思，就像嵇康、刘桢这样的人物，虽然因为颇有才华曾得到录用，但却往往稍有差池就会受到极为严厉的惩罚，甚至丢了性命。而反观唐宋，即使桀骜如李白，执拗如苏轼，他们在经历了残酷的政治斗争之后，都还能够保全性命，并且保全着儒学者的风骨。这种反差不仅和两汉魏晋时期的时局变化有关，也和人才选拔任用制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古人的选举，不外乎“德才兼备”四字。两汉时期是没有科举制度的，他们的人才选拔制度是“察举制”，也就是所谓“举孝廉”。“孝”和“廉”都是品德，不是才华。也就是说，汉代的人才选拔是重德而轻才，才是次要的。然而德是很难去考量的因素，因此，一个人能否被选中，实际上是取决于有没有那么一个人，具有资格又愿意为你写一封“推荐信”，因此推荐人和被推荐人的联系十分紧密，无形中形成了官场的关系网。文采当然只是锦上添花，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官位。魏晋的人才选拔制度是九品中正制，真正名正言顺地靠出生决定命运，文才当然更不重要了。所以有些人虽有才名，却依然命贱如蚁。

唐代建立科举制度以后，文才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不是因为品德不再重要了，而是因为在相对公正客观的情况下，人们发现文才是更容易被评判和考量的。尤其在宋代，有了足够的才名，就相当于是有一张“护身符”，“盛世不杀才士”这也是苏轼虽然仕途坎坷，性格固执高傲却依然能活得好好的，并且继续享有盛誉，成为一代仕林领袖的原因。

明清时期，虽然科举制度趋于成熟，统治者开始不再把文才和才能混为一谈，对于为官者有了更高、更具体的要求，也扩大了人才选拔的途径。但是不断加强的思想控制又使得科举制度趋于僵化，也使得学子们都趋于功利化。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唐宋时期会成为自先秦以后中国古代文化最璀璨、最成果斐然的时期。而魏晋南北朝，虽有名士，大概也是像左思一样，洛阳纸贵不过昙花一现，甚至是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什么痕迹，不以千里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