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文化纲领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化-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文化纲领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文化纲领
鸦片战争后,面对生机勃勃、来势逼人的西方资本主义浪潮,国人痛定思痛,图谋变革。自此,中国早期现代化开始在激愤、焦虑和仓促中艰难起步。由此可见,中国早期的现代化运动是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大交汇、大碰撞中渐次展开的。如何认识和把握古今中西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中国这种外发次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前进道路上所遇到的不同于英国、法国等内发原生型现代化国家的特殊课题。笔者认为,19世纪60年代冯桂芬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已经揭示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文化纲领的实质,而90年代风行一时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则是这一纲领的完整表达。中国人初识现代化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是从本土古已有之的仁义道德在异域番邦的坚船利炮面前一败涂地开始的。因此,在认同现代化的文化思路方面,中国人必须要同时完成两层意义上的跨越。其一,在古今关系上,要跨越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僵化历史观;其二,在中外关系上,要跨越传统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狭隘“夷夏”观。而这两层意义上的跨越,都不得不面对政治保守派和民间习惯势力的顽强阻碍。从这个意义上讲,导引中国早期现代化得以艰难推进的文化纲领,正是思想观念方面力图打破坚冰、开辟航路的产物。
鸦片战争时期,魏源等虽然已认识到“有用之物,即奇器而非淫巧”,主张“师夷长技”,但是他们对“夷”之“长技”看得过于简单,以为只须闽粤两省派些精兵巧匠,“一年而可习,二年而可精”。更重要的是,他们提出的种种社会改革主张,正如龚自珍自己所评价,“何敢自矜医国手,药方只贩古时丹”,思想认识依然停留在中古时代的水平。20年后的冯桂芬,对于中西文化的比较,明显比龚、魏有了质的深入。不仅承认船坚炮利不如人,而且承认“人无弃才不如人,地无遗利不如人,君民不隔不如人,名实必符不如人。”在提出“改科举”、“采西学”、“制洋器”等具体建策的基础上,他把自己的主张归纳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冯桂芬虽然没有揭出“体”、“用”的字汇,但十分明确地表示了移花接木地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之“用”与中国传统文化之“体”相嫁接的思想。70年代的王韬、马建忠、薛福成,沿着冯桂芬的思路继续推进,一方面呼吁发展工艺科技,振兴商务外贸,建立新式学堂,甚至提出仿效西方实行议会制度,另一方面仍坚持“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他们超出冯桂芬之处,在于运用了中国传统学术范畴中的道、器、本、末、形而上、形而下等概念来说明古今中西文化的优劣、主从关系,理论色彩更加鲜明。“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如徒颂西人,而贬己所守,未窥为治之本原者也。”
进入9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在内忧日甚、外患日迫的局势下艰难前行。中西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等领域内发生更加深入的交锋,促使士林中人试图提出更具纲领性的理论主张,以导引现代化的路径。“中体西用”说应运而生。梁启超这样描述它的问世情形:“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维变法’,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和之。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而举国以为至言。”这里的“流行语”、“举国以为至言”,正说明“中体西用”之说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说明它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文化纲领的效用。
人们一般误以为张之洞是“中体西用”说的首倡者。其实在他之前,此说已多见报章。1893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就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1896年4月,沈寿康在《匡时策》中也提出“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鼐在《遵议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进一步说明:“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898年,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这一段话与光绪皇帝的“诏定国是”完全合拍,所以立即“颁行天下”。
时至今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依据来分析“中体西用”说在理论上、逻辑上的种种缺失和弊端。例如,它违背了传统的体用相关、体用不二的基本精华,将文化本体与其功能属性、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割裂开来,正如严复所尖锐批评的,“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于“中体西用”说的认识价值和历史意义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作为一段时期内的文化纲领,它毕竟为古老的中华文化汲纳现代西方文化的营养,创造了在当时条件下可能的理论模式。我们今天可以批评“中体西用”说的浅薄、机械和似是而非,但是却无法否认它适合民族文化心理的承受能力,代表民族文化自觉变革图强的求索精神,积极谋求古今中西文化的建设性交融,在实际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方面,起到了突破坚冰、开辟航路的作用。
(文章来源:光明网2002-12-17)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37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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