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文学的历史责任——在《九曲流沙》首发式上的发言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学-文学的历史责任——在《九曲流沙》首发式上的发言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文学的历史责任——在《九曲流沙》首发式上的发言

用文学的方法再现历史至今仍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课题。
这本书是我在能够感受到的历史片段中，淘取几个命运多舛的小人物写的一部小说，动笔之前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和模式，只是觉得不写出来有些对不起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动笔以后却发现书写历史又不能采用一般小说的规则，回答人生、时代或社会的重要问题，通过主要人物、故事主线、矛盾、冲突、高潮、结尾这样的套路来写，从文学体例上讲，《九曲流沙》这本书并不符合一般小说创作规则的要求，说是小说其实更接近散文。于是我便试着把这些小人物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融合一些史学研究的方法，把故事和历史线索分成几个板块，采取多样化的叙述形式，尽可能客观地还原那段荡气回肠的历程，主要想让读者感受那个时代的艰辛和氛围。我想，要使它被读者接受，最好的办法就是我把创作历史文学的一些看法与大家一起商榷，希望能得到大家的理解。
历史文学顾名思义就是用文学再现历史，我之所以把这本书称为探索文学，就是用文学的方法去翻阅历史，同时不能迷失故事原有的历史价值。要做到这一点，我认为首先要处理好文学和史学的关系。
文学和史学是什么关系呢？这个题目很少有人谈，我也只能肤浅地谈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供大家思考。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要从几个基本概念说起。
首先，什么是历史？人们能用什么办法翻阅历史？怎么才能找到真实的历史归属？
历史是一个众说纷纭的概念，每个国家不同时期对历史都有不同的定义，要统计出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目前一般的看法是，从小处讲是过去人们的行动、品格、思想、意志以及相互作用的过程；从大处讲是一个国家民族传承积累的文化和精神，不仅是个生命的过程，还是一个知识思想积累的过程，是凝聚一个国家民族的文明和价值基础。最早提出历史概念的是古希腊作家希罗多得写的一本书，书名叫《历史》，本意是调查、探索发现的意思，古希腊另一位学者亚里士多德也说，历史就是通过不懈的追问获得的知识。这与中国的修史不同，中国修史的概念相对狭义，《说文解字》释史：“史，记事者也，从义持中，中，正也。”我们的前辈讲历史只是记事，是后人有选择地为前人记事，包括编年、纪传、本末等不同的等级形式，中国二十四史大部分都是后人写的。中国人的修史又叫“治史”，治史的目的在于从历史中捡取一些有用的东西，供一部分特定的人群学习借鉴，把学习治史的人引导到一个既定的结论上，把历史变成有实际效用的知识或工具。
幸运的是我们民族是个重视历史的民族，使人们对历史有了一些被精心挑选，片片面面、断断续续的回忆。不幸的是，我们虽然有无数兢兢业业、勤学多思的学者，却使我们的史学研究走上了一条偏僻的小道。一是以帝王将相、资治通鉴为主，研究的是史官修的通史，过去官方修史是为了王朝能够千秋万代延续下去，写史主要是让皇帝们看的，“以史为鉴，可知兴替”；一是农民革命和农民战争，研究的是野史、地方志、姓氏宗族之类的文献，还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胡适先生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意是，历史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想怎么描摹都行。可惜，胡适先生真的错了，中国历史如果说春秋战国是小姑娘的话，唐宋已经徐娘半老了，到了明清，如同牙齿全部脱落的老婆婆，无论你如何让装扮，涂红抹绿，搔首弄姿，她也无法掩盖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样子。“国史凡几修，是非凡几易”，我们的史学研究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走出治乱循环怪圈的途径。到清末，包括封建史学在内的整个封建社会都已经走到了尽头，“前人不暇自哀而后人衰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则使后人复哀后人也。”这种试图保持一成不变的史学世界观成了导致中国历史衰落破败的主要因素。辛亥革命、五族共和，开启了国家向现代化的转型，江山不再私有，围绕一家一姓皇朝为主线的史学研究，已经失去了它的意义。从理论上讲，中国历史已不再是帝王将相，皇亲贵族等一部分人的记录和感受，而是要为未来确定一种精神和方向。在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过程中，史学面临着确立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及新的社会进步标准、新的历史观等重要使命，必须从历史深处找到我们民族精神的见证，从无尽的尘埃中寻找种子，培育出现实的精神花园，所以史学研究最好的出路就是与文学相结合，由为一家一姓的封建王朝和封建政治服务，转型为整个社会的文明进步服务。
史学的魅力在于你只要虚心听取它的劝告，或许它就能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未来，你可以不懂文学，但不能没有历史归宿。
那么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呢？所谓文学就是人们为表达自己的感受、思想、通过组织语言与他人交流的形式，是解答人生、时代、社会，乃至未来所遇到或可能遇到诸多问题的思想工具。尽管文学的定义和历史一样多的难以细数，好在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并没有错意太远，从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到中国《诗经》、《史记》、印度史诗、阿拉伯文学，以后重心转移到了欧洲、美洲，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未来主义、存在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还有卡夫卡的表现主义，新小说、荒诞剧、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以及现在还在流行的新历史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等，这么一路下来陪伴着人类社会走过了几千年历程。说到底文学其实就是人学，它的本质是人类的自恋，它的源头应当是古希腊神庙门楣上写的那句话：认识你自己。当然除了认识自己之外，人们又把文学作为了解别人、别的民族和相互交往的工具，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也是人们梦想的来源。
人类用文学开拓精神境界，它通过想象和创造，启蒙人们的审美价值和思想内涵，发挥着提升人的品格和道德，慰藉人们心灵，救赎人们生命和灵魂的作用，给了人们在这个冷漠无聊的世界生活下去的理由。
就世界范围讲，尤其是近代，文学一直引领着人类新思想、新境界和现代性的追求，从自然的本我、自我走向精神的超我，文学成为人类成长成熟的精神导师，文学的启蒙对人的现代性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是一个民族、国家崛起的必要条件之一。
那么文学和史学是什么关系呢？我想还是要从历史深处去寻找二者的关联。
在人类绝大部分时光里或者历史中既没有历史也没有文学。
其实，自有人类以来，已有无数个民族由于自身文化的缺陷走向了灭亡，消失在了历史深处，当然这些民族消亡的原因或许是多种多样的，但有一点似乎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都没有自己的文学和历史。有些民族甚至已经有了自己的语言文字，也发明了诸如结绳记事之类的方法，可惜，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走向灭亡的宿命。
人类学和考古学告诉我们，大约在二百至六百万年前，人类的祖先就开始游荡在非洲大陆，当然这批直立行走的物种并没有像达尔文进化论推演的那样简单明了地进化到了人类，他们中间的许多分支以及和人类长得一样的亲戚，都因无法说清的原因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人类能进化到今天可以说是个奇迹。其实在达尔文以前，人从哪里来的已经在知识界悄悄地讨论了多年，达尔文把大家多年争论提出的问题整合起来，用证据把这个过程串了起来，提出了著名的进化论的学说，推理出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过程。但究竟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还是“物竞人择，智者生存”呢？达尔文是不是忽视了人类进化过程中自身的改造和作用呢？据近年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发现，人类的进化是跳跃式进化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人类的思想、知识和能力，常常是跳跃式进化的条件和动力。德国人类学家米切尔.兰德曼的《哲学人类学》一书提出了这么一个观点，人的本性就是人类的不确定性和非特定化，人类之所以能够进化，根源就在于“自然只完成了人的一半，另一半留给人自己去完成”。人的非特定化虽然是一种不完美，但却是人类的一大优势，是人类能够不断进化的真正秘密。
这一观点不仅适用于人类史前的进程，应当说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人类只有进入到文明史后，也就是大约五千到七千年时间，人类才真正得到了突飞猛进的进化。
柏拉图说过，艺术是前世的的回忆，这就深刻地说明了文学与史学的关系。历史离开了文学就飘忽不定，文学离开了历史也是子虚乌有，文学不去探讨历史，历史的可知性就无从体现，反过来看，文学没有历史的探索和叙述，也就成了无源之水，失去自己的梦想。所以说，无论是文学，还是史学，都是人类不同时期对生命对时代的追问和思考，失去这些追问和思考，人类就会丢失作为人的基本属性。
如果承认我讲的上述概念成立的话，那么我认为就应当严肃地思考历史文学的本质是什么？用文学书写历史应该承担当哪些责任？我想至少有这么几个基本要求：
首先，要有明确的真实观，文学是作家通过语言表现心灵世界的艺术，是前世的回忆，是对现实和历史的回顾和反映，就应当让读者了解那些客观真实的历史画卷。从史学角度讲，真实地面对过去是一个民族的责任和自信的表现，只有真实才能从历史深处吸取智慧和价值；从文学的角度看，真实的内涵和良知，尤其是它的精神和情感是文学的价值所在，文学涵养不应当建立在虚情假意上，人们之所以愿意读历史，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寻找真相，缅怀先辈，不会有人喜欢看一段人造的历史，或是造假的先辈。真实才能让我们寻找到智慧、力量和启示，才能真正跨入现代民族国家。因此，历史文学应把真实作为历史文学作品的血肉和灵魂，同时，历史不能靠文学去创造，忽视这一点不是作品迷失在历史的漩涡里，就是作者自己坠入假作真时真亦假的陷阱里，当然，能不能写出真实的历史，我看不会是史实资料不足，也不是人物命运无从考查，而是一种思想障碍，或者是说创作理念的缺陷。
真实就是去除思想里原有的条条框框，用全新的眼光去探索和追问历史，只有这样才能有震撼和奇异的感受。
毫无疑问，探索真实有多种方法，眼见为实只是一方面，但仅仅眼见为实并不能反映出历史的本质。有外国学者提出真实的三个世界假说：大意是某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由于他们参与了解事件的层面不同，角度不同，或是各个当事人的认知能力不同等因素，即便是他们都在事件发生的现场也会有不同立场、不同感受、不同的说法；再由不在现场的人听过他们叙述、记述，又转述出去差别更大了，到了第三世界更多的人依据上述人的见闻去描述这件事时可能就会出现完全相反的情况或是场景。由此可见，探讨真实的历史就不能仅仅限于真名实姓，真人真事的层面，还要从不同人群、不同视角、不同感受去探讨历史事件，写出历史真实感。最后还要尽可能准确地反映出他们的真实思想，真实的心灵，写出历史的来龙去脉。如此看真实至少有三个层面。历史文学，无论是人物的命运、人物的活动，还是当时流行的思潮、史实背景等等，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文学创作时空人境，在你动笔以前就已经是确定无疑，能够调整和改变的只有作者们的心态和写作方法。
到此，我不得不就当前流行的新历史主义创作思潮多说几句。
对于新历史主义的定义、含义、意义，以及我们国内总结的新历史主义小说的创作原则和叙事策略，在这里我不再赘述，仅就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文学真实性的本意谈一些看法：怀特认为，历史的真实性以及语言再现的能力与对事件意义的揭示有关，语言再现和揭示意义的能力，是由文学再现模式提供的，由于历史话语具有比喻维度和修辞想象成份，这就产生了历史话语的阐释问题，它给了史学家赋予历史事件不同意义并引导读者理解这些事件的权力，具体讲可能出现三种阐述模式：一是史学家在修史时或许会用文学的创作手法，选择和修改历史记录以适应故事要求，把一系列事件构造成一个故事，赋予这些事件一个表面的连贯性；一是史学家或许会给组成这一故事的各个要素以特定的含义；再就是史学家在编排一组历史事件汇成一个故事同时，会赋予这些事件一个总体意义或主旨。这就有美学的、认识论的和伦理学的三个层面上的阐释，接着他又推论出了这三种模式构成的四重结构，使得同一序列的事件可以编排不同的故事，从而得出不同的解释，使这些事件具有了不同的意义和性质。他否认事件本身可以规定叙述的性质，认为任何编排叙述历史都是可能的。
怀特还考察分析了西方传统的历史叙事，认为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一直采用现实主义的再现模式，正是这种古老现实主义话语再现模式难以描述当代的“真实”，也难以深刻地揭示历史事件的意义，因此有必要引入现代主义再现模式，使历史叙述与文学一起再现历史现实，这也要求我们相应地改变历史“真实性”的观念。至于这种“真实性”应当如何改变，改变成什么样？怀特并没有给出明确答案，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新历史主义再现“真实性”的方向应当在文学现代主义实践中，在现代主义风格的发展之中。大家知道，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包括众多文学流派大而无当的概念，它本身就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总体上讲现代主义文学从十九世纪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而后现代主义一直到现在仍在不断派生新的流派，探索着新的叙事模式。我理解这显然是一个实践而非理论能解决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看怀特的三个主要观点：第一，虚构不等于虚假；第二，历史叙事是一个结构复杂的多层话语结构和认知模式；第三，历史具有多种存在方式。就这些观点本身而言就是一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不管怎么说，他对我们评价“真实性”无疑有着新的启示，颠覆并丰富了传统真实历史观和再现模式，使我们对历史和文学叙述历史真实性评判标准有了新的认识，也为我们评价文学价值提供了参考。但我要强调的是怀特的这些观点都是有前提和条件的，他只是在一种可能状态下推理出的结果，不能简单地认为历史就是一种叙述、一种文本、一种话语，也不能就此认定根本不存在“真实、客观”的历史，更不能由作者依据自己的判断就可以用历史事件本身相反意义去解读历史，把历史搞得面目全非，如果这样，我想人们肯定是会错意了海登.怀特，一知半解还不如一无所知。
当然，如若指望文学能原汁原味，分毫不差地描述出历史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历史毕竟是过去，如同让时间倒流回来一样，人类暂时还没有找到切实可行的办法，所以只能通过文学或艺术去再现。令人欣慰的是，文学之所以是一门艺术，可以在史学的协助下再现历史，经过作者对历史的把握，对人物的理解，对影响深远历史事件的洞察和分析，并进行适当的筛选改动、细描刻画，特别是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加以放大追问，如此创作的历史文学或许会比真实的历史更真实、更深刻、更全面，会有更奇异、更震撼的感受。因为更有利于历史的叙述和思想的表达，文学不仅具有反映、剖析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能力，而且还能从不同视角深入到人们心灵，甚至扯下人们的面具，还原他们的本性，发掘历史本来面貌的功能，这是其它传播媒介难以再现的形式。
其次，要有真实清晰的人性观。文学是所有艺术形式中最适宜解读历史和人性的艺术形式，写出历史的曲折和人性复杂是文学的价值体现。
人性的复杂是世界各国作家共同探讨的主题，人性，简单讲就是人的本性在与其他事物作用中又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性状，我们称为人性。文学探讨的人性，无论是概念上还是研究形式上，与哲学意义上的人性探讨有很多不同，哲学讨论的是人的本质属性，文学揭示的是人类灵魂的秘密。
人性的复杂多样如同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人性给每个人都涂上了不同的颜色，变化出让人眼花缭乱的光彩，为我们的文学探讨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文本资源，同时也为文学描述人性的养成提出了明确的规定性。
探讨人性不能只看一个人一时一事的表现，因为他在不同时间、不同事件中会有不同的表现，也会在不同人的眼里有不同的反映，你可以从文本人物生活环境、时代背景去阐释他的自然属性，可以从他社会关系总和中去说明他的社会属性，还可以从他的社会生活、人生经历、学识教养中去描述他们的精神属性等等。但千变万化都必须从历史或文学文本的背景和生活环境里引申出来，文学艺术只是抓住他最能反映其本质的东西再现给读者，再现它真实、清晰的身影。无论如何也不能生成于作家推理的神话故事里，把人性演变成各路神仙。
遗憾的是，我们的传统文学确没有探索人性的习惯，却是偏爱一种颂圣的文学形式，文雅一点是歌颂，粗俗一点说就是拍马屁。这种文学习惯大约可以追溯到最早的诗经，诗歌应当是中国文学的源头，据《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以后地方官为了哄皇上开心，便专门雇请一帮文人墨客写诗颂恩，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学的源头，这种文风从古到今逐渐成了我们挥之不去社会灾难，无论文学还是史学都变成了一种工具， “文以载道”，道就是道统，或是正统，忠孝仁义，或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类的思想，写皇上都是有奇异之象，写武将文臣都是一脸凛正，写奸臣都是奸相白脸，似乎形成了一种格式。而文人要么是把文学作为谋利进阶的敲门砖，“学成文武艺，贷与帝王家”，要么作为个人立德立功立言的工具。
历史文学写人物、写命运、写人性最好是实事求是，好就是好，不能人为制造好；坏就是坏，应写出为什么坏；悲就是悲，最好写出造成悲剧的深层原因，只有这样历史文学才能发人深思。
第三就是写什么人，从史学的角度讲是选取个人记忆，还是公共记忆，是宏大叙事、大浪激流，还是写小人物的沉浮，流沙块垒。从文学的角度就是选材，就要有清醒的人性象征意义。文学创作是项特殊的劳动，一般讲作者动笔前总是要选择能够打动自己的人物，或者群体作为主人翁，至少是自己熟悉或向往的人才可能动笔。有人说这是作者写作动机决定的，我说作者动机不必问了，有好的动机不一定写出好的作品，写出千古流芳作品作者的动机，有些始终让人弄不明白，作品和作家不能完全划等号。有人为钱，有人为名，有人纯粹就是要把自己内心的光明传给后人，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创作文学主要是为了宣扬他的哲学思想，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他的思想解说员，文学只是形式和道具，作者写什么人是他们追求价值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是一本书，都可以作为人性探讨，写什么人反映的只是作者一种判断和认识。艺术趣味是无止境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着动人心弦的地方，充满着人性象征的人物，如何真实地把他们从千百万人中选拔出来是作家胆识和能力。
文因时变，把社会底层翻出来写，被称之为底层文学，是法国大革命后从十九世纪法国作家们开始的，小人物走上文坛，并成为了主角，开拓了文学的疆域，使文学能从新的视角揭示出历史深处人性的光芒、人性的象征，正是人类社会这种多样化的需求，让这种小人物感受的历史在世界各地蔚然成风。文学不再以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成败悲欢离合，小人物的苦难奋斗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一方面作家看到了“道在民间”，我们的社会毕竟是个金字塔状的结构，生活在底层的人占人口的大多数，历史就是由多数人担当起来的，肯定多数人的价值，如实地写出劳动的艰辛和生活的苦难，反映他们为尊严和自由奋斗的精神，是文学的价值和存在的理由；另一方面，没有苦难也就没有文学，苦难和文学是孪生兄弟，人民摆脱苦难，争取光明的信念才是历史发展真正的动因。文学担当历史的重任，最重要的是通过作品反映历史的方向趋势和价值，把历史深处人性的光辉揭示给现代人，从中体现我们民族传承的价值，有价值才有意义，才能使后人明理明智，记取历史的经验。一般讲一部作品或是有现实意义，或是对未来的启示，只有很少作品是既对现实又对未来有影响，当然还有一些作品对现实对未来都毫无意义。如何才能使作品有价值呢？古今中外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完全要靠作者对未来、对价值的估量，他们必须在内心深处找到写作作品的动力。不过有一点应当指出，文学不仅是靠艺术感动人，作品背后透露的人格道德甚至比作品本身更能感动人。俄罗斯文学之所以强大，首先是有了高尚的作家群，他们是俄罗斯民族的灵魂，这才使得俄罗斯文学具有了伟大的道德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伟大的作品一定会有具有良知的人格作支撑。
我们应当看到，历史通常会有正面和背面，也就是说有积极昂扬进步的一面，或许也会有丑陋凶残粗鄙的一面，许多时候历史还表现出进步和堕落同时并存的两重性，人类历史和人性一样充满了矛盾，反映了人性的复杂和人类理性的局限。历史和文学就是不断的探索和追问，尤其是在当前，史学和文学都面临着向现代性的战略转型，我们不能总用帝王将相去描述人们的感受，用封建王朝去代表历史，更不能死抱传统的历史文学再现模式，用更多地从不同角度去理解历史，使史学和文学能更多地反映推动历史车轮进步的典型事件和故事，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不是为了记住历史，而是为了看清楚未来。
第四，历史文学要有思想性和时代精神。对人来说历史就是命运，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历史就是思想知识的积累，是精神视野的开拓和提升，历史文学作品不同一般小说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思想性和不同的时代精神。
思想性是作品的灵魂，是文学满足人们精神需求，体现作品生命力的重要环节，思想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者在作品中对生活对人性独到的见解，在作品别具新意的叙述体现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对当时社会不公、丑陋的揭露，对当时社会对文明的批判。一般讲作家不会刻意把自己的思想或思想类的东西塞进书里面，而是读者通过阅读作品悟出作品的思想性和道理，主题先行的作品往往容易陷入生搬硬套的框框。文学是人们精神活动的产物，作品中不光会有作者世界观、人生观的自然流露，广大读者也能从作品中品味出不一样的思想和精神价值。在广大读者帮助情况下作品的思想性往往会高于作者的思想性。
历史的精神，或称为时代精神.不同时代的精神文明程度不同，即便是同一个时代，不同人群的精神文明高度也不一样，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历史与时代的感受主要应从底层的经历和生活中去寻找，人的本质就是文化程度、文明程度，无论是过去的人，现在的人，未来的人，无论你是哪里人，当多大官，发多大财，衡量他们文明程度的标准应当是平等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用文学去翻阅历史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世界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程就是一个精神道德提升进化的过程，中国也不会例外，最终能够支撑中国崛起的只有文明和良知。到目前为止，凡是已经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在筑铸民族精神工程中，人们找到的最好的办法还是文学和艺术，通过启发人们良知去比肩现代国家精神文明的高度，跨入现代民族之林。创作历史文学如同一个尽心的导游，带着读者穿过时空隧道，去认识历史深处的那些人物，了解他们的艰辛和高尚，感受那个时代的荒诞和神奇，从先辈们的心灵情感中寻找他们的思想，缅怀他们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信念，加深我们对历史、对先辈、对人生的理解，安放下我们自己的灵魂，这就是历史文学能够成为精神家园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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