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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历史细节透视政治演进——评《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 ... ...

在中国当代史研究领域，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政权建设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大量档案史料的解禁是开展这种研究的原因和动力。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和方式，以及农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农村的政权建设研究较早地吸引了学者们的兴趣，不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涌现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成果。而有关城市政权建设的研究则相对滞后，尤其缺乏从微观角度对国家政权在城市社会的建设过程进行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的研究。《城市社会重构与新生国家政权建设——建国初期上海国家政权建设分析》（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291页。以下简称《城市》）的出版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种缺憾。该书是郭圣莉女士的博士论文成果，作者以上海为个案，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细致地考察了上海解放以后旧式善团、同乡会等社会团体的消失及居委会组织的创建，理论地再现了新中国国家政权在一个异质性程度极高的城市空间，形成、发展并建构与自身基础相适应的社会基础的历史过程。
全书结构紧凑，论述逻辑鲜明、合理，转折自然。在写作风格、叙事方法以及理论分析上都颇有可称道之处。具体来讲，该书具有以下特点：
一、 以细节展开历史 从写作手法上看，《城市》一书给读者的最深刻印象就是，作者往往从看似随手撷取了一个细节资料入手，在探讨资料本身所反映的事件的基础上，展开对资料背后所蕴示的社会历史进程的剖析。该书前两章分别以解放前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和宁沪乡民的信函引入要分析的问题，探讨了民国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后国共两党对职业性团体和社会团体的改造举措。作者的研究表明对于政治性明显的职业性团体，国民政府在对其进行重新改组后，将其纳入到自己的组织体系之中；对于社会团体则保持松散的管理与合作模式。而在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从革命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双重逻辑出发，将上海原有的职业性团体彻底推倒重建，代之以被纳入到国家体系之内的人民团体；而旧式的救济福利性社会团体“则由于其领导者被认为具有封建性，其组织被定位于封建团体而‘自我淘汰’”。第三章和第四章则分别以一上海市民写给毛泽东的信函和《解放日报》的一篇文章入手将讨论的视域转向国家政权对上海里弄组织的改组改造方面，尤其详细地考察了居委会组织的产生和演变，探讨国家运用“阶级净化机制”对城市里弄空间和居委会组织的整顿改造。第五章以1950年10月《解放日报》社收到的一封读者来信引入论题，在前述讨论的基础上，探讨新中国建立初期，新生国家试图将城市居民全部纳入到各种单位组织之中的宏大构想以及这种理想设计在实践中的演变，对居委会组织在这种演变中所发生的职能和身份上的变化等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最后作者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国家政权建设做出了评价。
上述五章构成该书的正文部分，从城市社会的诸多方面选取旧式社团和城市里弄空间的重组与改造两个方面进行阐述，透视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建设理念和革命逻辑，以小见大展开论述。各章节在逻辑上彼此承接，给人以一气呵成之感，实现了一些学者所推崇的“以思辩化解机械，以情节化解枯燥”1的学术追求。
二、浓厚的历史反思意识 “国民党覆败的原因何在”、“共产党的经验又有哪些”诸如此类的历史追问恐怕要成为每一个治史者心中必然要思考的问题，不同的人由于研究领域和视角的差异得出不尽相同的结论。《城市》一书的研究重点是当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分析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如何在上海重组重构城市社会的组织体系，构造国家的“人民”基础，从而奠定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城市社会基础的过程。但是在研究中作者的关注点并不止于此，从对比分析的角度出发，作者对国民政府乃至日伪时期的社会控制和改造也作了细致的考察。国共两党不同的国家政权建设逻辑以及由此导致的截然不同的绩效与事实，是作者始终萦绕于心的一个问题。有观点认为国民党是一个“城市政权”，从民国时期乡村政治状况及其发展来看，至少可以说国民党政权对乡村社会的渗透与控制是不成功的，而在城市则不同，国民党通过对旧式社会精英及其权力网络的整合确立了自身的统治基础。但是作者的考察表明，国民党对城市社会的控制就像浮在水面的一层油膜，无法深入到社会团体内部和基层，并没有创设一个与国家意志高度统一的城市社会基础。作者指出，虽然国共两党都表现出强烈的将国家意志施加于社会之上，并对社会进行重新创构的愿望。但是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在以独特的方式改造社会的同时，全面清除了旧的社会结构及其基础，并以原来的底层民众为核心重构了独特的社会结构体系……这一政治性社会由于与国家意志的高度一致，从而为国家政权意志的实施提供了最大的基础性空间，即提供了国家政权自身的社会基础，这是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所以成功的关键。”（第18页）而国民党却没有做到这一点。在随后的研究中作者通过对国共两党政权建设做对比分析，从实证上支持了上述论断，从而对先前的设问作出了回答，也对读者给出了令人信服的交待。
作者的历史反思意识并不仅仅表现在对既成事实的追问中，还表现在对历史发展合乎逻辑的解释上。例如在“结语”部分作者指出“新中国在城市社会最主要的变化是取消了所有社会性组织，从而将城市运作体系从行政与社会合作式变成了单一的行政体系。”这种将各种组织国家化（即城市社会中的所有组织，不论是社团性的还是单位式的，不论是工厂、学校、政府机构还是居委会，都从行政上隶属于国家，并依其不同的性质、特点承担相应的社会性事务）的单一行政体系，是后来单位制发展的早期基础（第266-267页）。作者并进一步认为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体系，以及国家能在制度上保证各类社会组织的政治忠诚性是计划经济产生的诱因，或者至少可以认为“这种将社会高度国家组织化，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我们认为作者的后一推论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这一论点为我们从社会历史条件角度思考计划经济的实施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三、强烈的理论建构色彩 强烈的理论分析与建构色彩是该书又一特点，表现之一就是作者创造性地运用西方术语和理论概念分析中国问题。“国家政权建设”理论是该书的主导理论，在运用这一概念时，作者首先对“国家政权建设”这一概念的西方历史背景和学术内涵作了阐述，并进而指出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与西欧的国家政权建设的区别与联系，从而使这一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下获得了新的内涵和所指（第6—18页）。再如作者提出“社会性‘公共领域’”一说，以与西方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相区别，同时又表明了这种在中国“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于传统格局之下出现的应变性‘领域’”所具有的“现代内容”（第38页）。这种较强的理论分析与概括能力还表现在作者常常运用简练的语言对研究对象的特点和性质做恰当的概括。如作者构造出“阶级净化机制”一词，用来概括新中国建立后国家政权对城市社会进行改造和重组时所采取的独特方式，即“一种特殊的以阶级为标准的社会整合方式”，不仅包含着以阶级为标准对各种组织、人员的清除与替代，而且包含着对社会的“净化”，即以阶级观点将复杂的社会问题变为单一的政治问题，将社会成员划分为“敌人”与“人民”阵营，并运用这种逻辑和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第193页）在该书第三章中作者还分别用“福利性居民组织”和“运动式居民组织”来标明居委会产生之前里弄组织的特点，言简意赅地涵盖了论述对象的性质和特点。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作者长期以来致力于上海居委会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质量的论文，并有专著出版。2为完成论文写作，作者对上海市档案馆、上海民政局档案室和武汉档案馆的相关档案进行了详尽的搜集整理。全文24万字，注释达380条，征引文献230多种，这在政治学著作里是难能可贵的，反映了作者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
统览全书，该书也存在不足之处，个别结论有待商榷。首先作者的立意是以上海为个案考察中国当代的国家政权建设，从国家政权建设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作者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分为“国家对社会的重构与整合”和“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与协调” 两个阶段，并明确地将自己的研究范围锁定在第一个阶段。但是作者显然无意将自己的研究扩展成对国家政权建设的全面考察和分析，实际上只是选取了上海旧式社团的改造与重组以及里弄组织从保甲到居委会的演变两个方面进行考察。但是作者在文中并没有对选取的研究对象进行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何以选取这两个方面作为考察国家政权建设的切入点，这两方面在城市空间改造和国家政权建设处于何种地位，具体到上海这一城市来说这两个方面又有何代表性等等问题作者都应有详细而明确的论述和说明。其次，作者的一些理论分析缺乏实证支持，某些结论缺乏必要的批判意识 。 例如在结语部分作者指出，建国初期国家政权建设的特点或者说结果之一就是伴随着国家政权及其意志向社会的全面渗透，使整个社会政治化、国家化。伴随这一进程，国家政权取消了所有社会性组织，从而将城市运作体系从行政与社会双重体系转变为单一的行政管理体系（第264-266页）。在随后对这一政权建设过程的评价中，作者认为政权建设导致的上述结果并不是说明1949年的国家政权建设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中国革命后的国家政权建设是从当时实际出发的，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也是相当成功的国家政权建设过程。”（第268-269页）那么我们不禁要问：这种单一政治化、国家化的社会真的是中国国家政权建设逻辑中的题中应有之意吗？这种完全丧失自身独立性、自主性的城市空间是否有其历史合理性和必要性呢？换句话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治社会的曲折发展，除了要归咎于某些领导人的决策和判断失误以及政治体制的弊端外，是否还应该从社会乃至社会中的人去找原因呢？而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对社会和人的政治化模塑是否难辞其咎呢？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索和回答的问题。从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来看，在国家政治生活非正常运转时期，这种高度政治化、国家化的社会空间非但无助于国家权力的理性化，反而成为各种非理性政治运动的推动者、牺牲品。我们认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部分地正是由于国家政治权力对社会的强势控制以及由此导致的社会独立性的丧失。因此从社会的角度观之，作者以成功二字论断建国初期的国家政权建设不免失之武断。
英文标题：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Evolu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Details: Review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ity Society and State-building of New China”
1 刘平：《塑造“国民”与“国民革命”——评费约翰＜唤醒中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2 郭圣莉：《居民委员会的创建与变革——上海市个案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年。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38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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