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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史研究的非线性化及其方法论问题——对近年来洋务运动史研究的一个检讨 ...

近几年来，关于洋务运动史的研究和讨论异常热烈，思想之活跃，探讨问题之直率，都是几十年来未见的。这种情况，一方面表明历史学界、尤其是洋务运动史研究的繁荣兴盛；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洋务运动史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某种不算次要的缺憾，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
一
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的争议，早在洋务运动时期就已开始，后来时断时续，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了。虽然各个时期的争论有性质上的不同，但也足见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参见章鸣九、徐泰来：《洋务运动研究的回顾》，《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建国以后，国内史学界对洋务运动史的研究逐步深入。至六十年代初，曾发生过一次比较大的争论。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正常的学术讨论无法进行下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出现了学术繁荣的新局面，沉寂多年的洋务运动史研究，爆发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大讨论。这是六十年代初那场争论的继续和发展，围绕着洋务运动的总评价，在有关洋务运动的兴起、目的、结局及其性质、作用等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重大的分歧，形成几家看法相去甚远的学术派别。一些研究者，如李时岳、胡滨等同志，主张把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相提并论，列入中国近代进步运动的行列中。概览这一派的意见，主要是不满意于史学界长期存在的片面强调阶级斗争、简单地不加分析地贬低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错误倾向。他们强调指出，在中国近代史上，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是历史的进步，尽管洋务运动是封建统治阶级发动的，但它是封建中国向资本主义迈出的第一步，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方向，因此是一个进步的运动，与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一起，组成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的三个阶梯。针对上述观点，以姜铎等同志为代表的另一批研究者则认为，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确实起了某些促进作用，但较多的却是对民族资本主义的阻碍和压抑；对帝国主义虽然也有矛盾和抵制，但主要倾向是妥协和屈服。他们强调，洋务运动是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勾结的产物，是作为人民革命运动的对立面而产生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运动，它在客观上产生的一些进步作用既抵消不了它的反动作用，也不能改变其反动的本质。在这两种不同观点激烈争论的同时，夏东元等同志提出的比较稳健的观点自成一派。他们认为，洋务运动延续时间近四十年，在它发展的各个阶段，情况不断地变化，不能一概而论。洋务运动在其早期和中期，带动、保护和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但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到了后期，封建主义超经济的强制就愈益严重地压制和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他们在指出洋务运动因其政治上的反动性而不能纳入进步运动行列的同时，比较强调它前期在经济上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进步作用，认为正如不能以动机否定效果一样，也不应该因为政治上的反动性质低估了洋务运动在社会经济发展方面的进步意义。
总之，这场争论的实质内容，仍然集中在二十几年来的老问题上，即洋务运动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起了促进作用还是阻碍作用；它是延缓还是加速了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它的性质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归根结底，洋务运动究竟属于近代中国反动运动的发展路线，还是属于中国近代化过程中进步运动的发展路线。这样，一场评价洋务运动的论争又直接导出了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辩论。
早在五十年代，史学界就热烈地讨论过关于近代史的分期问题，当时虽未直接就近代史发展线索展开讨论，但实际上，分期和线索只是一个一而二的问题。到了1984年，在关于洋务运动的论争中，《历史研究》杂志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李时岳首先发表了《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指出“三次高潮”的提法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关键在于没有把阶级斗争和社会经济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没能把唯物史观贯彻到底”。他认为中国近代社会有半殖民地化和半资本主义化两种趋向，前者对后者有影响，而应以后者作为近代史的主要线索。半资本主义化趋势的具体标志是：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这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四个阶梯”论。此后，张耀美在《也谈中国近代历史前进发展的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一文中，更加明确地写道：“近代中国历史前进发展的方向是资本主义道路，代表这一发展方向的阶级是资产阶级，”认为“研究近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我以为还是以反映社会经济矛盾的国内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比较合适。”并重申“四个阶梯”论。针对“四个阶梯”论，章开沅发表了《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认为：“史学工作者的任务，决非简单地重复阶级斗争是基本线索这一人所共知的结论，而是应该着重探索阶级斗争在各个国家、各个阶段的具体表现。”文章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重新阐述了传统的“两个过程”，“三次高潮”论。章开沅认为，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提出的著名论断：“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仍然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内容的最好的概括，假如再加上一句中国人民“为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的过程”，就更完整了。从而提出从民族运动的角度，把“五四”以前的几十年概括为“两个阶段，三次高潮”，以1900年为界标，前一阶段包括太平天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这两次民族运动的高涨，后一阶段包括辛亥革命。作者认为这三次民族运动的高涨是近代史发展的整体态势，体现了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和规律。接着，张海鹏在《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一文中，就李时岳等提出的新观点进行了辩驳，他认为：“在中国，不驱逐帝国主义势力，不推倒封建主义统治，民族工业企业要发展是极其困难的，有些甚至是不可能的，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因此，把发展资本主义当作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的根本道路，是欠妥的。”重申：“‘两个过程’论是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正确概括，它正是毛泽东本人的原意，而不是对毛泽东本人原意的‘误解’”。
综上所述，1979年以来出现的如此热烈的关于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是十分有益而富于启迪的。这场争论把洋务运动史和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然而这场争论同时又表明，这种进步并不意味着根本性的突破。表面看来，各家学派皆独树一帜，观点鲜明，互不相让，有百家争鸣之气象。但是，争论各家在观点上的歧义，正反映了他们理论出发点上的同一性，这就是关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观。这几年关于洋务运动性质和近代史基本线索的激烈辩论，充分发展了这种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线型发展观，将这个理论的运用推到一个新的高度，形成了洋务运动史研究和近代史研究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正如一切被自己的高度发展所日益穷尽的理论体系一样，人们忽然感到，关于这些问题已经谈论得够多了，快要无话可说了。当一些研究者还在热衷于辩论，精心修补完善自己的论点的同时，另一些研究者已经厌倦这种争论。他们呼吁多进行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期望以此来促进宏观问题的解决，求得宏观认识的一致。这表明学术界对洋务运动史研究中潜在的危机已经有所觉察，正期待着一种新的突破。而实现这一突破的关键，就是摆脱关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观的束缚。
二
那么，在何种意义上，线性发展观不能令人满意呢？不弄清这个问题，就无法谈到对它的突破。
关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念，是十八、九世纪理性时代的产物。自从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建立了近代物理学开始，西方自然科学就进入一个空前发展的时代。牛顿力学相信，时间和空间是一种绝对客观的存在，物体则遵循着严格的规律在其中运动，只要掌握了物体运动的规律，人们就可以由A而知B，由B而推知C，等等。这些规律是可以认识的，科学的使命就在于发现这些普遍存在的规律。这样，就奠定了整个理性时代科学研究的模式乃至哲学思维的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思维是一种关于必然性的线型因果思维，而这种思维模式则启发了关于历史的线型发展观。恩格斯曾说：“正如今天的自然科学家，不论自己愿意与否，都不可抗拒地被迫考察理论的一般结论一样，每个研究理论问题的人，也同样不可抗拒地被迫研究近代自然科学的成果”（《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65页。）。近代科学发展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人类，也使十九世纪的思想家们相信，如同物质世界一样，社会的发展也是循着某种规则的运动，人们有能力找出这些神秘的规则，并描绘出社会发展的一条必然性线索。这样，历史学就将自己提高成为一门科学。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了历史唯物主义。线性因果思维是构成近代科学思维典范的一个方面。历史唯物主义虽然产生于十九世纪，但它一经产生，就有自己独立的形式和内容。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总是随着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不断改变自己的形式。因此，产生于上个世纪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随着科学思维的发展而前进，在理论上不断地取得新形式。当时其他一些思想家也曾作过种种努力，企图发现一条普遍的人类社会发展的路线。然而，除了历史唯物主义，它们都不能满足科学地解释人类历史的要求，虽然它们在形而上学方面的价值，仍然是不可忽视的。
可见，近代的线性发展观在杰出的思想家那里，曾经是启发创造性思维的动因，但是到了蹩脚的历史学家手里，却会变成束缚思想的绳索。这是因为：线性发展观由于其本身的理论简约性而与社会现实内容的丰富性构成的矛盾，只有两个办法才能解决：要么放弃自己包容一切社会现实的野心，把自己适当地降为一种理解和解释某部分具体历史的方法；要么它就放弃作为实证的历史学的资格，仅作为一种形而上学存在下去。对于后一种情况，这里毋需多说。假如是前一种情况，即在一定的历史材料中去寻找某种发展的线索，作为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固然它完全有理由存在，不过，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种方法的局限性还是很明显的。尤其是在研究者对这种方法的局限性没有认识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就中国近代史研究而言，抓住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想法，确曾推动过这方面的研究，帮助人们加深对近代历史的理解。但在另一方面，近代史研究和洋务运动史研究长期纠缠于某几个问题，研究领域狭隘，研究层次难以深入，又不能不说是受制于这种抓主线的想法。近代中国社会在一个世纪的风云动荡之中，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内容是如此丰富，以致于很难用某一条基本线索概括尽净。多年来，关于近代史主要线索和洋务运动评价的问题长期争论不休，其实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出发点和不同的角度着眼，对于近代历史的基本认识就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两个过程”论者主要从阶级斗争的政治意义着眼，将重点放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上。从这条线索来看洋务运动，就会强调洋务运动的反动本质，对洋务运动作出基本否定的评价。“二个阶段、三次高涨”论者主要以世界范围的近代民族解放运动为背景，强调指出救亡图存的民族运动如何制约着阶级斗争和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洋务运动，就会发现洋务运动虽然带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却由于其政治上的反动，由于其浓厚的封建性和日益屈从于西方殖民主义，致使洋务运动不能成功，应当从整体上加以否定。而另一部分论者，则从社会生产方式的进步着眼，主张以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为主要线索。以这个标准来取舍，自然就会强调洋务运动采用新的生产方式的重大意义，将洋务运动作为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运动的开端列入进步运动的行列。显然，几种看法都自有其成立的理由，都反映了一部分历史实际。这些侧重点不同的研究，可以产生互补的效果，对于把握历史的总体是十分有益的。但是，如果将某一侧重点认定是近代中国历史唯一重要的发展主线，而将近代历史的其它方面都只看作某一条主线的附庸或陪衬，就不啻是挂一漏万，得不偿失了。有的论者苦于这种分歧和争论，提出是否能够统一评价的标准，从而使纷争得到解决。这种想法，使得一些研究者徒劳无益地去寻求一种本来并不存在的标准答案，愈来愈深地卷入纷争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忽略了近代史研究中其它一些值得注意的领域。
事实上，任何一种主要线索的提法都不同程度地冒有损失更广泛的研究领域的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即使研究者在理论上承认近代历史的丰富内容，承认主线不能代替全体，而只是认为必须有一条主线去组织整部历史，其实际结果仍然不会有什么两样。因为在一、二条线索上能够组织起来的内容，总是十分有限的，而社会实际则永远是丰富的、多维的。
在近代史研究领域，传统的线性研究包括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等几条线索，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可以认为都有了。把这几条线索交叉一下，似乎也就可以算作一种综合性研究了。然而广义上的文化史研究，则完全被忽略了。宗族制度在近代怎么样了？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又怎么样呢？基督教的大规模侵入对中国原有的道教、佛教以及民间宗教的影响如何？近代商业大都会的兴起给传统社会结构带来些什么样的影响？等等。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没有研究或很少研究。为了将历史组织在主要线索上，就不得不以牺牲其丰富性为代价，以至于长期以来，我们的近代史好象只是一部革命史，或政治斗争史，或者反侵略斗争史，等等。经济史主要是政治经济史，思想史也几乎只等于政治思想史。这种情形已经引起史学界和知识界的普遍不满。有的研究者企图扩大线索的容量，用以补救这种研究中的偏狭，且不说这种办法实在太费力，因为必须不断地设法应付不断出现的新课题和不断拓展新的领域，更要紧的是，这样一来，主线论者就会发现自己处在一种形而上学化的危险之中。
再次，抓主要线索的想法，又往往使研究者过分注意了历史表面的、纵向的发展，而忽视了其深层次的、横向的联系，将注意力集中在革命、战争等重大事件以及少数重要人物上，却很少花力气对冰山山尖下巨大深厚的社会基础作深入的分析研究。这就使一些历史评价显得单薄而公式化，往往不能令人信服。
就洋务运动来说，这些年来热烈地争论它的性质、作用，评价它成功还是失败，但实际的研究工作却开展得很不够。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变化的情况如何，社会意识变化的广度和深度如何，目前的研究都还不够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强调它对近代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但是究竟这些成分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占有多大比重，发生影响的范围有多大，我们并不很清楚。研究思想史，往往只注意少数代表人物的典型思想，研究方法大多限于比较简单的定性分析，至于各种思想、思潮在传统意识形态结构中的地位如何，发生何种影响，与传统思维方式的关系如何，我们大多不甚了了。总之，抓住主要线索的想法，把我们限制在历史发生学的水平上，许多研究者急匆匆地追寻历史上表露着的一件件新事物，一个个新思想，而无暇顾及隐蔽于其下的深层结构中缓慢滞重的运动。这就产生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研究者似乎与他的研究对象产生了某种交感反应，你说不清究竟是研究者本人的时代紧迫感给历史打上了印记，还是历史的急速行进在暗中影响着研究者，使他不得安宁。
综上所述，近代史研究在线型发展观的束缚下，既缺乏高度的综合性，也缺乏对深层结构的微观分析。这种状况已经到了必须改变的时候了。有的研究者提出，近代史研究的重点应当从革命转向社会。无论提议者的动机是什么，这个提法本身就代表了近代史研究的新趋势，这就是：从抓主要线索为主的表层研究过渡到以整个近代社会结构的运动为对象的立体研究。
三
那末，历史研究如何摆脱这种线性思维模式的束缚呢？对这个问题，自然科学的新进展又一次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尤其是现代物理学的发展，人们的思想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问世，从根本上改变了牛顿力学建立起来的科学观念和思维方式，人们已经认识到一切都是相对的，时间、空间、运动是相对的，科学和真理也是相对的。量子力学的实验和研究进一步表明，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观察和描述只具有相对的准确性，任何一方面观察的精确必定以另一方面的不精确为代价，而对同一实在的不同描述，在认识上则是互补的。波尔认为，这种互补原理不仅适用于物理学，而且是人类认识的普遍原理。
现代物理学的发展引起了科学观念和哲学思维方式的革命，具有一定科学知识和哲学素养的人不能不承认：一切认识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我们所知的任何运动的规律性都是概然的而非必然的；由于这种认识上的限制，多角度地观察和认识事物运动则是必要的。
以这种思维方式去考察历史，就会注意到，人类历史的发展在许多关头都面临着不止一种可能性，某一特定历史之形成，并非是一个绝对的唯一的过程，而是一系列选择的概然性结果。正是由于这种概然性，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过程中，创构出无限丰富的、各具特色的民族史、地方史等等。这一发现使二十世纪的史学家认识到，描绘少数几条必然性发展线索，远远不能概括人类历史发展的丰富内容。每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历史都有其独特的地方，这种独特的规定性并不仅仅是由于发展阶段的先进与落后带来的差别，而是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它具有其本身的价值而不应为人类发展的共性所抹煞，更不应被视作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的附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欧洲中心论受到西方史学界的自我批判；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在酝酿，新学科开始出现。
事实上，早在十九世纪后半叶，人们就已深感传统历史学的贫乏而尝试着各种突破。在史学界内部，分化出了民俗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在史学界以外，产生了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新兴学科。但是，直到二十世纪，随着思维方式的改变和新的研究手段的发现，所有这些努力才汇聚成一股研究民族文化、土著文化和社会史的潮流。
二十世纪的哲学思维亦在方法论意义上取得新的突破。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的兴起，使人们突破了传统归纳法和线性因果思维的方法而注意到事物的多维性质和建构主义特征。信息社会的悄悄到来，也使身在其中的人们不知不觉中更多地采用了扩散型、横向型的思维。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中，在现代科学方法的启发下，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在研究方法上有了长足的进步，一群新的边缘学科的兴起，各种新的方法的运用，大大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手段，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加深了人类对自己的认识。
二十世纪人文科学的新进展，可以说是在二个层次上摆脱了关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在宏观方面，出现了文明或文化圈的观念，用以取代线型的发展模式；在微观方面，对某个特定的文化，不再满足于描绘一条简单的发展线索，而是力图重建它的社会文化结构，注重剖析它的深层结构，立体地把握它独特的内涵。这种动向值得我们研究。
那么，是不是传统的方法就不再有用了呢？也不是。传统的归纳法和简单的线性因果研究法不但过去有用，现在和将来也都有用。所谓方法过时的提法，只是在思维方式陈旧的层次上，才是有意义的。反过来说，新方法的运用也只有在研究者接受了新的思维方式的情况下，才会有效。否则，就只会是新瓶装旧酒，徒然地用新名词装点门面，于实际的研究工作则毫无助益。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224页。）。这种改变中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改变，而具体的方法，只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有待于研究者的努力，并无什么限制性的规定。因此，笔者既不打算也不可能开列一份近代史研究方法的清单。笼统地说，近代史的研究在进行传统的经济史、政治史、思想史的分类研究的同时，应当积极开拓新的领域和新的课题，并且在研究手段方面，广泛地引进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人种学等学科的方法，创构一批边缘学科，从而构筑一个多层次的历史研究架构。事实上，在近代经济史和文化史等方面，有不少研究者已经在致力于一些更深入的研究。一些新课题的出现和新方法的运用，也愈来愈引起研究者的兴趣。近代史研究正在逐渐向深度和广度拓展。
确实，近代中国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到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为哲学革命和政治革命，而且也在社会结构的最底层，在人们意识形态的最深处悄悄进行着。为了适应西方文明崛起后形成的新的世界格局，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运动。就社会结构而言，从各级政权机构的组织形式，到一个个偏僻村落的家族制度，从近代都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作用，到都市中居民阶层的组成及其与农村的关系，等等，呈现出一个立体的、多层次的运动。就社会意识而言，从近代哲学革命，到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的转变，再到普遍社会心理氛围的更新、民族性格的某些潜在的变化倾向，也是一个多层次的运动。近代社会的变化，可以说是传统社会文化的一次整体性的重构运动。研究者只有透过表象，进入深层结构中去，并且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置于整个结构运动的背景之下，才能比较真切地把握近代社会变迁的性质。
今天，我们民族正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关头，需要对整个中国近代化过程作一次深刻的反思。这是对历史学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对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者来说，如何能够作出具有时代高度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能否超越关于历史的线性发展观，在现代意义上把握近代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内涵。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38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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