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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左宗棠收复新疆时的军械、军火运输

近代以来，伴随着列强的船坚炮利，清军中也开始逐步装备新式的洋枪洋炮。19世纪70年代以后，输入的洋枪洋炮中后装单发枪种类较多。主要有英国的亨利·马梯尼、美国的林明敦、法国的老毛瑟、英国的士乃德等。这些枪的形制、性能大致相同，其特点是：口径大，枪管长，枪身笨重，携带不便。（注：刘申宁：《晚清陆军武器发展述略》，收入《中国近代军事史论文集》（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364页。）与此同时，各种后膛炮也陆续输入，包括要塞炮、舰炮、野炮和山炮。主要有：阿姆斯特朗式、格鲁森式和克虏伯式几种。（注：刘申宁：《晚清陆军武器发展述略》。）当然，后装枪炮因为新颖、昂贵、配备极少，使用较多的是19世纪60年代输入的前装炮，种类主要有炸炮、短炸炮和线膛前装炮。
作为湘军主要将领，左宗堂本人一直非常重视西洋军事技术。他认为：“西人洋枪队式，行列整齐，进止有度，远胜中土。”“旧式枪炮，本己精工，近改用后膛进子之法，进口大而出口反小，致远取准，更为精妙，其新式则愈出愈奇，实则枪如后膛螺丝开花，已极枪炮能事，无以复加……”（注：（清）罗正钧著，朱悦、朱子南校点：《左宗棠年谱》，岳麓书社，1982年，第272页。）因而，在自己的部队中装备了相当数量的西洋兵器。在楚军营制中，还特别制订了爱惜洋枪一条，开首便说：“洋枪、洋炮、洋火、洋药，不独价值昂贵，购买亦费周章，凡我官勇，务宜爱惜，不可浪费。”（注：（民国）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岳麓书社，1984年，第68页。）可见对此事的重视程度。
在收复新疆过程中，这些近代化武器的配备，使清军战斗力明显增强。同时，也使运输规模和运输难度大为增加。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当时配备的洋枪洋炮，主要产地在国外（多系德国造），而采买地是上海，离西征大军可谓遥遥万里。其间要经过波涛汹涌的大海，然后沿长江到达武汉，再换马匹驮至肃州，运到前敌还要由驼骆来牵引。为此，左宗棠建立了庞大的转运机构，正如英国人包罗杰所描述的：他们（清军）“在靠近乌鲁木齐的古城设立了司令部，为保证他们和甘肃之间的交通，已组织了正规的信差来往，武器、后勤补给和人员源源不绝地穿过戈壁流向远征军”（注：（英）包罗杰著：《阿古柏伯克传》，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00页。）。
一、收复新疆过程中军械、军火的采买
当时，军械、军火的采运非常艰辛：“军火、器械一切……逾山水万里以达军前，始工（供）取用，一物之值，购价加于运费已相倍蓰，尚须先备采运实银，乃期应手。”（注：（清）左宗棠著、邓元生校点：《左宗棠全集·奏稿》，岳麓书社，1987-1996年，第327页。）具体事宜由设在上海的采运局委员胡光墉负责。
在上海，销售军火的洋行很多，主要有：地亚士洋行、麦登司洋行、新泰来洋行、拿能洋行、马德隆洋行、琼记洋行、太古洋行、泰来洋行、德生洋行、香港南利洋行、美国纽约“林明敦”制造厂等等。由于时过境迁，我们已很难准确知晓哪些洋行参与了西征的军火交易，但根据兰州制造局专仿普式（德国）螺丝枪及后膛七响枪（注：《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14第49页。）及从德国购买武器的记载来看，（注：董蔡时：《左宗棠评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28页。）专营“普国大埠加士答炮局、专铸成灵巧坚固铜炮”的香港南利洋行及曾参与左宗堂第二次西征借款的德商泰来洋行的可能性最大。凭借办洋务的精明，胡光墉来往于这些洋行之间，精心选择，讨价还价，大批军火得以转运西北，仅1875年在兰州就存有从上海运来的来福枪“万数千枝”。
左宗堂对于胡光墉在上海的采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光绪四年四月的一份奏折中，他竭力主张对胡进行奖叙。他认为胡光墉自办理上海采运局务以来，已历十余年，“转运输将毫无遗误，其经手购买外洋火器必详察良莠利钝，伺其价值平减，广为收购，遇泰西各国出有新式枪炮，随时购解来甘，如前购之布洛斯后膛螺丝开花大炮……现在陆续运解来甘者大小尚存数十尊，后膛马步枪亦数千杆，各营军迅利无前。关陇新疆速定，虽曰兵精，亦由利器，则胡光墉之功，实有不可没者。”因此，认为“此次新疆底定，核其功绩，实与前敌将领无殊”（注：（清）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588页。），要求破例给胡光墉赏穿黄马褂以示恩宠。户部经过一番议叙，批准了他的请求。从中可反映出上海转运局对军火和其他军需品采运的贡献之大。
二、收复新疆过程中军械、军火的自行制造
后来，左宗堂感觉单纯从上海采运洋枪洋炮运道太长，费用太巨，所以先在西安后在兰州创办过制造局，就地生产。其中，于1873年（同治十三年）创建的兰州制造局对收复新疆的军火补给起过重要的作用。
当时，局务由总兵赖长主持（当时为记名提督）。（注：（清）宝鋆纂修：《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故宫博物院1931年据清内务府影印本，卷50第19页。）左宗棠对之曾有“夙有巧思，仿制西洋枪炮制作灵妙”（注：《左宗棠全集·奏稿》卷44第62页。）的评价。制造局工匠多为“浙匠”和“粤匠”，虽也有“洋匠”，但中国工匠在该局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产品可考的有：仿制德国“后膛螺丝大炮”，“延粤匠学造，已成大小二十余尊，与布炮大致无殊。”造轮架大炮，“又仿其意造二百余斤重炮，用车轮架放，亦殊合用。”（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15第41页。）造后膛上响枪，“局造已成数十杆，亦能及之”。改制劈山炮及广东无壳抬枪，“劈山架改用鸡脚”，（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15第42页。）“无壳抬枪，改照洋枪式，安宝嗒嘴，用铜帽子。”除此之外，还“自造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注：《左宗棠全集·书牍》卷14第49页。）从1881年全局开销西洋、浙、粤各匠工银二万四千二百九十四两三钱一分三厘的情况看，（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第1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第447-448页。）规模不算太大。但是，由于赖长精于业务，所以军械质量能够保证，据说，俄国军官索思诺维斯基看到兰州制造局所造枪炮之后，“叹服同声，自此亦稀言枪炮矣。”（注：《左宗棠年谱》第300页，《光绪朝东华录》第307页，或参照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辑），国立故宫博物院，1973年，第349页。）光绪元年，在刘典的筹划下，火药局也在兰州成立了。自此，原先从海外购买的子药也可就地取补了。所造火药，经左宗棠检验并使用，认为好的已能做枪药。与洋火药相比，则洋火药每发只有二钱五分，土火药须要多加七分，力量才可和洋火药相等。可见，土火药与洋火药在质量上还是有差距的。至于其余种类的土火药则远不如洋火药，原因是子粒稍粗，不很过火。（注：《左宗棠年谱》第174页。）这样的火药用于战场，其威力自然逊色不少，但考虑到当时中国近代工业的总体面貌，也就不足为怪了。就这样，兰州变成了一个积蓄军火的大本营，武器和弹药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前敌。（注：《阿古柏伯克传》第214页。）
三、收复新疆过程中军械、军火的转运
那么，究竟如何转运呢？当时，西进的大军中配备有专门的枪队、炮队，（注：左宗棠在给清廷汇报克复古牧地及乌鲁木齐各城大慨情形时写道：“臣拟咨商金顺、锡纶布置各城堡要隘，一面商办善后事宜，一面咨调张曜、徐占彪会同刘锦棠进规南路，并增派马步各营及枪队、炮队赴前敌助剿”，从中不难看出，当时军中已设有专门炮队、枪队，初步适应了近代战争的交通形式——见（清）朱寿朋编纂、张静庐等校点《光绪朝东华录》，中华书局，1984年，第278页。）经常用作进攻的先锋，在整个军事作战行动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在老湘军各营营官直辖的亲兵中，还设有劈山炮二队。（注：龙盛运：《中国近代史专题研究从书·湘军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76页。）
光绪二年九月，为防守吐鲁番进而顺利攻取托克逊，左宗棠拨副将秦玉盛马队一营交徐占彪，拨副将武朝聘马队一营交张曜，并令炮队游击陈文英带开花大炮及仿制短劈山开花炮助之。后来，他考虑到刘锦棠全军由于驻防护运而愈分愈单，又“命参将侯名贵所管炮队，护开花后膛大炮两尊，车架开花后膛小炮四尊，又饬解后膛七响枪三百杆，均配子药赴乌桓，续调肃州镇总兵章洪胜、总兵方友开带所部马队两营，总兵桂锡桢马队一营，均归刘锦棠节制、调遣，……凡所添调马队均加拨军械。”（注：《光绪朝东华录》第307页。）显然，这些专门的枪队、炮队或用作先锋的马、步各营日常需要大批军火给养。这样，军火运输显得格外迫切了。
按照当时军中惯例，“各营军装、军火向系自行购办，由陕、甘沿途州县派车运送，毋庸由粮台豫为备办”。在创办了甘肃制造局、甘肃火药局之后，军火补给较以前近便一些，各军子药适用缺乏，可以随时借领。（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3全宗165目录8120卷第61号，景廉片语：“原奏内所称粮台专司转运，不必参豫军务，致滋縻费，各营军装、军火向系自行购办，由陕甘沿途州县派车运送，毋庸由粮台豫为备办，益（亦）云该督已设局，若各军子药适有缺乏，可以随时借领等语。”）具体办理拨付事宜的是陕西军需局。（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3全宗122目录6055卷第27号，金顺片语：“陕西军需局历年竭力（供）拨奴才军营饷项、帐房、军火毫无贻误，随时接济，有：陕西候补道方鼎录，盐运使衔道员用陕西西安府知府李慎”。）主持局务的是陕西候补道员方鼎录和盐运使衔道员陕西西安府知府李慎。但在实际执行当中，对于事关全局的重要军火补给、运转仍需由左宗棠妥为筹划。同治十二年十二月，他就曾拨副将冯桂增布鲁斯螺丝后膛开花大炮一尊，饬总兵邓增带领炮手随金顺出关……并益以新制连架劈山炮十尊、布鲁斯螺丝后膛炮一尊，七响后膛枪十杆。（注：《左宗棠年谱》第256页。）
军火一般由各部队（尤其是炮队、枪队）自行携带、护运。但有时也由步队护运，（注：《光绪朝东华录》第266页，光绪二年八月左宗棠奏折中语：“提督谭和义、唐国华率步队拥护开花大炮。”）甚至不惜从数千里之外护送至前敌。光绪元年，乌鲁木齐的军队就曾从绥远城运来抬枪三百杆，同时还有随枪的一些零部件。（注：（清）昆岗等修；李鸿章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光绪二十五年大字石印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卷899。）有时，为了缓解军火短缺，还从京师调运军械装备。从1875年9月至1876年7月，先后四次谕令从神机营和工部向驻新疆哈密、塔城、布伦托海等地的清军拨解大量武器弹药。其中，仅光绪元年(1875)九月二十日就命令神机营和工部火药局向驻哈密的文麟拨发带刺刀洋枪二百杆，洋帽十万个，七响后膛洋炮二百尊，随带炮子十万，各种火药三万两千斤，火绳四千盘出关，由察哈尔都统安排解赴哈密交接。（注：（清）世续监修；陆润庠总纂：《清德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卷16。）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一日，额勒和布也曾命该军赴京制备军装委员富里布承领转运过一批拨自神机营的军火，其中，有洋火药一千斤，大铜帽四十万粒。（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3全宗165目录810卷第65号，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一日额勒和布等片中提到。）
我们还可从荣全请求清廷再由神机营和工部拨解军火的奏折中看到运输的繁重：“由神机营再拨台枪三百杆，随带三百分六力以上弹弓五百张、皮弦一千条，梅针箭三百枝，并请饬下工部续拨万夯火药五千斤，枪铅丸六万出，鸟枪火绳一千丈，烘药五十斤。”这么多的军火要由北京出发，先运至察哈尔都统驻地，然后加派弁兵押送，由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二城转解前来。（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3全宗122目录6057卷第138号，光绪元年十一月二六日荣全片中提到。）
军火运输虽说不如粮运自然损耗大，但损失仍是触目惊心的。光绪元年四月，大军出关之际，陈国珍所部军队“因军装车辆在路损坏，所有子药未经全数，随带出关”，由于未拣派人员看守，也未及时雇车搬运回营，以至于“将铅丸、药条等项散弃空墩之内”（注：（清）左宗棠著；邓元生校点：《左宗棠全集·札件》，岳麓书社，1986年，第308页。），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就目前掌握的史料看，在收复新疆过程当中，曾经转运过的军火还有：张曜出关时，配给连架劈山炮十门，（注：劈山炮是一种旧式火绳引爆的迫击炮，后经甘肃制造局改制，用合膛开花弹，炮架也改为鸡爪式，原需13人拖放，改造后只需5人。）德国造后膛来福线大炮一门，七响后膛枪三十杆。桂锡桢马队出关时，配给德国后膛开花大炮一门。刘锦棠部是西征主力，装备也最优，出关时除原有枪炮外，又配给各种火炮十多门，包括最新式的后膛开花大炮，各种枪支一千多杆。后来又拨过大洋火一百万颗，标响枪子二万八千颗，大号、三号开花后膛炮两尊，各配弹五百余枚，七响后膛洋马枪三百枝，每枝配子八十排，每排七发。来福前膛马洋炮五百门，每门配子三百发，合膛大号洋尖子十五万颗。又拨过田鸡炮，不记多少尊，配弹五百枚，是当时最新式的炮，可打好几里远。（注：《左文襄公在西北》第134-135页。）
当时，还采用了一些利于指挥作战的先进仪器。比如，前线指挥官使用了双筒望远镜。1902年5月，新疆巡抚饶应祺在一份奏折中提及：“前督臣左宗棠、抚臣刘锦棠出关，携运后膛来福马枪，哈乞开斯、马蹄泥、标针快，利名登、七响、八响、十三响枪共二万余杆。”（注：（台湾）国立故宫博物院编辑：《故宫文献特刊·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第15辑），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二十七日甘肃、新疆巡抚饶应祺奏。）这还不包括金顺、张曜等部的武器装备。
四、收复新疆过程中军械、军火的巨大威力
由于左宗堂的部队大量装备了进口或仿制的洋枪洋炮，其战斗力有了明显的提高，这不仅是量的增加，更是质的转变，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西征军的面貌：它已是一支具有初步近代化色彩的军队。正象包罗杰所评论的，这支军队“完全不同于所有以前在中亚的中国军队，它基本上近似一个欧洲强国的军队”（注：《阿古柏伯克传》第245页。）。
这些近代化的武器装备在西征中发挥了巨大威力，成为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
光绪二年六月，在清军攻拔古牧地的战役中，初步显示其攻坚的作用。当时，古牧地守敌甚为顽固，“金顺遂饬所部环城正西、西北、西南三面结垒，抽派营勇于南城外昼夜修筑炮台，以高过城身一丈为度。其各面原有炮台，均令培土、铺板以便安炮，迨炮台告成，布置就绪，金顺督所部攻西北一带，并分开花铜炮一尊置湘军炮台。”二十六日，刘锦棠饬宁夏镇总兵谭拔萃率千总庄伟以开花大炮轰塌东北面城垛，“复用开花铜炮并劈山炮紧对缺口连轰之。二十七日，移开花大炮斜轰城之正东，其轰塌缺口与东北相似。复以开花小炮及劈山炮环攻不歇”。之后，知府罗长佑督同副将杨金龙及庄伟“率亲兵移开花大炮于正南炮台，伺天色渐明，指轰南门左侧，并调集标针快响枪、七响洋枪、劈山炮排列炮台两侧同时轰击，提督谭慎典、谭和义率中军左四旗，参将董福祥，副将张俊率董字两营，各饬勇丁囊土潜伏墙壕，俟大炮轰有缺口，即行攻入……二十八日黎明，开花大炮轰动，南城左侧子墙渐圯，大炮测准连轰，城身坍卸过半，城头悍贼潜城隈，仰施枪炮。官军标针快响枪、七响枪、劈山炮连发，子注如雨，贼多死者”（注：见《光绪朝东华录》第277-278页。）。凭借强大火力，各路大军乘机飞奔入城，古牧地逐告光复。
光绪二年七月，在清军攻克玛纳斯的战斗中，新式枪炮同样显示了它巨大威力。七月二十日，金顺亲率总兵邓增、都司张玉林所部，以后膛开花大炮轰城东北角楼，横塌丈余，刘宏发、方春发趁势移卡，逼扎城根，但由于守敌顽抗，互有伤亡，相持不下。八月十四日，金顺命邓增以后膛开花大炮轰城西南二面。八月十七日，刘锦棠令在城南及西南隅高筑炮台。九月初一日午刻举发，轰塌城身二丈余，但因敌军顽抗，只好于施放开花炮数十发后收兵，不料此次发射将敌军元帅韩刑脓击毙。（注：《光绪朝东华录》第338-339页。）可见，此次战役中，近代化军械虽未像攻拔古牧地时那样发挥决定性作用，却仍是与敌周旋并适时歼灭的有效手段。
光绪三年三月，在清军攻克达坂城的战役中，新式枪炮再次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当时，刘锦棠率军兵临城下，并命谭拔萃舁开花炮至，并建造炮台。在炮台建好之后，侯名贵、庄伟测定敌军炮台及城垣方位、远近，连环轰击，“逾时，相继坍坏，俄而一炮子丸，飞堕城中火药房，有声轰然，如山摧地裂。大风起，火势骤张，延烧所储药弹开花子，砰訇震憾，城中人马碎裂，血肉横飞。（注：（清）朱德裳：《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第297-298页。）清军乘势攻入城中，四千守敌或毙或俘，无一逃脱。
军械、军火运输是左宗棠收复新疆过程中军需运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收复战争虽也使用了刀矛，“但得力于枪炮者居多。”（注：（清）袁大化主持，王树楠、王学曾编纂：《新疆图志》，民国民间新疆官书局铅印，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卷104。）从敌我双方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及由此升级的战争强度来看，收复新疆之役可称得上是一场完整意义上的近代战争。然而，从内地到新疆的道路却停留在非常原始的水平之上。（注：见下列文献：（民国）林竞：《新疆识略》，天山学会，1918年；（俄）尼·维·鲍戈亚夫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商务印书馆，1980年，等等。也可参见下列论文：刘德贺：《解放前新疆的交通运输》，政协乌鲁木齐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乌鲁木齐文史资料》（第6辑），新疆青年出版社，1983年；潘志平：《清代新疆的交通和邮传》，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6年第2期，等等。）这种情况可否用一句话概括呢，即在原始的道路上进行着一场近代战争。
（文章来源：《西域研究》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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