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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第七章：社会与文化的新变化（本章小结）

本章小结
社会阶层的重大变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形成，其基本标志是商会的产生。商会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果，甲午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开始了初步发展，工商业者逐渐成长为一股新兴的社会政治力量，要求创建自己的组织商会，保护自身权益，摆脱行会的束缚和限制。不仅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认识到商会的重要作用，清政府在“新政”中，鼓励和倡导商人创设商会。外国商人引入了商会制度，则给中国提供了示范和样板。20世纪初年，各地掀起了建立商会的热潮，除蒙古和西藏之外，全国各省区均建立了商会。商会的出现，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新兴资产阶级第一次结成团体，独立地向全社会表达本阶级的意志和要求，争取和扩大本阶级的权利，体现了它的组织程度的提高和力量的增长。
资产阶级自治运动的兴起，是资产阶级的一项政治成就，是其形成的重要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西方政治学说的传入，民族资产阶级逐步形成一种明显的参政意识，地方自治思潮便是这种参政意识的产物。在时代潮流的推动下，清政府也将地方自治作为预备立宪的一项重要内容。萌发于戊戌维新时期的清末地方自治运动，20世纪初年进一步发展。截至辛亥革命爆发，各省府厅州县自治会大半成立。各级官办地方自治给各地新式绅商提供了争取和扩大自治权利，维护自身利益的舞台。其中较为典型的有上海城自治公所、苏州市民公社、粤商自治会、贵州自治学社等。清末资产阶级自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进步作用。这一运动促使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秩序发生变化，资产阶级绅商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在相当范围内启迪了人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从而削弱了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宪政的发展。但是，当时的中国缺乏必要的历史条件，真正的地方自治不可能得以实施全面。
与此同时，传统的士绅阶层逐渐走向消亡。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科举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变化和发展，开始趋于衰落。科举制度的废除，切断了士绅阶层新的来源，他们开始大规模分化而逐渐瓦解。一部分士绅通过接受各种形式的新式教育，转化为具有新的知识结构和新思想的新式士绅。失去晋身之途的士绅，流向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职业选择上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除了进入政界和学界之外，他们还向农工商实业、军界、自由职业等领域谋求发展。其思想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政治倾向也产生了分野。绅士群体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彻底、最深刻的分化与转化，不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整体了。
随着新式教育的兴办，产生了一个新的知识阶层。清政府开展“自强”“求富”的洋务新政，兴办了一批新式学校。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创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新式教育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发展，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成长起来。这是一个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它不同于依附于封建政权的传统士绅，与其有着明显不同的特征。他们的知识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单一转向多元；其价值取向也发生变化，产生了新的观念、行为模式和一定的独立意识。他们转变为各类专业职能型知识分子，同时还提出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要求，从而成为清末民初政治变革的先导和中坚。
近代社会的另一重大变化，是出现了新的城市化趋势。这一变化，首先是由于通商口岸的出现，给中国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契机。统治集团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如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也是中国城市近代化启动后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近代城市化往往以贸易为先导，因商而兴，由工而盛。鸦片战争后到19世纪末是城市化的起步阶段，20世纪后，进入初步发展阶段。城市化发展的内涵是城市的近代化（早期现代化），这种变化与进步改变了城市的基本功能、结构、面貌和市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从而改变了城市的性质，使其从中世纪的封建城市演变成资本主义的近代化城市。但城市近代化是与半殖民地化同步进行的，其工业化的水平很低，商业资本一直大于工业资本。同时，在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城市类型结构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一部分传统的工商业城市逐渐趋于衰落，另一部分城市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条件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新式的工矿业城市，即以一个或几个工业或矿业部门为主导产业的专业性城市。
在外国列强入侵引起中国社会变革的同时，出现了西俗东渐的现象，社会风俗发生了重要变化。资产阶级维新志士大力进行社会启蒙，积极倡导并实施开民智，而移风易俗则是开民智的内涵之一。革命派在鼓吹反清的同时，也主张开通民智，移风易俗。随着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其他社会事物的逐步传入，再经过开民智的社会运动，以及与西方资本主义联系的加强，在通商口岸、沿海地区，以及城市生活方面，传统的风俗习惯有了一些改变。如剪辫易服、禁缠足、兴女学，以及西方饮食的传入、礼俗的变化和西式建筑的出现，火车、轮船、汽车等新的交通工具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习惯等。清末民初社会习俗的变化，经历了从“排外”到“崇洋”的过程，出现了从“尚俭”转到“崇奢”的趋向。社会风俗和生活方式的变化，推动了传统的“重农抑商”转向“重商轻农”。
婚姻习俗发生了种种变化，家长独断的主婚权利受到了冲击，出现了自由婚与同意婚。婚姻程序也删繁就简，出现了“文明结婚”的新式婚制。婚姻媒介也产生了新方式，出现了社会化、公开化的趋向，广告征婚、通信订婚日趋流行。家庭习俗也开始出现变化，父子、夫妻、兄弟、婆媳、妯娌、妻妾等关系不同程度地出现趋于相对自由平等的现象。家庭结构也发生变动，规模逐渐缩小。丧葬习俗也出现了些微变化。这些变化，是对封建礼俗的否定，具有进步意义，但仅仅是一个开端，没有达到广泛和普遍的程度。
文化方面也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和变革。
文学方面，先后出现了经世致用思潮、维新改良思潮和民主革命思潮。鸦片战争前后，为改变文坛严重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风气，经世文学勃然兴起。经世致用之学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给死气沉沉、萎靡不振的文坛带来了思想解放和文学解放的新鲜空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此时形成的爱国诗潮，推动近代文学走向与民族救亡和政治变革紧密结合的道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又掀起了维新改良文学思潮，从形式到内容全面改革传统文学。梁启超是这一思潮的领袖，他先后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主张，并身体力行，为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的文学思潮强调文学的社会地位和作用，主张利用文学开启民智，为维新变革服务。这股文学思潮不仅推进了政治革新运动，而且借鉴外国文学来改造中国传统文学，使得新文学真正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封闭状态，从而走向了开放。革命文学思潮酝酿、勃兴于1905年前后，与维新改良思潮有许多共同之处。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宣传、鼓动反清革命，为革命派的政治斗争服务。近代文学思潮的演进，是中国文学不断走向进步的过程，促使了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文学思潮，促使了新诗和新小说的大量涌现。“诗界革命”提出以后，迅速形成了一个颇具声势的新诗潮流，涌现出一批新派诗人。诗歌革新中涌现出的大量新诗，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从西方诗歌中汲取养分，在内容和形式上冲破了几千年来的的诗歌旧传统，体现了时代特征和新的思想意蕴，逐渐走向了通俗化和大众化。一批革命派诗人也在诗坛崛起，形成了革命新诗潮。在中国诗歌由古典走向现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进程中，这些新诗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为五四新诗运动作了先导和预演。小说的社会作用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出现了一批小说专刊，产生了专业小说家，形成了作家群体。首先出现的政治小说，开创了以小说宣传政治思想的风气。成就最为突出是“谴责小说”，其题材和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翻译外国小说也形成一个热潮，推动了清末小说的繁荣，为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借鉴。此外还有历史小说。与此同时，戏剧也进行了革新，出现了一种新戏剧形式，即当时称为“新剧”或“文明戏”的话剧。
文章的体裁和风格也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有别于古文的“新文体”。“新文体”孕育戊戌维新的“时务文体”，梁启超是主要代表和开创者。他更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新的文体，“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新文体自由表达思想，不受传统文体模式的束缚，大量运用“新名词”和“口语词”，弥补了文言词汇的种种不足，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有着极大的鼓动性和感染力。“新文体”的产生有着重要意义，它动摇、取代了文言的统治地位，为白话文运动扫除了障碍。新文体产生和发展的同时，提出了变革书面语言，即提倡白话文的主张。维新派或革命派广泛地运用白话向社会民众进行宣传，出现了大量白话报刊。晚清时期的白话文运动，没有真正消除文言与白话之间的对立，直至五四运动前后，掀起了白话文运动的高潮，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传统史学及其史学观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鸦片战争前后，历史学开始摆脱乾、嘉时期繁琐考证的风气，注意把历史研究和社会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开始了从传统的“经学义理”到“经世致用”的转变。戊戌时期，介绍了近代进化论学说，促使近代史学产生了新的飞跃。20世纪初年，提出了建立新史学的主张，完成了从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向近代资产阶级进化论史观的转变。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批判封建史学，主张改造旧史学，创造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史学等，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形成了一股新史学的思潮。梁启超、章太炎等提出了改造传统旧史，编写新体中国通史的设想，还有不少学者提出了编纂“民史”的设想。这些设想给后人的历史研究以很大启发。新史学促进了中国史学的发展，在这股潮流下，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这个时期最突出的成果，是夏曾佑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该书以新的进步史学观为指导，突破了传统史学的编纂体例，是第一部章节体中国通史，代表着通史撰著的新方向，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史学新体例的建立。其他方面也有突破，如屠寄刊行《蒙兀儿史记》，杨守敬的《水经注疏》，朱寿朋编成《光绪朝东华录》等。这个时期重要的史学新发现，有甲骨文、汉晋简牍和敦煌写本等，这些发现促进了史学研究的发展。甲骨文的发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推动了中国考古学和甲骨学的建立，直接促进了此后的殷墟考古挖掘，为中国古史，尤其是夏商周历史的研究奠立了基础。简牍的发现，澄清了许多史事，促进了两汉与魏晋时期的古史研究。敦煌写本的发现和研究，为敦煌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外，内阁大库、军机处档的发现与整理，也是20世纪初年新史料的重要发现。
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也开始引入中国。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经世派最早认识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他们的主张在当时引起了反响，一些人开始学习和钻研西洋舰炮技艺。英国传统士1943年创办的墨海书馆，是一个较早的近代出版机构，它出版了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科技书籍。高等数学、力学、天文学、植物学等西方近代科学知识，开始传入我国。洋务运动兴起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开始被有组织、大规模地引入中国。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同文馆所设译书处、广学会，是当时三个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这些科技译著引进了西方基础科学和应有科学，前者如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地理学等，后者如冶炼、制造、化工、开采、纺织、驾驶、军械、医疗等，涉及当时西方科技的各个领域。20世纪初年，西方近代科技在中国获得了更为广泛深入的传播。这个时期，除继续翻译引进西方科技著作外，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科学社团和科学研究机构，如中国地学会、中华工程师学会、地质研究所等，其中中国科学社的成立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对中国现代科学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些表明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引进吸收逐步转到传播与研究并重，从而大大推动了它的进一步发展。西方科技的引入和传播，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它不仅促进了经济领域的变化，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中国科技的发展，并相应带来政治上的变革，而且在极大地改变了思想文化领域的面貌。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同时，早期科学家也取得了不少成就，如吴其浚、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詹天佑、冯如等，在各个领域为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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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40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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