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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洪秀全与《劝世良言》
洪秀全与《劝世良言》作者：戎笙
一八三六年春，洪秀全在广州由于偶然的原因，曾得到九本基督教传道书。这是一套小丛书，总名为《劝世良言》。这件事，一百多年来议论纷纭。洪秀全本人把这件事涂上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渲染成为上帝赐给他的一部天书，教他“照这一部书行，则无差矣”。外国侵略者、西方传教士则借此诬蔑和攻击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他们说，洪秀全“依照此书所教者发言及行动”，“这件微小的事情后来竟造成中国历史上惊天动地的一个大变局”，是“基督教传教事业最积极的后果”，“是基督教福音主义的私生子”。解放后一些史学工作者也提出了种种看法，有的同志认为，洪秀全利用了《劝世良言》中“早期基督教中的一些平等观念”，“撷取了早期基督教中关于反对奴役统治的思想”，等等。
这样，便在我们面前摆出了几个问题：《劝世良言》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洪秀全对《劝世良言》采取了什么态度？《劝世良言》对洪秀全的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势必涉及到宗教在中国农民战争中的作用以及对洪秀全的评价等等问题。
一
《劝世良言》的作者，名叫梁发，乾隆五十三年（一七八九年）生于广东高明县（今高鹤县），是一个粗通文墨的雕板印刷工。梁发从二十二岁起，便投靠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接受他的重金收买，冒着生命危险，替他刻印中译本《圣经》。马礼逊是西方殖民国家基督教会（新教）派来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曾在英国殖民机构东印度公司任职二十五年，是一个既贩运物质鸦片又贩运精神鸦片的殖民主义分子。梁发深受马礼逊的赏识，一八二三年受封为宣教师，成为第一个华人牧师。“自此以后，以至于死，他的薪水由伦敦会支发。”(麦沾恩：《中华最早的布道者——梁发传》，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出版，第二十七页。)梁发于一八三二年写成的《劝世良言》，就是经过马礼逊修改校订出版的。
梁发多次写信给伦敦布道会，诬蔑辱骂祖国人民，肉麻吹捧那些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分子，说什么“贵国众位老先生万里重洋来到敝国苦竭心志”，“广发仁爱之心，爱人如己之盛德”(《转引自《梁发传》第三十四页。)，表现出一付十足的奴才相。富有反侵略斗争精神的广州人民，对梁发的活动，早有警觉。一本吹捧梁发的传记透露了一件事实：新沙（广州南郊江岸）那里的居民曾对梁发生了怀疑，“说他是受英政府的雇用，作中国的内奸，以助成英人灭亡中国之计划的”(转引自《梁发传》第九十七页。)。马礼逊也承认，他家的工人也怒斥梁发为“卖国奸贼”(转引自《梁发传》第三十三页。)。梁发一生写了不少传教的小册子，从来不用他的真姓名发表，只署学善者或学善居士。《劝世良言》就是署名学善者出版的。
《劝世良言》，这个书名就告诉我们，它是欺世骗人的鬼话。作者在书中特地表白他的著述宗旨说：“其大旨总劝人勿贪世上之福，克己安贫，以求死后永享天堂之真福。若人人敬信真经圣道，不独久安长治，且使世界之上，那奸盗诈伪之徒，必交相劝勉，改悔前非，正如所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也。”(《劝世良言》第八十九页。就目前所知，《劝世良言》原刻本国内尚未发现。在国外，英国司里奥克学院图书馆藏有一本；在美国，哈佛燕京社图书馆藏有一本。本文所据系香港基督教辅侨出版社的排印本，该本系根据英国藏本的胶片排印的。)
《劝世良言》约十一万字，其中一半是从《新旧约全书》上整章整节抄下来的原文，另一半则是梁发结合中国的风俗人情阐发基督教（新教派）的基本教义。
《劝世良言》开篇就讲原始罪恶，宣扬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因吃禁果犯了罪，这些罪传给后代子孙，万世不绝。因此，人一生下来就是有罪的，人类靠自己的力量无法得到解脱，只有信仰上帝和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才能得到赦免和拯救，来世灵魂可在天堂永远享福。
《劝世良言》中没有反对奴役统治的思想，恰恰相反，它要求奴仆们真心实意地顺从他的主人，就象信服基督一样。它狂热地鼓吹逆来顺受，要求被奴役的苦难人民对社会的不平等妥协和忍耐。告诫处在奴役制度下的人民不要和凶恶作对头。它为了扑灭人民的革命怒火，露骨地宣扬爱仇敌的教义。《劝世良言》还以大量的篇幅为人世间的剥削制度辩护，把贫富贵贱说成是上帝的安排，劳动人民只能“遵守神天上帝之命，安贫乐业，则生前身心获安，死后灵魂亦享永乐。”(《劝世良言》第三十页。)它不厌其烦地再三强调“安贫守分”，“贫者守分而心常安”，自己穷困不要怨天骂地，不要妄意胡为等等。劳动人民对反动统治阶级的权柄应当绝对服从。交粮纳税也是上帝的意旨：所以应当奉给的就奉给人，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
基督教和其它许多宗教一样，为了消弭人民的革命斗争，诱使人民解除武装，颂扬神的好生之德，把戒杀作为一条严格的戒律。胡说凡是杀人的，就要受到上帝的惩罚。
和其它宗教一样，基督教也鼓吹弃绝尘世的一切享乐，用虚幻的天堂幸福代替现实的要求。《劝世良言》专题阐发这类教义的短文就有五篇之多，如《论世界之上并无实福》，《论信救世主福音真经圣道亦受许多艰难乃入神之国》等等。无非是要人们相信：人类的幸福在来世，在天上，在死后的永生里，而不在这个世界上。劳苦大众反侵略、反剥削、反压迫的斗争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贫穷者，虽饔飧不给，亦有余欢，且死后至来生之世，灵魂的生命，亦享受永乐之真福。”(《劝世良言》，第五十八页。)梁发宣称：进入“天国”的入门券是廉价的，只要你信仰上帝，死后的灵魂就可以进入“天国”。
十九世纪的中国，西方殖民强盗的侵略和掠夺，清政府的反动腐败，使神州大地变成一片不见天日的黑暗世界。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出路在哪里呢？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治集团，纷纷提出自己的方案。梁发，这个由西方殖民主义者驯养出来的“中华最早布道者”，也描绘了一幅建立太平理想国的兰图：“倘若全国之人，遵信而行者，贫者守分而心常安；富者慕善义，心亦常乐。上不违逆神天上帝之旨，下不干犯王章法度，不独贪慕世乐之欢，不空费光阴之宝，君政臣忠，父慈子孝，官清民乐，永享太平之福，将见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清平好世界矣。”(《劝世良言》，第一○五页。)这就是说，虔诚地信仰上帝，忍受人世间的一切不平等，驯服在中外反动派的残酷统治下当牛作马，就是一个“清平好世界”了。这代表谁的利益，还不十分明显吗？
《劝世良言》的文字，大约只有《新旧约全书》的九分之一，这是因为它去掉了大量的互相重复又互相矛盾的神话故事。但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它的主要的神学原理，却完整地保留下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劝世良言》是《新旧约全书》的缩写本、普及本。
鸦片战争前夕从西方殖民国家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是所谓的新教派，是为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所利用的侵略工具。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士就是马礼逊，第一个华人牧师是梁发，第一本中文传道书是《劝世良言》。这种情况就决定了《劝世良言》不可能是《新旧约全书》简单缩写。西方殖民主义者要求它适应自己的需要，为殖民主义作辩护。请看《劝世良言》中的一段辩护词：“在当时神天上帝，屡次降灾难警责我们各世代之人，或令别国攻胜我们本国之人，掳掠我们本国之人，往到别国为奴仆，我本国之人受苦压之际，悔改恶逆，转改回心归向祈求神天上帝之时，天父亦恤怜赦免我国人之罪，救我国人回本国，但我国人恶心偏向，到底终不能专心独事天父，或违逆，或改悔，遂致受了许多灾难，都是如此。”(《劝世良言》，第一三二页。)你看把西方殖民主义的一切强盗行径，都披上了神圣的外衣，被奴役人民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是神天上帝赐给的惩罚。它专有一节《论真经圣道福音宣传到该地凡有人不肯接受者应当之祸》，把西方传教士——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者，美化成为“爱人如己”的“善人君子”。其中说：“西方诸位善人君子，敬信斯道之人，深明其义，不敢蕴藏其理，凛遵钦奉神天上帝之命，推其爱人如己之心，所以不惧数万里重洋之险，航海至粤，递传福音至中国，尤不惜数万余金之费，习学汉文，不计韶光攻苦，谙明汉文之意翻译汉字，是以尽译出真经全旨之意，略传于中国。”(《劝世良言》，第一○四页。)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里所吹捧的，不就是马礼逊、裨治文、郭土立之流吗？把侵略者打扮成救世主，正反映了基督教新教传入中国时所具有的殖民主义特点。
《劝世良言》不惜以大量篇幅对儒释道三教，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特别是对佛教和道教的抨击，劈头盖脸，毫不留情，措词激烈，颇有蛊惑力。对儒教的抨击，稍为客气一点，指出“儒教亦有偏向虚妄”，“亦有不全（合？）圣理隐义之旨”，说它“惟知性而不知灵魂”。《劝世良言》对儒释道三教的抨击，不过是为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是基督教所固有的一种强烈的排他性的表现，是为了宣扬神天上帝为唯一真神的需要。
二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劝世良言》里没有也不可能有原始基督教的平等观念，没有也不可能有反对奴役统治的思想，它是一部十分反动的具有殖民统治思想的基督教（新教）的传道书。如果洪秀全完全接受了它的宣传，就只能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甚至可能堕落成为梁发那样的败类。他如果信仰了这个上帝，就不可能有任何的反抗思想，更不可能发动和领导一场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
要发动和领导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斗争，首先需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洪秀全从《劝世良言》中发现了一个可以借用的权威，即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而其中某些神秘莫测的语言材料，又是用以阐发革命思想最好的外衣。于是经过一番新的塑造，洪秀全手中的皇上帝、穿着中国龙袍的独一尊神，成了宣传革命、组织群众的工具。用神秘莫测的语言进行感人肺腑的革命宣传，借用“原始造化天地人万物之大主宰”神天上帝的名义，去压倒现存社会的一切权威，包括从孔夫子到清朝皇帝。这里表现了洪秀全独特的智慧和胆略。
《劝世良言》说的天下一家，是“不拘贵贱尊卑”的，“自君王至庶民”都包括在内。洪秀全说的天下一家，是天下凡间的兄弟姊妹；阎罗妖等等不但不在其内，而且是“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的敌人。洪秀全还进一步用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发挥公有共享的思想：“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也用天下一家阐发反侵略反掳掠的思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
《劝世良言》里的“天堂”、“天国”在来世，在死后的永生里。宣传这种教义的目的，是用虚幻的幸福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洪秀全说的“天堂”、“天国”，就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是太平一统的光明世界。进入“天堂”、“天国”不是靠忏悔、赎罪和祈祷，而是靠兄弟姊妹“同心放胆同杀妖”，用“打江山”的办法建立人间的“天国”。洪秀全曾针对基督教关于天国在来世的教义明确地指出：“勿误认单指天上天国。故太（天？）兄预诏云：天国迩来，盖天国来在凡间，今日天父天兄下凡创开天国是也。”(《钦定前遗诏圣书批解》，《太平天国史料》，第七十七页。)
戒杀，是基督教十诫之一。《圣经》中多次出现，《劝世良言》里也反复宣讲。戒杀与武装起义，是绝对不能相容的。要革命必须首先扬弃这一教义。洪秀全早在编造上天承运的神话故事中，便加进了上帝赐宝剑的情节，并说这把宝剑只杀妖魔，不杀兄弟姊妹。后来在《资政新篇》的眉批中，针对洪仁□援引基督教十诫的第六戒“勿杀”批驳道：“杀妖杀有罪不能免也”。
列宁曾经指出：“对于工作一生而贫困一生的人，宗教教导他们在人间要顺从和忍耐，劝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天国的恩赐上。”(《社会主义和宗教》，《列宁全集》第十卷，第六十二页。)鼓吹顺从和忍耐是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反动统治阶级控制人民的重要的精神手段。洪秀全从革命斗争的直接经验出发，明确指出：“过于忍耐或谦卑，殊不适用于今时，盖将无以管镇邪恶之世也。”
这里出现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洪秀全把上帝奉为全知全能、神圣不可侵犯的独一真神，对它的某些基本教义，却又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有些批判可以说是相当深刻的。可是，对待孔丘和他的思想，洪秀全却是另一种态度。
洪秀全公开地否定孔丘的神圣地位，采取了十分强烈的敌对行动。编出种种神话故事鞭挞孔丘，砸牌位，毁孔庙，焚烧儒家经典，下严厉的禁令不许买卖藏读。甚至严峻到这种程度：“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这样大张旗鼓地、急风暴雨式地冲击孔丘的偶象崇拜，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其伟大的历史意义是不容抹煞的。但是从大量的历史记载来看，这不过是用强制手段横扫对孔丘的偶象崇拜，并没有就儒家的反动思想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批判。洪秀全曾借皇上帝的名义说“孔丘教人之书多错”、“此书甚多差谬”，但是究竟错在哪里，他却说不出来。后来郑重其事地成立删书衙，删改四书五经，也没有针对儒家思想的反动实质。大张旗鼓的删书工作，无非是删去鬼神祭祀吉礼之类的字眼，如“上帝”前加一“皇”字，“夫子”改为“孔某”，“子曰”改为“孔某曰”，“帝”改为“侯”，“王”改为“相”，“国”改为“郭”，于是出现了“孟子见梁惠相”一类的奇文。诸如此类，都没有触及儒家思想的要害，没有一处进行过实质性的删改。恰恰相反，儒家思想中的一些基本内容，那些“甚多差谬”的孔孟之道，却完整地保留下来，并引进了自己的著述中。例如《太平礼制》，繁琐苛细的等级制度，低级庸俗的称谓名号，全是儒家那一套腐败货色。再如《幼学诗》，大讲什么君道、臣道、父道、子道、夫道、妻道、男道、女道，什么“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什么“妻道在三从，无违尔夫主”，无一不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在《福音敬录》中还记载了洪秀全的一道诏旨：“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总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等诏，钦此。”
这里有一个值得研究的矛盾现象。被奉为至尊至圣的神天上帝，洪秀全却对它的某些基本教义，作了截然相反的解释，个别的甚至进行了颇有锋芒的批判。被大张旗鼓进行猛烈冲击的孔丘，洪秀全却不能针对他的思想谬误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批判，反而接受了儒家学说中的最本质的东西，从政治经济思想到伦理道德观念，几乎都有。原因何在呢？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洪秀全没有科学的世界观，没有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对基督教某些基本教义的扬弃和批判，也只是从革命本能出发，只是直观地感觉到不加以批判和扬弃就不能革命。而儒家思想在中国有两千多年的深远影响，在人们的头脑中也在他自己的头脑中根深蒂固。对于没有掌握科学世界观的洪秀全来说，要求他对儒家思想理论进行分析批判是不切实际的苛求；说他已经做到了这一点，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臆测。革命初起，他用军事的政治的加上神学的强有力的权威，发动了一场对孔丘偶象崇拜的猛烈冲击，这是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需要。建立这样一个至尊至圣的皇上帝的权威，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有用的。东乡登极，特别是定都天京以后，他觉得光有神天上帝的权威是不够的，还需要为自己建立人间君主的权威和维护这种权威的等级制度。建立这种权威的思想理论，当然要在儒家的思想武库中去寻找。早在一八五一年洪秀全就提出了“生杀由天子，诸官莫得违”的主张。后来杨秀清又说出了“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这类的话。洪秀全以革命首创精神砸孔丘的牌位，但是他不能清除头脑中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程度不同地打上了儒家思想的烙印。
三
洪秀全所受的思想影响，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并参加过生产劳动，因此对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压迫有了亲身的感受，对农民阶级摆脱贫困的愿望有了深切的了解。又由于他多次前往广州，对清政府的反动腐败，外国殖民主义的侵略和掠夺，各地人民的武装起义，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一切孕育着洪秀全推翻清朝反动统治实现太平一统的革命理想。两广天地会“忠义堂前无大小，不贪富贵不欺贫”的平等观念，中国历史上农民阶级的平均主义传统，无疑对他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洪秀全又是一个农村知识分子，为了科举功名从小就攻读四书五经，十余年读书和教书的经历，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接触孔孟之道最多的农民起义领袖，儒家思想在他脑子里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此外，洪秀全很早就接触到基督教教义，先是读了《劝世良言》，以后还读了《新旧约全书》，在基督教教义的熏陶中生活了二十余年，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神学知识最丰富的农民起义领袖。这三方面的影响，在洪秀全的思想中都有明显的表现。他的著述，有时表现为纯粹的儒家思想（例如《太平礼制》），有时表现为纯粹的基督教神学观点（例如《三字经》），当然也有不带儒学和神学色彩的作品（例如《戒鸦片诗》等）。
这三方面的影响，在洪秀全的脑子里矛盾着，斗争着。一时此消彼长，一时彼消此长，他的思想呈现出相当复杂的状况。
一般说来，在革命前期，洪秀全和群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亲自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指挥战斗，因此在这一时期，来源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实践的农民革命思想占主导地位，写出了许多朝气蓬勃、扣人心弦的革命宣传品。这些作品，表达了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揭穿了反动统治的黑暗和腐败，激励着广大群众英勇奋斗。最杰出最伟大的农民革命文献是《天朝田亩制度》，尽管其中也表现出神学和儒学的影响，但其中所表现的农民革命思想，是永垂史册的。这是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最明确的革命纲领。按人口平分土地的主张，公有共享的美好理想，反映了千百万农民群众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随着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洪秀全逐渐脱离了群众，逐渐脱离了实际斗争，深居天王府，把许多宝贵的时间花费在宗教神学的著述中。事业刚刚取得一点胜利，他就开始陶醉了，昏昏然，醺醺然，居然说什么“朕睡紧都做得王，坐得江山”。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慢慢地突出了，使他越来越陷入宗教神学的迷雾中不能解脱。
宗教对农民革命，始终起着消极的作用，只是在不同的时期表现出不同的程度罢了。尽管在革命初期，宗教为宣传群众提供了某些语言材料，为组织群众提供了蒙骗敌人的有效形式，但这不是宗教本身的积极作用，而且也是不能持久的。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是“颠倒了的世界观”。既然承认上帝创造世界、主宰世界，那么人世间的一切现存秩序，都是由上帝安排的，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改变的，这就抹煞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妨碍群众的斗争精神的发扬。既然承认灵魂是不灭的，那么人的一生不过是无限时间的短暂的一瞬，这样就会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对来世灵魂幸福的追求而忍受现实世界的一切苦难，使劳动人民解除思想武装，涣散斗志。尽管农民革命领袖在发动群众时，扬弃了某些教义，但是宗教唯心主义的世界观，神秘莫测的神学原理，却妨碍人们如实地了解现实世界，正确分析形势，充分发挥人的作用。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教，信仰全知全能的上帝，用宗教神学观点解释战争胜败的原因，预言革命发展的前景，估计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回答前进中所碰到的一切难题。这一切，也许能暂时起到一点激励士气的作用，但从根本上说，对革命事业所起的作用，都是消极的，完全突出了根本不存在的上帝的作用，引导人们依靠上帝的默佑。例如：《天情道理书》中说：“我们今日天父天兄作事，欲使妖魔生即生，欲使妖魔死即死，略显权能，即扫荡妖氛，四海升平。”为什么上帝不立即“略显权能”，使清朝反动统治迅速崩溃呢？于是解释说：“大抵欲使我们弟妹坚耐心肠，倍加磨炼，然后得享天父大福耳。”从金田起义到定都天京，革命战士浴血奋战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全部归功于神天上帝的默佑：“此实是天父早已排定，故战无不克，攻无不胜。自金田至金陵八千里之遥，百万铜关，尽行打破，愚顽向化，其实托赖天父天兄之权能，夫岂人力所能为哉！”(《太平救世歌》，《太平天国》Ⅰ，第二四二页。)人的作用完全抹煞了，这就不能正确总结战争经验，吸取教训，把仗打得更好，用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
一八五六年在天京发生了一场反革命大屠杀，几万革命战士惨死在反革命屠刀之下。罪魁祸首竟是天父的第六子韦昌辉。不久，天父的第七子石达开又率领大军离开了天京，使革命事业遭受到空前未有的严重损失。天父第四子、上帝的代言人，在这场大屠杀中竟然首先被害。如何用神学的观点解释这场灾难呢？洪秀全的宗教才能显得不够用了，他始终无法作出解释。过去，一八五一年十二月，天父曾经下凡传言，破获了周锡能的反革命间谍案。随后，一八五四年三月，在神天上帝的启示下，揭露了张继庚为首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可是，一八五六年九月，“无所不知”的上帝为什么不能识破韦昌辉的反革命阴谋呢？“无所不能”的上帝为什么不能制止这场反革命大屠杀呢？“无所不在”的上帝大屠杀时在哪里呢？要说血洗天京是上帝的安排，这上帝就太残忍了，还值得崇敬吗？这一连串的问题势必引起人们对上帝信仰的动摇。神天上帝的全知全能、天父天兄的默佑、启示、指引，开始受到人们的怀疑。从前，“此中奥妙，无人知觉”，还可以“瞒及世人”。后来，西洋镜戳穿了，造成了“人心冷淡，锐气减半”的严重局面。上帝不灵了，如果洪秀全不是那么固执宗教信仰，就应该勇敢地抛弃它，至少应该是悄悄地削弱它，从虚幻的境界转到现实生活中来。可是洪秀全计不出此，他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加强了宗教神学的地位。许多重要将领已经不大相信这个上帝了，洪秀全对自己创造的上帝却是更加迷信。越信越迷，越迷越信，终至陷入不能自拔的境地。在他晚期的许多言论和许多作品中，宗教神学思想体系竟然占了支配地位，其中没有多少革命的气息，甚至可以说没有多少人间烟火味了。现实中的困难，统统推给上帝去解决。安庆失守之后，理应果断地放弃天京，及时组织战略转移。天京陷入重围之后，他没有象从前组织永安突围那样，及早作出突围部署。兵力不足，他说“朕之天兵多过于水”。没有粮吃，他说：“合城俱食甜露，可以养生”。所谓“甜露”可以养生，来源于《旧约·出埃及记》第十六章中的一个神话故事。洪秀全曾把这个神话故事编进了《三字经》：“皇上帝，大权能。以色列，尽保全。行至野，食无粮。皇上帝，谕莫慌。降甜露，人一升。甜如蜜，饱其民。”甜露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据《圣经》的描写，是上帝降下的露，小小的，圆圆的，样子象芜荽子，颜色是白的，味道是甜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上帝知道。由于洪秀全的错误的战略决策，造成了困守天京的被动局面。在围城中一筹莫展的洪秀全，“一味靠天”，以为天兵能够抵挡湘军，神话可以填饱肚皮。现实中的困难，用超现实的办法去解决，祈求上帝的默佑，在神的奇迹中得到解救。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占了支配地位，使洪秀全丧失了理智，离开了现实。他亲手创造的皇上帝，开始还可以“瞒及世人”，到后来却欺骗了自己。他本人，终于因为吃“甜露”以后，卧床不起，不久逝世。
洪秀全的悲剧结局，证实了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没有科学世界观的指导，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世界和能动地改造世界。即使象洪秀全这样一位伟大革命运动的杰出领袖，最终不免陷于失败。他发动和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达到了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他创建的革命业绩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农民起义领袖。但是，他的独特的智慧，卓越的才能，惊人的毅力，雄伟的胆略，仍然无法使他突破时代的和级阶的局限性。洪秀全的一生，是我们研究农民起义领袖的革命性和局限性的一个极好的典型。
（文章来源：《历史研究》1978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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