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一二·一运动”中的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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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二·一运动”中的傅斯年

“一二·一运动”中的傅斯年——与李森先生《傅斯年与“一二·一”》一文的商榷
作者:闻黎明
时间如梭,“一二·一运动”转眼过去整整 60年了。60年后的今天,随着环境的改变与思维的拓展,无论是这次运动的亲历者,还是以史家眼光看待它的后人,都可能产生与多年认识有所不同的感受。李森先生在2004年12月25日《云南政协报》上发表的《傅斯年与“一二·一”》一文,就属于这种新的思维。
李森先生的文章,利用现已布的史料,在傅斯年与“一二·一运动”的关系评价时,提出了与大陆现有结论几乎完全不同的判断,这种反思精神笔者完全赞同,但若就傅斯年处理学潮的态度与措施而言,笔者则不敢苟同。这里,仅略述个人管见如下。
“一二·一运动”的直接原因,来自国民党地方当局镇压 1945年12月25日在联大举行之时事演讲晚会。对于晚会的情况以及事态发生后联大师生的情绪,周炳琳在11月29日致傅斯年的信中,客观地说“当晚学校四周被军队包围,墙外枪声四起,情形极其紧张”。信中还讲到联大校务会议通过的“对地方军政当局作局面抗议”、“电教育部报告经过”、“推代表三人至是日午后二时举行之自治会代表大会劝告即日特复课”三项决议,以及29日午后学校召集全体学生训话的情况。 (周炳琳致傅斯年函) 为了使教育部早些知道上述动态,周炳琳特别要傅斯年将其抄录转呈朱家骅,这说明当时的基本情况,傅斯年是完全了解的。
12月1日,“一二·一惨案”发生。由于主持联大日常工作的梅贻琦远在北平,故国民政府教育部急令代理北大校长傅斯年立即飞赴昆明。李森先生说,傅斯年抵达昆明前,联大教授会就做出了“既要求惩办当局有关人员,又主张学生尽快复课”的决议,因此促成上述之实现“并非他个人独断”。但是,李森先生忘记了傅斯年此行最主要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使命--促使学生马上复课。然而,这一点极为重要,为了提醒傅斯年注意这一使命,在其刚刚到达昆明的12月4日当天,教育部长朱家骅还通过中统局拍发密电,强调“昆学潮若不早息,影响及所实匪浅解……至复课至关重要,务请兄等全力协助,约同其他至友,劝导学生早日上课……否则罢课久延或将波及他处,致难收拾。”(朱家骅致傅斯年密电)12月7日,朱家骅在给傅斯年的另一封密电中, 再次告诉他:“昆明学潮迄未平息,中央甚为关怀,主座已饬关总司令来渝报告,并派霍揆彰赴昆代理,查明究竟,以凭办理。一面派经农兄前来会同处理,务盼劝导学生即日复课,否则莫测,弟亦难负责矣。至死伤善后,自当妥筹,余由经农兄面达。”(朱家骅致傅斯年密电) 上述说明,傅斯年受命之际,对其担负的任务是十分明确的。换句话说,傅斯年深知其要实现的目标不是惩办事件主谋与凶手,而是利用一切手段促使学生复课。
众所周知,昆明学生是在忍无可忍情况下才举行罢课的,不仅 11月25日的晚会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开枪威胁,而且12月1日还冲击高等学府,进而残杀了四位青年。这是血淋淋的现实,尽管事情过去了60年,尽管今天人们已经冷静多了,但时间难道能够抹去这些记忆吗?难道惨遭屠杀的人们不应该提出解决事件条件吗?难道所提条件没有答复前就应该或者必须复课吗?
这些问题,不解自答。因为联大教授会 12月4日的决议将“停课七天”以表示“对死难学生表示哀悼,对受伤师生表示慰问,并对地方当局不法之横暴措施抗议”,列于“劝导学生复课”之前,其前后顺序,表明了联大教授会在处理“一二·一惨案”上孰先孰后的明确态度。联大教授会的这一态度,实质上是赞成昆明学生联合罢课委员会提出的复课条件,罢联诸条件的核心,便是第一惩办肇事主谋,第二澄清事实和改变诬蔑之词。
傅斯年到昆明后,的确对残杀青年的行径说过愤怒的话,这一点李森先生讲的很多,但李森先生还认为傅斯年执行了联大教授会“既要求惩办当局有关人员,又主张学生尽快复课”的决议,此判断便与历史不相符合了。事实证明,傅斯年当年所力促的,首先是“学生尽快复课”,其次才是“惩办当局有关人员”。这种处理方式,可以说完全贯彻了国民党当局的旨意,却没有反映联大教授会和昆明教育界的基本立场。
笔者不晓得李森先生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还是有意把它加以淡化。然而,不管时光过去 60年也好,还是过去100年也好,傅斯年当时的一切言行,都无疑全力实现1945年12月10日教育部反复强调的“务请先行上课,恢复常态”这一使命(朱家骅致傅斯年急电)。“先行上课”和“先行惩凶”,是不同立场者在解决昆明事件上互不妥协的问题焦点,假若不能把握住这一关键,就失去了评判是非的标准。正是由于傅斯年将先惩凶、后复课这一先决条件相互倒置,因此他恰恰违背了联大教授会的决议,同时也站在了学生的对立面。
关于惩凶问题,自关麟征、邱清泉离开昆明后,李宗黄的去留成为能否复课的症结。应当承认,傅斯年在对待李宗黄问题上的最初态度,与联大师生有不少共同语言。尽管朱家骅在 12月10日急电中坦率告诉“李事一时尚难办到”,但傅斯年仍认为“李宗黄如能即去,教授心意可以平”,因为“彼实为主谋主使,去彼则政府占着地步,罔仅受李之愚而已”。 (傅斯年致朱家骅密电,1945年12月11日)但是,傅斯年得知国民党中枢无意让李宗黄去职的态度后,便不仅将处理事件的全部精力转移到复课上,甚至还于12月12日主动向蒋介石建议“再不复课,自不妨考虑其余办法”。(傅斯年致朱家骅转呈蒋介石密电)傅斯年没有在此函中解释“其余办法”究竟有哪些,但他在12月13日致朱家骅密电中则说:“如近日不到,自请解散” 。(傅斯年致朱家骅密电) 换言之,就是如果12月17日学生仍不复课,他便以联大常委身份,提出解散联大。
倘若此电还不足以说明傅斯年处理学潮的措施的话,那么 12月17日他向教育部的建议则具体多了。那封电报中,他说:“下一步之办法,最好为联大提前结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提前恢复各校,组清理委员会,甄别学生,辞聘有作用之教员。此法在政府不居解散之名,而各地关心三校者必表欢迎,政府不至受责,枝节可减少。”(傅斯年致朱家骅特急密电)我们知道,蒋介石在12月7日发表的《告昆明教育界书》中,已暗示将解散联大作为处理昆明事件的最后解决办法。不过,当笔者从上述解档之密函密电中看到傅斯年的这一建议,仍不免异常吃惊,因为联大当局负责人向国民党中枢表示采取此种方法,傅斯年实为第一人。
李森在文中谈到傅斯年与闻一多、吴晗的分歧,并特别提到 12月17日傅斯年与闻一多在联大教授会上的争论,认为它“反映了当时两种主要不同观点之争”。文中,李森没有说明“两种主要不同观点”究竟是什么,如果说穿它,实际上就是“惩凶”与“复课”孰先孰后。李森先生在文中曾使用了“激进”二字,其隐喻的显然是以闻一多、吴晗为代表的一些进步教授,这与李森之文旨在用“非意识形态化”视角重新审视昆明事件的本意有所矛盾。事实上,“一二·一运动”就其性质而言,是一场反对内战的斗争,“和平”还是“内战”,关乎到战后中国的前途与命运,这本身就是不可能完全“超意识形态”。闻一多、吴晗等教授正是站在反对内战的时代潮流上,才坚持“先惩凶”而“后复课”的。傅斯年之所以长期以来在“一二·一运动”史上,受到当时民主派与后来大陆史学家的批评,其根本原因正在此处。李森先生文章的语气与用意,似乎对傅斯年“先复课”、“后惩凶”的立场甚表赞成,但我真心希望这不是作者的本意。
“一二·一运动”说到底还是一场政治斗争,尽管李森先生之文尽量绕开“政治”,可国民党当局却不这么做。 12月15日,蒋介石电令教育部,称“ 此次昆明学潮情形复杂,其中主谋及领导分子希速查明具报”,朱家骅当即急电傅斯年,要求“即日详查报部”。(朱家骅致傅斯年密电)傅斯年接电后,果真当日查明上报。朱家骅收到傅斯年电报,遂于当天夜间密电蒋介石,称:“学潮主谋及领导分子,闻各校教授中态度激烈者为联大教授闻一多、潘光旦、吴晗及云大教授潘大逵、尚健庵、楚图南等。” (朱家骅致蒋介石密电) 由此可见, 不管时人或后人多么希望将昆明事件局限于“就事论事”,多么希望“不想把学校变成政治斗争的场所”,而国民党中枢以及傅斯年本人,却仍然把它“政治化”了。
对于国民党来说,解散联大是快刀斩乱麻的极端手段。除了傅斯年外,不必否认,联大教授中也确有人赞成此种办法。工学院航空系宁榥教授说:“抗战胜利,三校尽早终应迁复,联大多在一日,则纠纷更多一日。晚愚见不如毅然明令联大于本学期结束后解散,三校即日准备搬迁,教职员学生均从新甄审,纵有人抨击此种措施为不民主,则在先遏止乱源,维持学校秩序之下,实不得已。何况敌军尚未尽数缴械,社会未复常态,政令未能统一之前,不容乱谈别有作用之民主。”(宁榥致朱家骅函, 1945年12月17日)不过,宁榥仅仅是联大国民党基层组织的一员,而傅斯年则是联大的决策之人,两人之言,份量轻重自然不可同一而语。
在是否解散联大问题上,倒是教育部长朱家骅与傅斯年有所不同。 12月16日,朱家骅向尚在北平的蒋介石表示“昆明事件之处理,似宜以避免引起全国性学潮为原则,十七日如未上课,可否再留数日时间,俾学校当局作最后之努力”。 (朱经农致蒋介石密电 )当然,朱家骅的这一态度并非出自对罢课学生的同情,而是如18日所说的“所虑者交通困难,下学期势必牺牲耳” ,故“不得已时,当努力促成一切”,且“期能从宽处理”。(朱家骅致傅斯年急电)
“惩凶”与“复课”尚处在胶着状态时,蒋介石于 12月18日签署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的红头文件。命令声称:“昆明学潮受少数反动学生操纵,迁延反复,妨害全体学生学业甚大,如延至20日尚有未复课学生,应即一律开除学籍。”(府军[信]字第1201号)傅斯年收到此令后,不知是怎么想的,把没有解决的善后麻烦丢给了梅贻琦,一个人跑到重庆回避了起来。此后,一切有关昆明事件的处理上,包括傅斯年坚持的去李(宗黄)问题,再也没有看到和听到他的身影和声音。(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在《西南联大教授的去李(宗黄)斗争》中,做有专门考察。)
有人说,历史是个小姑娘,是由后人打扮的。笔者非常赞成李森先生后人“杜撰”历史的批评,故而愿意对新近发现的上述史料做以解读,以期还原傅斯年与“一二·一运动”的若干关系。末了,笔者需要申明的是,傅斯年先生确有其可爱之处,可惜只是不在昆明事件上。
(注:本文所引史料,均为笔者在 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朱家骅档案”中查找到的资料。)
(文章出处:近代中国研究网 )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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