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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9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1999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
作者：郑起东
来源：近代中国研究网
1999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呈质升量增的态势。全年论文为415篇(本文所统计论文采用1999年发行的中央和地方各报刊和各大专院校的学报)，较1998年猛增42.61%(据拙著《1998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述评》，《文史哲》1998年第3期，1998年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为291篇)。低水平重复和文章“克隆”现象均有所减少，而研究新问题、提出新观点、采用新方法、发掘新材料的论文明显增多。其主要特点如下：
一、早期现代化成为热点
随着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加速，早期现代化日益成为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尽管对这一历史进程的名称尚未完全统一，如还有“近代化”、“工业化”等提法，但看来大部分经济史学者是首肯“早期现代化”的。然而，对这一定义的内涵却众说纷纭。
陈向阳指出，长期以来，学术界把晚近百十年历史称为“近代史”，那么，晚近中国出现的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就应通称为“近代化”，而非“现代化”。“近代化”并非晚近这一历史过程恰当的概念表述。其一，“近代”一词原来是作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和传统“现代”概念(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出现的。以这样的概念指代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状态和过程，不仅过于偏狭、陈旧，其本质概括和抽象程度也不高；其二，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过程虽初始于晚近时期，却一直持续至今乃至未来相当一段时期。“近代化”概念显然无法反映和整合这一动态连续过程和逻辑一体的本质。在目前情势下，对晚近以来机器化、工业化和民主化的最佳概括和概念表述莫过于“现代化”(现代化研究与晚近中国社会再认识》，《华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
也有的学者把“现代化”等同于“工业化”和“西方化”。韩克庆认为，现代化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大略地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现代性被奉为现代化的‘神明’，在此基础上的‘西方化’和对本土传统的否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恰恰是欧洲为代表的社会产生了‘现代性’这种东西，而不是东方或本土”。因此，“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现代性取代‘传统性’的过程”(《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
吴承明则认为，无论是“现代化就是工业化”还是“现代化就是西方化”，二者都不正确。首先，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并不妥当，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传统的和现代的两种经济成分，把传统看成是完全消极的，不对，传统中也有促进现代化的因素；其次，资本主义化是可以避免的，而市场经济阶段则是不能超越的，因此，“现代化就是市场经济化”(《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1998年12月25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对于早期现代化的起点也有不同看法。姜良芹认为，“洋务内阁”促成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中，总理衙门作为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启动中国现代化的主要力量，在客观上给予中国的外交、教育、军事、政体等方面的现代化以积极的促进(《总理衙门与中国现代化的启动》，《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2期)。
颜炳罡则认为，现代化进程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新的社会运行机制或社会形态的再造。洋务运动的领袖们试图在不触动传统社会结构的前提下，通过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科技器物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一作法显然游离了现代化的本质。更何况，他们所创造的那种“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运行模式实质上是将企业变为封建体系的附庸，与现代企业制度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尽管洋务运动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增长，但从本质上看它是封建制度内的自我调整，不能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肇端。戊戌变法的失败只是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走向现代化的失败，而不是其目标的失败(《戊戌变法与中国现代化进程》，《新华文摘》1999年第1期)。
陈向阳对早期现代化的时空做了较为明晰的勾勒。第一阶段从19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为现代化酝酿期；第二阶段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为现代化初步启动期，也是以工业化为主的片面现代化阶段；第三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中到1911年，为现代化全面启动期。现代化从技术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从局部领域扩展到几乎所有领域；第四阶段从1911年到1949年，为高层次全面现代化推进阶段，初塑了现代社会的雏形(陈向阳，前引文)。
二、跨学科研究蔚为时尚
1998年，吴承明先生再次重申“史无定法”，获得普遍赞同。有的学者补充，主张积极汲取和运用国内外各种先进的理论和方法，并在吸收和借鉴各种理论和方法时应该注意其运用的条件和范围。1999年，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计量学、生态学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上各显身手，进一步凸显了近代经济史作为边缘学科的特色。
严立贤的《略论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农业条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是一篇运用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方法研究近代中国工业化与农业关系的力作。该文指出，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工业化，在其早期阶段，如果不是一种出口导向或者说以国外市场为引导力，而是以国内市场为基础、以国内消费需求为引导力的话，它应当是以国内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为前提条件的。中国近代的农业生产是衰退的，使中国的近代工业化是建立在剥夺和破坏农业生产的基础之上，由于农业的落后和国内市场的狭窄，近代工业化难以发展，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砧上肉。中国的近代工业化不能不进行，但又难以实现，不能不剥夺农村，但农村又过于脆弱，难以为近代工业化提供基础条件，这就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两难困境。
刘佛丁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制度变迁与中国近代的工业化》，《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5期)，认为，古典经济学较多地强调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和人力资本的作用，将制度研究作为系统外的非经济因素加以排斥，与历史实际运动不符，而技术进步和生产力的变化，只是经济增长本身，而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所造成的近代经济制度需求的不足，固然是中国近代经济制度不可能在其内部广生和健康发展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传统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对这种新制度供给的制约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从外部而言，闭关政策不只是造成中国传统社会后期对近代经济制度需求不足的外部原因，同时也是造成其制度供给不足的外部原因。近年来有些社会经济史著作阐述了中国工业化过程中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动情况，并肯定其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将这些法规统统归入“反动政策”的错误观念。但缺乏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简单罗列排比历史资料的方法，因此其认识和分析难免停留在历史现象的表面。
1999年，政治学对近代经济史领域的“入侵”最为引人注目。马宝成引用亨廷顿“强政府”的观点，指出，国家权力在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早期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权力处于一种弱化状态，晚清时期中央集权的衰微，北洋政府时期的分利集团、南京国民政府的软政权以及近代中国基层社会的分散状态等严重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造成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坎坷与曲折(《中国早期现代化中的国家权力状况探析》，《齐鲁学刊》，1999年第2期)。胡永佳则从改革背景及时机选择、改革重点与方式选择、改革措施与策略选择、改革成本与利益选择四个方面探讨清末新政的历史经验，从中抽象出关于改革战略与政策的一般性原理和原则(《清末新政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从现代化的基点和改革战略的角度》，《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4期)。政治学对近代经济史领域的“入侵”为近代经济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拓宽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视野，有助于理顺近代经济史研究中政治和经济的关系。
刘增合对中国传统经济伦理给予了充分肯定。他指出，韦伯在论及新教伦理时特别推重“德”、“勤”两大要目，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经济伦理中具有重要调节作用的规范。如以义为利、仁心为质，薄利多销、精思创物，灵活应变，顾客至上等等。对这一伦理规范的实践价值的评估似乎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商贾凭此拓殖自己的事业并尽快积累起雄厚的财富，这更加促成了他们实践这些伦理规范的自觉性，并有可能发展和充实它的内涵结构；二是凭此赢得的产业振兴也以巨大的典范效应辐射到其他的社会阶层，进而弘扬自己的价值观念，以推动全社会各阶层实践这种伦理规范。这两点评价正好体现了商人阶层在经济伦理演化发展中的独有价值(《近代绅商与经济伦理观念的变迁》，《社会科学研究》，1999年第2期)。
宋美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以宏观层次的群体心理及行为为主的方法，探讨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两种基本反应：迁就反应与因应反应。商会所采取的是一种过渡反应方式，即迁就反应与因应反应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相互转换的过渡形式。就团体来讲，两种反映时有变迁；就个体来讲，不同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反应。一般地说，因应反应方式对问题解决的取向较强，它的理性化与弹性化的程度也比较大。实际上，只有采取因应性的适应方式，才能挣脱百多年来传统与西化在情绪上加诸中国资产阶级的羁绊，在心灵上获得足够的自由分析与裁量的空间，才能公平对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才能“逼真理解”西方的现代文化，进而依据中国社会的内在需要，从事本土化之文化的“生根创造”活动，使它能较好地适应商战时代的要求(《试析近代天津资产阶级面对现代化的心理和行为(1903--1927)》，《史学月刊》，1999年第4期)。
计量学的应用在本年又有新的进展。刘巍、徐颖对近代中国(1927--1936年)的宏观货币需求进行了尝试性的考察。其主要内容包括：(1)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得以运行的前提假设进行了理论抽象；(2)建立了1927--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3)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该理论函数做了实证，用Beta系数分析了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用双对数回归方程考察了货币需求量对各解释变量的弹性(《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与计量模型初探(1927--1936)》，《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赵新安利用拉弗曲线对1927--1936年间的最佳宏观税负进行了测定，得出了不同于传统观点的新结论，即1927--1936年的宏观税负并不是很高(《1927--1936年中国宏观税负的实证分析》，《南开经济研究》，1999年第6期)。
王建革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分析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认为华北农业发展过程并不象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过密化”过程，而是一种生态变化过程。
对近代华北农村出现“过密化”的验证，也需要从投入产出的数据分析出发。生态系统的分析表明，许多证据与此模式不符。华北的集约化农作技术要求人力、畜力、肥料等投入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才显示其“规模”优势，而规模优势发挥时，劳动效率才最高。总之，明清时期华北人口压力低时的劳动效率不一定比人口压力高时为高。不但华北如此，南方传统的水稻种植区也是如此。另外，棉花种植的推广也不一定代表一种“过密化”。棉花是经济作物，应从经济角度分析，1934年的统计表明，河北每亩棉花的价值是8.09元，是每亩小麦价值3.55元的2.28倍，是粟的2.43倍，而棉花的人工投入分别是小麦和粟的2.26倍和2.18倍(《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
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应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是十分必要的，它有助于解决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尚待解决的问题，把研究引向深入。如对于各种家畜生产土粪的数量，经济史界向有争议。罗伦曾就此问题对黄宗智的论点提出质疑，黄宗智的结论是从部分资料和对沙井村的访问中得出，而根据单纯的表面上的访问很难说明问题。实际上，分析牲畜的产肥量，重要的在于分析其每年所产肥料中N.P.K含量，特别是N含量。农业科学分析表明，每头大牲畜如马、骡一年所生产的肥料量折合N31.0斤，是猪的3倍还多；牛的折N量为24.3斤，也远高于猪(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主编：《技术经济手册.农业卷》，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第1068页，转引自王建革：《近代华北的农业生态与社会变迁--兼论黄宗智“过密化”理论的不成立》，《中国农史》，1999年第1期)。一个曾经争论不休的问题至此轻易地解决，由此说明，经济史研究仰仗其他学科之处尚多，其他学科对经济史的“入侵”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必然的。
但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有些研究实证分析不足，带有模式化的倾向。吴承明指出，实证主义是永远不能推翻的。历史不能套用模式，模式是历史过程终结才能概括出来的(《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1998年12月25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虞和平也指出，在某一理论、某一方法引进的初期，往往尚未很好理解消化就匆匆采用，不能很好地与相应的题材和史实相结合，如生搬硬套某一理论模式或框架；简单搬用某些新词汇和术语；理论方法与研究内容缺乏必然的内在联系；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脱节，以论取材，以偏盖全。这些现象使有些研究成果除了在表现形式和表述用语上求新之外，并无多少实质性的新意提出，即使有些新意亦难以令人信服；或者不能使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发挥特有的效用(《50年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总之，理论分析必须结合实证研究，移植过来的理论方法若不能很好地消化吸收也不能在近代经济史学园地生根。
三、与现实相结合形成倾向
自1981年胡绳提出：“要结合现实的需要进行研究”以来(《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1981年4月20日)，得到了近代经济史学界的响应。今年，这一倾向又有所加强。
李定比较了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当代的私营经济产生的具体背景、过程、内在联系以及特点和发展前景，指出，旧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受到旧社会制度的制约，并带有早期资本主义强制的特征。目前的私营经济与过去不同。在政治上雇主与工人是平等的，国家依法保护企业主和工人的政治经济权益。大部分工人不是破产的农民，而是拥有土地经营权的农民。农民向非农业产业转移，失业人员再就业，受到国家和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企业的积累主要用于扩大再生产，缴纳税收，余下的部分实行按资按劳再分配。调节高额收入的税收制度正在建立。企业利润的增加不仅有工人的剩余劳动，而且企业主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劳动和创造显得越来越重要。私营企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企业主从开始为了谋生、赚钱，发展到追求事业发展，一些人还逐渐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爱国自强的信念(《旧中国的民族资本和当代的私营经济》，《改革》，1999年第3期)。
胡赤弟、孙善根认为，当前的经济社会正面临着严重的信用危机和道德滑坡现象。而在近代社会经济活动中，宁波帮企业家十分重视商业道德，强调以德立业，以德兴业，出现了许多具有传统美德的现代企业家。认真总结宁波帮企业家有关商业道德的认识及其实践，对于我们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新的商业道德秩序，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简论宁波帮企业家的商业道德观》，《浙江师大学报》，1999年第3期)。
苏全有指出，近代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变革史。在80年后的今天，重温、反思这一段历史，自有其重要意义。他并总结了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教训：教训之一是变革必须循序渐进，深入细致，不能奢望一蹴而就；教训之二是政治体制变革应与经济发展水平、民众教育水平相适应；教训之三是领导变革的权力中枢必须健全，能击灭反变革势力而推行全方位的革新。该文最后指出，社会变革首先是人的改变，长远地看，人的素质提高是社会改革走向成功的关键(《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特征及教训》，《学术月刊》，1999年第9期)。
阎庆生认为，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对边区的经济发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在客观上也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这主要是在开发和利用可耕地时，没有来得及考虑生态问题，使大片森林受到砍伐，围猎活动使一些野生动物在边区绝迹等。当然，在当时战争环境下，生存成为边区优先考虑的问题，忽略生态问题也就在情理之中，但是保护生态的意识不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借鉴历史的经验，吸取历史教训(《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对可耕地的开发和利用》，《甘肃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
贺水金则通过研究近代银贵银贱的规律对改革开放献计献策。他指出，银贱对近代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很多，在1931年以前，中国的出口贸易能不断地价量齐增，国际贸易有逆差，但尚可控制，就是得银贱之赐，银价与出口贸易呈反向变动趋势，银价跌，出口增，银价涨，出口减。但银贱也有不利的影响。第一，提高了进口设备的成本。第二，不利于中国政府偿还外债。当然，银贵也有利弊两方面的影响。银贵之利有三：一是提高中国白银在国际市场的购买力，有利于我国进口外国设备和原材料。二是有利于偿还外债。三是国内物价下跌，钱更值钱，消费者可以从中受益。银贵之弊则有四：一是关税收入减少。二是刺激进口。三是阻碍出口。四是白银外流，导致通货紧缩。从近代中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显然银贱对中国经济的积极作用要大得多，证诸当时世界其他因素，也纷纷以贬低汇率作为摆脱困境，复苏经济的良策。这是不是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启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随时调整本国汇率，制定适宜的汇率，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论国际资本移动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江汉论坛》，1999年第7期)。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总结历史经验，为现实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无可非议。但我们也要防止出现另一种倾向，即虞和平所指出的那种缺乏全面的科学研究，只从现实的某种经济变革及其需要出发进行简单比附或类推的现象，如从现在肯定引进外资的必要性出发，而去全面肯定近代在华外资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从现在需要发展对外贸易出发，而去过分强调近代中外贸易的平等性；从现在外资企业中有中方职员和工人出发，而去完全否定近代买办对外资的依附性和外资企业对中国工人的剥削性，等等(虞和平，前引文)。
四、对批判吸收西方理论达成共识
从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曾经一度出现对西方理论的“跟风热”。一些近代经济史学者把某些理论模式奉为圭臬，表现出理论上的不成熟。
吴承明历来主张对西方理论采取批判吸收的态度。他指出，作为方法的经济理论，并不能适应于所有的场合。如老的古典经济学，对15世纪以前的情况是适用的，但16世纪现代化过程开始以后，就不适用了。新古典的理论在现代化时期有些是适用的，但争论比较多。70年代的边际主义，其计算方法普遍适用，其他理论则未必如此，有些在中国完全用不上。他还指出，有些理论经济史研究是不能用的。如模式论、目的论、决定论、包括经济决定论，因为它们与实证主义不能相容。如果脑子里先有了这个，就不能研究历史了(《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1998年12月25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近几年，“跟风热”逐渐消退。大多数近代经济史学者对西方理论采取了独立思考，批判吸收的态度。如“内卷化”或“过密论”，在本年屡受质疑，尤以林刚的一篇文章对其进行了辩证的，有说服力的分析(《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4期)。该文认为，至少在明清时期以来，劳动力相对过剩而土地等生产资料短缺对中国传统农业乃至经济整体都有极大的影响，黄宗智将此点提高到制约中国传统经济的规律上认识，是有理论创见的。但问题在于寻求落后国家的发展问题上，可称为科学的经济理论的含义，不是去设计一套完美无瑕的经济行为模式或前景，而是指明客观存在的社会经济环境条件下所可能作出的最佳选择。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以大量劳动力投入生产以换取总产值微小增加(边际报酬递减)的生产，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高资本、高技术替代劳动力的生产，在劳动生产率上的落后是不言自明的，但既然如黄氏所指出的，“过密化”是历史形成的中国人口与资源失衡的产物，那么，除了采取过密化的生产方式外，在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有否更好的，更利于中国人生存的生产方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那种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缺乏或未采取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经济行为准则的论点，就颇值得讨论了。林文认为，黄宗智的问题，是在用西方经济学的劳动生产率分析中国小农经济行为的同时，将与此概念相关的资本主义经济价值标准，用于判断非资本主义性的经济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其实质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行的从提高劳动生产率(通行作法是增加资本替代劳动)作为生产力发展的唯一标准。黄的见解，并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对中国而言，问题是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如何处理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必然产生的劳动力被替代的问题。寻求实现劳力密集与提高劳动生产率两者的最佳结合点，寻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最佳结合点，这是关系中国现代化能否成功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张丽《关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探讨》(《中国农史》，1999年第2期)分析了对于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几种观点，即近代农村经济衰退论、近代农村经济增长论、“过密型增长”论和农业生产技术停滞论。该文认为，“衰退论”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看法过于悲观。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反帝、反封建”等政治斗争及意识形态的左右和影响，从整体上看，“增长论”对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看法显得过于乐观。在论证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增长方面，布兰德所用的是“真正农业工资”(农业工人的现金工资除以米价)而用两年的数据来推断四十年的年增长率不足以令人信服。罗斯基和布兰德研究中的许多观点是在间接的资料上和假设推理上建立起来的，某些观点显得太宏观化和理论化。对于“过密型增长”论和“停滞论”，作者认为，将鸦片战争后的中国农业放进14世纪以来的中国传统农业发展中去研究容易给人造成一种“中国近代农业经济与宋元以后的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的错觉。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中国农村经济已不能和明清(清中期)时期的传统农村经济同日而语；它已经脱离了中国农村经济原有的传统发展轨道。“过密型增长”或许是19世纪中叶以前中国农村经济的主要特征和发展趋向，但并不是中国近代农业发展的主要特征和主导趋向。作者提出，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的主要特性是“非平衡化”与“不平衡”。把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农村经济当作一个旧平衡，这种平衡已被宏观社会经济条件的巨变所打破。然而在经历了“非平衡化”的过程后并没有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一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中国农村经济始终处在一种“不平衡”的状态中。作者认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发展得最好的时期，这种发展并不是农产量增加，而是农户家庭经济资源重组和农业生产经济结构的变化。不幸的是，这种发展并没有能够维持下去。这种资源的重组和结构的变化并没有导致“新平衡”的产生。
一年来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从整体上看，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结合不够。有的文章是单纯的理论分析，有的文章是单纯的实证分析。而没有理论分析的文章缺乏深度，没有实证分析的文章只是把经济史变成了经济理论的演绎；二、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不够。其表现是单纯依靠例证，缺乏定量分析。定性分析不可无例证，但例证只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吴承明指出，“一般说，‘举例子’的方法是危险的，尽管我们在治史中常用”(《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1页)。列宁也说过：“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列宁选集》第2卷第733页)。因此，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凡能做定量分析的应尽可能做定量分析，把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起来。三、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不够。近代经济史研究考察的是经济的历史进程，应该是时空的结合，这就需要在时间上进行纵向比较，探讨事物发展的趋势；在空间上实现宏观和微观的结合，把本地区或本事物放到国际国内的大环境中进行横向比较，探讨事物之间的联系。而不能就本地区论本地区，就本事物论本事物，就本时间点论本时间点(即所依据都是缺乏时间走向的同一时间点的材料)。这种脱离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限于狭窄的时间和空间的研究是形而上学的。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11/5443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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