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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文祥“出入夷(敌)营”考辨

在有关文祥的史料及诸多论著中，大都提及他“出入夷(敌)营”，与英法代表勇敢辩论，在1860年北京议和中发挥重大作用。但细检史料及档案，这一说法却没有明确的材料证明，大量材料反而证明，“备历艰险，出入夷营”的主要是恒祺等人。文祥主要是襄助奕䜣处理英法入侵北京带来的混乱局面，并商讨论抚议如何进行。主持抚议的钦差大臣奕䜣也未出入过夷营，甚至在议和定局之前，未与夷人见过面。因此，文祥“出入夷营，于夷人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服夷人的说法，是移花接木、拼接他人事迹的结果。
文祥 恒祺 出入夷营
韦明，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在文祥的材料当中，有几句概括性的语言，提及他屡次“出入夷(敌)营”，与英法代表勇敢辩论，以自己三寸之舌，折服夷人。《文文忠公事略》载：“通商条约定，上以文祥出入夷营，备历艰险，于夷人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使心服。下部优叙。”①《清史稿·文祥传》亦称：“从恭亲王奕䜣议和，出入敌营，于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②文字比前者稍少，只是由“夷营”变成了“敌营”。《清史列传·文祥传》中的相关内容与《文文忠公事略》基本一致，但其说也由“夷营”变成了“敌营”。因此，可以说，文祥“出入敌营”说出自《清史列传·文祥传》及《清史稿·文祥传》。
另外，清人朱轼所编《历代名臣传》中的《文祥传》③是对《清史稿·文祥传》的抄录。近人蔡冠洛所编《清代七百名人传》中的《文祥传》④，则是对文祥《国史馆本传》的抄录。
在有关文祥乃至晚清史的研究著作中，“出入敌营”这条材料引用比较广泛。台湾“清史编纂委员会”编《清史》，其中列传第173为《文祥传》，实为《清史稿·文祥传》的抄录：“从恭亲王奕䜣议和。出入敌营。于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⑤因此这条材料在这部《清史》中没有变化。大陆这边，清史编委会编，苑书义、潘振平主编的《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四卷》，《文祥传》由王纪元、史桂生撰稿，其中引用了《清史列传·文祥传》中的说法：“文祥出入敌营，对英法侵略者的‘非分之求，侃侃直言，折之以理’。”⑥
张明林、华山主编的《大清王朝》第7卷《咸丰王朝》一书中，对文祥的介绍也是采用“出入敌营”说。⑦邵雍著《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研究》一书，收录其一篇文章，题目为《文祥的对外应对》，其中也引用了“出入敌营”说。⑧著名传记作家高阳的《大清名妓李蔼如》(第262页)(又名《状元娘子》)一书中，持文祥“出入敌营”说：“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内犯，文宗仓惶出狩，留下恭王在京办理抚局，其实就是文祥在一手主持。出入敌营，与洋人多方周旋，颇知夷情。”⑨著名澳大利亚华人作家雪珥的《帝国政改——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一书也持“出入敌营”之说。⑩
由于文祥是晚清重臣，诸多传记类专著均对他有专节描述，如谢俊美所编《中国近代政治家》、黎明编《中国历史名人传记故事(近代卷)》、杨剑宇编《中国历代宰相录》、王洁纯主编《沈阳少数民族》、中外名人研究中心组编《中华正气》等等，基本上是对《清史稿·文祥传》的转写，自然均持“出入敌营”说。
吴民贵先生曾在1986年撰文《略论文祥》，此文应为历史学界研究文祥的第一篇论文，该文认为：“奕䜣因奉有‘未便与夷人相见’的朱谕，几乎一直坐镇大营。因此，‘出入敌营’、与列强频繁接触，直接交涉的使命，就理所当然地落在文祥肩上。”(11)
这条材料使用如此广泛，以致文祥“出入敌营”之说成为定论。然而仔细检索文祥的相关史料，文祥“出入敌营”竟与事实不符，或言文祥在咸丰十年协助奕䜣办理抚局时，根本没有出入过夷营，甚至在《北京条约》签订之前，文祥未与任何夷人见过面。而相关史料表明，“出入夷营”的另有他人。本文试图对此进行细致考辨，以期有所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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