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长江-范长江与长征擦肩而过的采访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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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范长江与长征擦肩而过的采访旅程


1935年5月18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范长江从上海乘民生公司轮船溯流西行。范长江向《大公报》提出去西北采访的请求,不要差旅费和工资,仅要稿费;只需给他一个证件、一个名义,再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行动自由,文责自负。《大公报》掌门人满口答应,给他发了旅行记者证,还开了介绍信,以备沿途遇有困难时使用,且预付了部分稿费。
在四川内江家乡作短暂停留后,范长江来到成都。此时,红军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声势浩大。7月初,范长江只身从彭县进入雄峻的龙门山:“越走山越大,人家越少,深山密林,道路曲折,也不知道目的地在哪里,只想能撞见红军。”山民见他不是当地人,单身独行,都劝他不要前行,以避土匪、野兽侵袭。范长江只好退回成都。

1935年7月14日,胡宗南部队一个参谋团要从成都北上去兰州,范长江争取到同行机会。他头戴南洋太阳帽,身着戎装,双肩斜挎干粮袋和子弹带,腰系文件包,脚踏马靴,跋涉崇山峻岭。“记者深入其中,俨然如入森罗地狱,阴寒澈骨,不敢久停。”夜里投宿林间,轮到范长江值夜班,不时闻到虎豹吼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身披棉被,手持手枪,仰观满天星斗,耳听呜呜风声,极目向四面黑暗中侦察。”
范长江在江油追寻红四方面军徐向前部队的足迹,看到红军白军交战留下的痕迹。中坝北门外立了一块大石碑,镌刻八个大字:“平分土地”“赤化全川”。到白石铺,墙上刷着标语“武装拥护苏联!”范长江与当地居民交谈,经常听到一个人名“苏先生”。据他们说凡是红军区域,皆归苏先生管辖。范长江恍然大悟:苏先生不是人的名字,而是红色政权苏维埃。
涪江之水来自雪山,江水寒冷刺骨。红军据守涪江南岸时,国民党第二师派善泅水之官兵游泳过河攻击。但下水官兵十之八九皆被水冻僵下肢,没水而死。范长江说:“记者亦曾以足部试之,下水数分钟,即失足部知觉,急提出水,必经五六分钟,始能回复原状。”
范长江从胡宗南部队获得情报: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松潘西南的毛儿盖,张国焘、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在黑水沟一带活动。范长江分析说:“朱、毛、徐向前合股以后,尚有十万左右之人枪,缺食缺衣,缺弹药,进图四川腹地既不可能,困守岷江上游与大小金川之间,尤无法自给。”由此判断,红军必将在冰雪季到来之前,脱离困境,另谋出路。
熟悉地理的范长江认为红军北上,只有三条道路可走,即包座、郎木寺和阿娃,各有利弊。偏西的阿娃线,即阿坝州,要过黄河激流和给养维艰的牧区。中间的郎木寺线,草地、雪山和洮河阻拦。偏东的包座线,有杨布岭、白龙江、迭山和洮河四道奇险。
范长江当时并不清楚红军内部已经发生分裂,毛泽东坚持北上,张国焘执意带领主力南下。1935年9月9日,急于脱险的毛泽东,果断带领红军右路军北上,由川入甘,走的是偏东的包座线。红军作家成仿吾描绘这段征程:“部队沿包座河上游行走,左边是悬崖绝壁,右边是急湍奔腾的包座河,路是极狭窄的小道,异常难走,有时路被河水淹没,只好攀着悬崖,趟着急流前进。”
红军沿着达拉沟进入甘南迭部,在三岔口摆了一个迷魂阵,没有径自北上,而是向西拐了一个弯,走进了山峦环抱的高吉村。当地老乡认为,中央红军除了防止国民党军队的围堵,还担心张国焘追击,所以向西到高吉村转移隐蔽。中央红军到这里仅剩八千人。
高吉村依山傍水,红军懂藏语的人把高吉村藏语发音听成了“俄界”。9月12日中午,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了政治局紧急扩大会议。俄界会议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中央红军“五人团”,为军事核心领导。因病没有参加会议的周恩来依然当选为“五人团”成员。将红一、三军团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浩荡的中央红军缩编成单薄的陕甘支队,出人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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