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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用镜头观察社会变迁:近代中国摄影师群体
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批新兴职业群体开始出现,诸如律师、医生、记者……他们或根植于传统中国文化内部,或产生于中西文化交流之中。其中,以影像为依托的近代中国摄影师群体便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鸦片战争后,外国摄影师纷纷来华。为消除民众对摄影的排斥心理,弱化传统中国社会的影像禁忌,他们积极为慈禧、耆英等上层人士拍摄照片。摄影因具有写实性、趣味性等特点,逐渐获得了中国上层社会的认同,而上层社会对摄影的接受无疑也影响了民间社会的态度。一时间,拍照成为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热衷的时尚消费方式。
影像文化的传播日益广泛,随之而来的是本土摄影师群体的产生,而早期中国摄影师主要分布在沿海城市或通商口岸。如在香港开设阿芳照相馆的黎芳,开设“宜昌”照相馆的周森峰、张老秋;在广州开设“缤纶”照相馆的温棣南,开设“芙蓉”照相馆的梁海初;在上海开设“耀华”照相馆的施德之,开设“宝记”照相馆的欧阳石芝;在北京开设“鸿记”照相馆的杨远山,开设“丰泰”照相馆的任景丰;在天津开设“梁时泰”照相馆的梁时泰;在武汉开设“显真楼”的严添承等人。从摄影师的活动空间来看,大致呈由南向北、从沿海到内地的特点,且具有明显的分布不均衡性。此外,近代中国摄影师职业构成也较为多元。首先,来自传统画师的转行。传统中国社会,民众对于影像的诉求主要靠绘画来实现。与摄影相比,绘画耗时长,又因画师水平良莠不齐,很难客观反映个人特色。随着摄影的普及,民众开始选择用摄影取代绘画来留存自己的影像。面对行业冲击,一些画师主动学习摄影术,如香港“宜昌”油画店的周森峰、张老秋等人,聘请外国人教授摄影术,学成后将油画店改为摄影店,生意较之前大有改观。随后张老秋、谢芬等人又将摄影术传入内地,他们不仅实现了传统画师到摄影师的职业转换,而且将摄影技术及其观念渗透到民间社会。其次,来自社会精英及留学生阶层。近代中国社会,最先接触西方科技的人往往以社会精英和留学生为主。如林鍼在福建为外商充当翻译,随后受外商聘请,前往美国教授中文。他在美国对摄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学会了摄影技术,还购买一套银版摄影器材带回中国。又如北京丰泰照相馆任景丰、上海迎芳照相馆王雪桥等都曾出国留学,留学期间逐渐对摄影产生了兴趣,归国后便开始以摄影为业。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社会精英及留学生最早学习了摄影技术,并将影像文化引进中国,促进了摄影技术的推广及影像文化的“再传播”。
近代中国摄影师主要来源于与摄影相关的行业和社会精英阶层,昂贵的摄影器材也让一般民众望而却步。诸如由传统画师改行从业的摄影师,将摄影视为谋生手段,属于职业摄影师。而大部分社会精英则视摄影为“娱乐消遣,或挟器具以作旅行良侣,皆可称之摄影自修家”(欧阳慧锵:《摄影指南》序言,1923年)。无论是职业摄影师还是业余摄影师,他们不仅是中国视觉经验现代转向的实践者,同时也是中国早期影像文化的传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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