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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

辛亥革命前后的张謇
作者：章开沅
光绪三十一年（1905）是资产阶级革命开始进入高涨的一年，同时也是清政府开始伪装预备立宪和资产阶级改良派认真发起立宪运动的一年。
张謇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展开了频繁的政治活动。因为他感到“内忧外患”严重到了极点，只有立宪才能使“外而眈眈环伺之列强，内而狡焉思逞之匪党，皆当改易视听，革面洗心。”(《张謇、赵凤昌、汤寿潜改定立宪奏稿》，此件收于《近代史料信札》（北图善本）。)除协助张之洞、魏光焘向清廷上书以外，他还积极联络各省督抚，以寻求地方实力派的支持。袁世凯本来是他在庆军幕中教读过的学生，后因不满于袁之骄横跋扈而绝交已达二十年之久。辛丑秋李鸿章死后，袁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声势□赫的大人物。清王朝的摇摇欲坠和革命潮流的高涨，促使张、袁捐弃前嫌，重新携手以应付危局。这年秋天，由于抵制美货运动在全国范围蓬勃发展，张謇除托吴长庆之子保初北上向袁面陈一切外，还写信劝袁对抵制美货运动不可采取高压政策，并且应该正式出面倡导立宪。张謇急切地呼吁说：“且公但执牛耳一呼，各省殆无不响应者。安上全下，不朽盛业，公独无意乎？及时不图，他日他人，构此伟业，公不自惜乎？”这显然是针对袁富有政治野心而作的引逗。袁回答得也很巧妙：“各国立宪之初，必有英绝领袖者作为学说，倡导国民。公夙学高才，义无多让。鄙人不敏，愿为前驱。”(张一□：《拟复张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从此，北袁南张，一个在朝，一个在野，遥相呼应，纵横捭阖，在晚清政局中起了重要作用。
次年（1905）六月，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端方和戴鸿慈回到上海。张謇带头发起商学两界公宴，以显示“众心希望立宪也。”同时，他还替端、戴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宣扬只要仿行日本宪法，就可以得到三大好处：1．“君权永固”，2．“外患渐轻”，3．“内乱可弭”。七月中旬，清廷迫于内外形势，正式谕令“预备仿行宪政”。国内外立宪派欢欣鼓舞，纷纷“开大会，举祝典”。张謇立即写信恭维袁世凯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的复信则再次吹捧张“英绝领袖之才，……鼓吹群伦，隐然为舆论之母。”(张一□：《拟复张季直殿撰》，《心太平室集》。)由于得到袁世凯等有权势的督抚支持，张謇一伙的劲头更足，就在这年冬天正式组成了预备立宪公会。
预备立宪公会推定郑孝胥为会长，汤寿潜、张謇为副会长，成员多数为苏、浙、闽三省绅商名流，而其中骨干分子则大多为张謇的密友和亲信。在成立大会上争论颇多，大体上可以区分为“急进”和缓进两种主张。张謇显然倾向于缓进，认为：“立宪大本在政府，人民则宜各任实业、教育，为自治基础。与其多言，不如人人实行，得尺则尺，得寸则寸。”(张謇：《自订年谱》丙午十一月。)这可以看作是张謇一派在整个立宪运动中的方针路线。
光绪三十三年（1907），清廷谕令设立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宣统元年（1909）八月，江苏谘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为议长，随即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他与江苏巡抚瑞□商定：由瑞□出面联络各省督抚，要求组织各省内阁；张謇则负责联络各省咨议局，敦促从速召开国会。他还应汤寿潜的邀请，专程前往杭州说服浙江巡抚增□。江浙两省地方当局和谘议局步调协同一致，因而能够在全国立宪运动中处于倡导地位。是年冬，十六省谘议局代表齐集上海，举行国会请愿代表团谈话会，并组成33人国会请愿代表团。张謇在代表团出发时赠言：“秩序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会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张季子九录·文录·送　十六省议员诣阙上疏序》。)
但是，以醇亲王载沣为首脑的清政府并没有为张謇之流的“输诚”所感动，连缩短四年预备立宪期限这样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统二年春，张謇召开江苏谘议局会议，决定再次清求速开国会。五月，又发动了第二次国会请愿。此次请愿除各省谘议局代表外，还有各省商会、华侨商会及其他政团代表参加，一时号称有20余万人参加，很有一点声势。但清廷顽固如旧，不仅坚持九年预备立宪原议，而且严厉告诫请愿代表：“毋得再行□请”。但张謇等仍不死心，紧接着又为第三次国会请愿作准备。
八月，新成立的资政院正式开议，国会请愿代表团乘机再次向清廷上书，并到处游说宣传。资政院一致通过速开国会的决议，各省督抚也联名奏请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于十月初宣布缩短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改为五年，预定于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并预行组织内阁。张謇已经满足于清廷这样微不足道的让步，中止了原来打算亲自北上活动的计划。但国会请愿代表团却深感不满，继续要求立即召开国会。清政府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并逮捕惩办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霖。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彻底失败。张謇对此不能不感到沮丧，叹息说：“亟求立宪，非以救亡；立宪国之亡，其人民受祸或轻于专制国之亡耳。呜乎！世人知余言之痛耶？”(《张謇日记》辛亥正月二十日。)
清廷继续倒行逆施，于宣统三年（1911）四月组成所谓“皇族内阁”，实际上是进一步实行集权专制，同时又宣布“铁路国有”政策，全国舆论为之哗然，立宪派与清廷对立达到极其尖锐程度，不少人已倾向于挺而走险，另作他图。张謇虽然也感到清政府“举措乖张，全国为之解体”，但仍然没有放弃劝说清廷回心转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汤寿潜、赵凤昌、沈曾植等联名向载沣上书，劝他“危途知返”，改组内阁，“重用汉大臣之有学问阅历者（指袁世凯）。”不久，他又代表沪、津、粤、汉四地商会进京，与美国达赉财团商谈合办中美银行与太平洋航业公司问题，并借此机会对清廷作“最后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张謇偕江谦、孟森等从上海乘轮船溯江而上。他们在武汉停留了九天，由于瑞□的有力支持，用闪电般的手法以大维公司名义取得了湖北纱、布、麻、丝四厂的承租权。五月十一日，张謇于北上途中特地下车看望蛰居彰德的袁世凯，两人“道故论时”，对政局显然有所计议。据当事人回忆，张謇回车时含笑说：“慰廷毕竟不错，不枉老夫此行也。”(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0—182页。)五月十二日抵京，受到载泽、端方等人的热烈欢迎，并被特意安排在翁同和故居住宿。十七日载沣召见，任命为中央教育会会长。张謇则建议清廷注重民生，实行宪政，政府承担川路亏空，并全部收购商股以平息保路风潮等。随后又曾分别与奕□、载泽、盛宣怀等有所磋商。张謇在北京奔走近两个月，并未获致任何具体结果，但载沣等这种“求贤若渴”的姿态却赢得了他的知遇之感。他除派雷奋作为代表参加直省谘议局联合会外，自己并不直接参与该会活动。
六月回到上海，仍集注精力筹议中美合资兴办实业事宜。当四川保路风潮已经发展成为武装起义，全国革命大风暴即将狂飙突起的时候，他还和赵凤昌认真起草《报美团（指东方商团）书》，准备组织代表团到美国“报聘”。
为了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于八月十三日又赶到武昌。十六日大维纱厂、布厂同时开工，紧接着便是频繁的宴会，以欢庆他的经济势力伸入到华中地区的中心。丰厚的利润几乎使他陶醉忘忧。直到十八日，也就是汉口宝善里革命党总机关被破获的那一天，他兴致勃勃地参加湖北谘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举行的午宴，甚至还派专人护送孔雀、锦鸡各一对给通州博物苑。晚间又和湖广总督瑞□畅谈到深夜。十九日（阳历10月10日）上午过江在汉口等船，晚八时登轮返沪。船开动时已发现长江对岸起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自订年谱》辛亥八月。)张謇最为害怕的景象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辛亥武昌首义的烽火。
十九日深夜船到安庆。他本来是应邀前来和安徽巡抚朱家宝商谈导淮问题的，可是革命的步伐究竟要快得多，当地新军已在酝酿起义，还有什么导淮可言呢？二十日，他连夜挤进塞满人群的江轮，第二天赶回南京。他先后劝说江宁将军铁良、两江总督张人骏出兵镇压湖北革命运动。铁、张自顾不暇，无以为应。他又赶到苏州，连夜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建议立即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严惩“酿乱首祸之人”（指盛宣怀等），“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但是，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各省区的纷纷独立，终于使张謇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清朝已如“绝弦不能调，死灰不能□。”他重新判断时局，认为武力镇压已无前途，决定放弃君宪，转向共和，从“和平光复”中另谋出路。上海、浙江光复后，他即支持程德全在苏州宣布独立。九月十八日，通州也宣告独立，“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资本集团毫无损失，张謇的哥哥张□且出任总司令。在此前后，他还打电报给已经奉命进攻湖北民军的袁世凯，劝他认清国内“大多数趋于共和”的严酷现实，应赶紧前往北京，防止皇室逃亡，尽快与南方达成协议，以确定共和政体，稳定全国局势。并分别写信给铁良和张人骏，劝他们断然放弃武装反抗。
九月二十日，他暗自算了一笔帐：“计自八月十九日至今三十二日，独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张謇未刊函电》。)平均不到三天就有一省独立，这更坚定了他附和共和的决心。十日一日，他当选为由谘议局改组的江苏临时议会议长。十月中旬赴沪，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晤谈。二十四日终于将作为清朝臣仆标志的辫子剪掉寄回家中，并且在日记上注明：“此亦一生之大纪念日也。”他拒绝接受清廷授以农工商大臣、东南宣慰使的任命，说是眼见大势已去“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辞可宣？”公开表明了对清王朝的决绝。他接受了江苏军政府两淮盐政总理的委任，但这并非是真心实意支持革命。因为他自己说得很清楚：“欲江宁之回复秩序，须设置民事（指政府）；欲设置民事，须客军（指各地民军）出发；欲客军出发，须财政先得数十万。财政之大者在盐，为乡里计，不得不为任盐事。”(《张謇日记》辛亥九月二十日。)总之，他是希望清朝和革命同时结束，由袁世凯出来收拾残局，恢复秩序。
当时，各省纷纷独立，不相统率；就是江苏省内，也出现了都督、司令如毛，各自为政、相互争持的现象。张謇第一步是力主程德全移驻南京，“并宁、苏为一”，逐步恢复江苏全省政令的统一。第二步是进而力争以上海为政治中心，把操纵全国局势的主动权掌握在他们一伙的手中。而第三步则是通过“南北和谈”，把独立各省的政权汇总起来，统统移交给袁世凯。根据赵凤昌遗留的各种函电文稿，可以知道张謇等人曾经设计一个政治方案：即模仿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十三州会议总机关”，尽快在上海设立各省代表临时会议机关，以便于南北议和并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经过他们的多方面活动，到十月底，各省代表终于由武汉改在南京会议，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议，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的临时中央政权也正在筹组之中。而赵凤昌的惜阴堂，则是操纵所有这些活动的幕后中心。
可是，孙中山于十一月六日到达上海，在一定程度上打乱了他们的计划。由于这位革命领袖在同盟会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同时也由于黄兴等人极力维护革命阵营的统一，很快就在南京成立了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导的中央临时政府。张謇被任命为实业总长，可是他从一开始就持消极态度。说什么“时局未定，秩序未复，无从言实业也”，并且批评孙中山在政策问题上是“未知涯畔”。(《张謇日记》辛亥十一月十四日、十五日。)他很快就离开南京，而且不再到职，随后更借口汉冶萍公司抵押借款问题正式辞职。同时，他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并联络章太炎等建立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又改组为统一党，用意都是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相对抗，以拥立袁世凯为职志。所以当他获悉南方同意以清帝退位为条件而改选袁世凯为临时总统时，便连忙密电告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十二月二十五日（公历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逼迫清帝逊位。张謇认为“此一节大局定矣，来日正难。”(《张謇日记》辛亥十二月二十八日。)所谓难，是指结束革命远远难于结束清朝。次日，孙中山辞职，参议院经孙推荐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但革命派仍想以迎袁南下就职，使之离开北方巢穴，以便对这个军阀头子有所约束。袁世凯当然不愿舍北就南，张謇连忙建议说：“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只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着手，一从北数省人民着手，……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张謇未刊函电》。)袁世凯一手导演的兵变争都丑剧，以及中外反动势力的一片鼓噪：“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等等，大体上都与张謇的意愿相吻合。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自然感到满意，但也没有马上参加袁记内阁。这是由于他刚刚辞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职务，“今若忽焉而北，则浅见者必以为有轻重向背于其间，而无识者且可造为种种荒诞离奇之语。”《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为时局致袁总统函》说穿了，就是想掩盖自己反孙拥袁的政治立场，而以在野的身份为袁“拾遗补阙”和“遥为声援”。他先后参与了共和党、进步党的建立，以对抗同盟会及其改组而成的国民党，还为南京临时政府、留守府和上海军政府的结束及遣散民军有所策划张罗。直到9月初，他感到江苏以至南方局势已经初步稳定，才亲自北上拜会袁世凯，表面上仅仅是就盐法改革有所陈说，实际上是参与共和党筹谋如何分化革命派并支持袁政府“集权统一”。
正当张謇认为“统一”、“秩序”在望，将可大展“棉铁主义”宏图的时候，1913年3月20日出现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惨遭暗杀的案件，整个政局重新动荡，南北战争一触即发。张謇不分是非曲直，反对武力讨袁，力主“持以镇静”和“法律解决”，他夸大革命代价的高昂，并且丑化与诋毁革命的领导人，说是“孰肯以汗血所得之金钱，供二次、三次革命不已之挥霍，自买今年明年纠缠不了之苦痛。人心如此，钱从何来？无所得钱，凭何革命？”(《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调和有此致孙少侯、王》)他以“调停”人自居，实际上却是利用汪精卫、陈陶遗等妥协分子，拉拢和影响黄兴等人，孤立孙中山并反对他所领导的“二次革命”。张謇这种政治态度，同当时民族资产阶级大多数人倾向于妥协是相一致的。
及至袁世凯将“二次革命”镇压下去以后，张謇立即于10月中旬前往北京，就任熊希龄主持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的农林工商总长。他不明白袁世凯无非是把这个“名流内阁”作为一种装饰品和铺平独裁帝制道路的垫脚石，却幻想凭借国家政权的力量来推行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在两年任期中，他“延揽通晓工商法之人”，认真编辑20余种法令条例。他主张应把工业发展的重点确定为纺织和钢铁，提倡和保护民营工商业，吸收外资须注意“条约正当，权限分明”(《张季子九录·政闻录·为时局致袁总统函》)，并拟订了各种雄心勃勃的发展实业的计划。张謇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主张是具有进步性的，而且他还懂得经济不能离开政治的道理：“实业之命脉，无不系于政治”。他很希望出现一个能够从“法律、金融、税则、奖励”四方面“扶植、防维、涵濡、发育”本国农、工、商业的“贤良”政府，可是他没有想到袁世凯所最关心的却是复辟帝制，因而两年来努力制定的20来种法令条例往往流于空言。
1914年2月，熊希龄内阁被迫总辞职，张謇虽然暂时留任，但已不安于位。在“名流内阁”垮台5天以后，他就写信劝告袁世凯，说是“解散国会、改总统制、祀天用□冕”等等，已经在国内外广泛引起“帝制复活”的流言，并且将会诱发新的动乱。他借用苏轼的话以示讽喻：“操网而临渊，自命为不取鱼，不如释网而人自明也”。(《张季子九录　·政闻录　宣布就部任时之政策》。)可是袁世凯决不“释网”五月以后干脆撤销国务院，改在总统府内设政事堂。1915年春又不惜以“二十一条”与日本进行无耻交易，帝制复辟已经迫在眉睫。张謇深表不满，正式辞去农商总长职务。辞呈说：“是謇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役所可了。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请解决商部长职专任水利局 务呈》。)他是决心与倒行逆施的袁世凯分手了。
张謇回到南方以后，并没有参加反袁斗争，但对帝制的抵制态度是比较明确的。1915年11月20日，看到上海报纸上有袁世凯将封他为“太傅”的消息之后，张謇在日记上写道：“何为若是之纷纷逼迫耶！”1916年春，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以后，曾通过徐世昌再一次邀请张，北上为之转圜。张謇断然拒绝，说是南方讨袁战争已蔓延各省，“武力与调和皆不易解决”，唯一的办法是袁世凯自己“急流勇退”，以平民愤而早日结束战争。这与四年以前谢辞江苏宣慰使并敦促清帝逊位相比较，简直是历史的重演。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张謇感叹道：“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来未有之会，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败群小之手。谓天之训迪吾民乎？抑人之自为而已。”(《张謇日记》丙辰五月六日。)
但是，张謇在政治上的失意却在经济上得到补偿，他的企业在欧战期间得到空前发展。截至1921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资本增加到360多万两，历年纯利累增总额共为1，660余万两。到1924年，大生已增加到四个厂，资本总额达770多万两，纱锭共15万枚，布机共1，500余台，同时还兴办了金融业（淮海银行），扩充了航运业（大达轮船公司），此外又增设了一批大小不等的企业和事业单位。盐垦事业也有很大发展，公司林立，垦区扩展，南到长江口附近的吕四场，北到海州以南的陈家港，包括南通、如皋、东台、盐城、阜宁、涟水等县，在濒连黄海700余里沿岸冲积平原上，占有土地总面积达4，550，000亩，已垦面积70万亩，投资总额共21，190，000元。(《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如通泰各盐垦公司募集资金之说明书》)张謇的经济事业在1920年前后达到顶峰，正如日本人驹井德三所描绘的那样：“是故张謇在实业上之势力，以南通江北一带为根据。在上海之地，以金融之关系，在九江路设事务所，掌南通关系各银行公司之交涉事务及生产品之交易。又于黄浦江沿岸法租界邻接地之十六铺，建有巨大之仓库及埠头，以大达轮船公司之名，营仓库及航行之业，在吴淞商埠所有之地产，占该埠形胜之区，现正建设埠头，进行都市之计划。”(驹井德三：《张謇有关事业调查报告书》。)
但是好景不长，欧战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再次使民族工商业陷于凋疲。而袁世凯死后，军阀统治由表面统一转入公开混战，更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极大灾难，同时也使大生资本集团很快便由盛而衰。1922年以后，这个集团由于发展过快，已经因资金短绌而增加负债。到1925年，情况更为严重，仅大生一厂的债务即高达900余万两。盐垦系统的亏蚀最大，仅所欠大生债务已有250万元以上。在罗掘俱穷的困境中，张謇被迫把全部企业交给债权人江浙财团接办，将近30年苦心经营的企业体系濒于土崩瓦解。
张謇晚年思想更加保守。他周旋于各派军阀之间，既不满意军阀混战，对于共产主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也缺乏理解，并存在很多疑虑。但是也应该看到，他期望祖国富强之心始终未泯，曾撰文指责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要求废止不平等条约，主张取消租界、领事裁判权和协定关税。他还希望结束军阀混战，让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得以顺利发展的和平环境。只是由于他已经游离在时代潮流之外，这些梦想的幻灭便是必然的结果。
1926年夏天张謇病故。这年春天，他“慨世乱之未已，悲民生之益穷”，曾赋长诗以寄孤愤。结尾几句是：“吁嗟吴与越，动受四面牵。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乎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张季子九录·诗录》。)这便仿佛是他暮年处境的自我写照。
（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86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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