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藩镇势力是怎么一步步变强的?朝廷为什么不想办法压制?感兴趣的小伙伴快来看看吧。

众所周知，唐朝政权实亡于藩镇割据，中央及地方矛盾尖锐，各地节度使独揽军、政、财权，职位又由其子弟或部将承袭，不受中央政令管辖。随着时间推移，唐朝统治者无力镇压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的藩镇节度使，各地藩镇却有实力攻打京城，逼迫皇帝出逃，使得唐帝权威扫地。事实上，“安史之乱”后形成的这种中央集权程度削弱、藩镇强大且互相争战的割据局面，有着明确的发展阶段，观察分析各个阶段的藩镇割据发展形势，便能深刻理解唐朝的衰落过程。

第一阶段——割据形成发展时期

该阶段大致处于唐代宗初年至唐德宗末年。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史思明长子史朝义自缢身亡，其麾下党羽纷纷投降，“安史之乱”至此结束。奈何朝廷实力有限，既不能派心腹将其架空，也无法彻底将其打散拉拢，所以最后只能以赏功为名授以藩镇节度使称号，并命其分统原安史逆贼所占各地。朝廷共设四镇节度使，即李怀仙为卢龙(又名幽州或范阳，今北京)节度使，辖今河北及东北地区﹔李宝臣为成德(又名镇冀或恒冀，今河北正定)节度使，辖今河北中部地区﹔田承嗣为魏博(今河北大名北)节度使，辖制今河北南部及山东北部地区﹔薛嵩为相卫(今河南安阳)节度使，辖制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部分地区。不久，相卫辖区为田承嗣所并，四镇遂变成三镇，三镇名服唐廷，实则独立，或父子相承或由大将代立，朝廷无法过问和干涉节度使的继承事宜。

除去这大名鼎鼎的河朔三镇外，另有淄青(又名平卢，今山东益者)镇节度使李正己，本来淄青节度使为侯希逸，李正己将其击败后，唐朝中央无力收回，只能授以其节度使称号， 李正己一家也由此统治山东地区长达三代四人;山南东道(今湖北襄樊襄阳)节度使梁崇义则实行割据封闭统治长达十九年。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梁崇义被灭，次年淮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据镇反叛，自称建兴王，并联合已称王的淄青﹑魏博﹑成德﹑卢龙四镇节度共同抗拒中央，不遵唐帝号令。唐德宗连忙调集淮西邻道集攻李希烈，其余诸道皆观望不前。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德宗调泾原(今甘肃泾川北)兵东援，十月， 泾原军于长安发动叛乱兵变，拥立留居长安的前卢龙节度使朱泚为秦帝，德宗无奈出奔奉天(今陕西干县)。

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正月，李希烈称楚帝，改元武成。二月，奉命驰援德宗的朔方(今宁夏灵武)节度使李怀光追随叛军反抗唐朝，德宗再奔梁州(今陕西汉中)，唐朝政权此时危在旦夕，随时都可能覆灭。好在名将李晟率军收复长安，同年六月平定“朱泚之乱”。贞元元年(公元785)八月，李怀光之乱平定，二年(公元786年)四月，李希烈为部将所杀，冀鲁四镇暂时表示重新尊奉唐帝，大唐表面上又重归统一。唐德宗李适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反叛后，几乎吓破了胆，决定对各地藩镇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当然，李适也采取了一些保障自身安全的措施，比如加强禁军(神策军)、充实府库等。不过这些举措却引发了另一个极具威胁的后果，即宦官掌权乱政。

第二阶段——中央讨伐叛镇时

节度使骄横跋扈，渐渐独霸一方，不受节制，成为藩镇，父死子袭，亦称方镇。元和是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在位时间 806年～820年）

该阶段大致处于唐宪宗李纯永贞元年(公元806年)至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唐宪宗李纯即位后，经过其父唐顺宗李诵十余年的治理，唐朝中央军力与财力积累了一定基础，唐宪宗开始着手削藩。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剑南西川节度使刘辟上书求兼领三川不得，发兵进犯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今四川三台)，宪宗遣高崇文率神策军出征平定。同年，宪宗又平定夏绥节度使杨惠琳叛乱。次年，镇海(今江苏镇江)节度使李锜叛变，宪宗调邻道兵征讨，李锜为部将所杀。

唐宪宗数次平叛藩镇均取得胜利，增强了朝廷主战派的信心。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士真逝世，其子承宗自为藩镇，宪宗遣宦官吐突承璀征讨，结果无法取胜，只得暂时妥协，下旨由王承宗继位。元和七年(公元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季安逝世，其子从谏继位，从谏年幼，军中遂推大将田兴(后改名弘正)为主。田兴上书表示愿服从宪宗统治，遵守中央法令，申报魏博地区户籍，还向唐廷请命刺史督抚等地方官，并遣使送从谏入京为质，河朔三镇由此出现突破口。

另一方面，淮西自李希烈为部将陈仙奇所杀后，吴少诚又杀陈仙奇，其义弟吴少阳继位后仍旧割据一方。元和九年(公元814年)，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父位，对于淮西镇如何处置，唐朝群臣分为主战﹑主抚两派，宪宗本人的立场是主战。于是唐廷征集邻道军队围攻淮西之时，淄青﹑成德两镇暗中支持淮西，河阴转运仓被焚毁，主战派宰相武元衡、御史中丞裴度先后被刺杀，但这些风浪都没令宪宗动摇，他任命裴度为相，坚持平定藩镇割据叛乱，这也成为藩镇势力与唐朝中央的一次大决战。

由于各地平叛军队中，不少将领迁延观望，故意作战不力，所以战事一度陷入胶着。元和十二年(公元817年)十月，宰相裴度亲临前线督师，唐邓节度使李愬雪夜袭克蔡州，擒吴元济，取得最后胜利。同年，宪宗发兵淄青，次年二月，淄青将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卢龙节度使刘总见此，相继自请离镇入朝，请朝廷另委节度使，唐中期以来藩镇长期割据的局面至此似乎得到了解决。然而由于朝廷平叛过程中消耗太多人力物力，致使和平局面之下暗流涌动。

第三阶段——藩镇复兴延续时期

该阶段大致处于唐穆宗初年至唐懿宗末年。唐宪宗长年平叛，耗光了中央府库积蓄，地方的平和稳定又使朝臣思想麻痹，这就为野心家们暗中蝇营狗苟提供便利。宪宗晚年大举修行炼丹以求长生，加之任用聚敛之臣，赋税极高，百姓对此怨恨不已。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宪宗驾崩，唐穆宗即位后为平复百姓，着手裁减兵员，此举虽大幅节省财政开支，然而被裁士卒没有合适去除，于是在各地作乱，而河朔三镇将士也因与朝廷委派的昏庸官吏产生矛盾，最终双方汇聚在一起，准备发动新的叛乱。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卢龙兵乱，将士囚禁朝廷委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随后，成德军擅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穆宗命裴度统兵讨伐，并下令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由于将士不肯出力，还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即恢复当初独立状态)，田布不肯只能自杀谢罪。河朔三镇再次脱离中央控制，此前被朝廷裁撤的士卒纷纷投奔新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等人。

裴度征讨无功而还，徒劳靡费国帑，唐朝中央亦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实，放任河朔三镇自立。见唐帝无法镇压反叛，各地人心思变，许多小型割据势力纷纷涌现，如徐州大将王智兴逐节度使崔群并自领军务，朝廷无奈授以节镇。泽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刘悟擅囚监军使刘承偕，朝廷无奈宣布流放刘承偕，刘悟子孙三代之后占据泽潞十余载。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李德裕率军发动“会昌伐叛”，一举平定泽潞，这才稳定住了中央对各地的基本控制。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藩镇割据虽有所复兴和发展，但危害性并没有之前那么严重，各地藩镇节度使也只是经常发生牙将逐帅等“以下克上”之事，没有各自大打出手，此外多地还出现权力下移的趋势。

第四阶段——藩镇相互兼并时期

该阶段大概处于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朝灭亡(公元875年～公元907年)。乾符二年(公元875)，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朝廷虽征集各地藩镇围剿，但由于大军指挥并不统一，加上各地节镇利用机会扩充实力，唐朝的灭亡速度反而因此加快。广明元年(公元881年)十二月，黄巢攻入长安，僖宗仓皇出逃，唐朝统治名存实亡，各地割据势力趁势兴起，割据藩镇空前增多。

农民起义军被剿灭后，藩镇完全无视唐朝皇帝权威，开始进行规模浩大的兼并战争。此后数十年，各地割据兼并不断，唐帝也屡次被人挟持充当傀儡。天佑四年(公元907年)，朱温弑杀唐哀帝李柷，唐朝正式宣告灭亡。由于朱温本人缺乏足够的威望与能力，无法真正统一全国，各地节度使又纷纷变回“大唐忠臣”，打着兴复唐朝的旗号反对其统治。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五代十国的混战局面由此产生，而这从某种程度来说，正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延续。直至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统一大部分中国，重新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藩镇割据才彻底宣告结束。

揭析真实的唐朝藩镇割据

自安史之乱平定后，藩镇便是大唐帝国的三大支柱之一，和中枢的南衙（朝堂官僚集团）北司（控制中央禁军的宦官集团）一起，互相平衡制约，切实有效地维护了帝国统治百年。

一个浅而易见的事实：如果藩镇当真是朝堂中枢必欲除之而后快之物，唐朝就根本不会在河朔三镇与朔方等旧藩镇之外，又不停在江淮、汴梁、剑南这些战略重地增设新藩镇了。

因安史之乱，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安西、北庭被隔断交通，坚守四十余年后亦没于回纥。人口也从盛唐时的九百万户降低到五百万户，国力大损。四方异族侵攻，中枢权威不复，河朔地方实际割据，地方上那些包括那些平乱功臣、安史余部在内的骄兵悍将横行，这种情况下，初唐、盛唐时的中央集权体制已不合时宜，难以为继。

因此推广藩镇制度，分权地方，广设节帅来共治天下，对中枢当然是不得已，但同时也适应当时的国家形势，实有其有合理性与必然性。

经历建中兵乱、元和削藩、长庆销兵，中枢和地方多年博弈，朱泚李希烈这样公然称帝的藩镇被诛杀，最桀骜的河朔三镇亦不过划地自守，再无造反甚至取代唐朝之野心，终于达成了契合双方共同利益的平衡，在国家内部大体上保证了百余年的和平期。

中唐藩镇问题的核心，不在那些节帅，而在他们麾下的骄兵。这些全无畏上之心、忠诚之念的骄兵，陡然裁撤势必激起大乱，以中枢财赋供养亦是无底洞；因此地方藩镇对帝国的稳定起实际到了一个很好的缓冲作用。否则这些骄兵就不是整日闹饷、杀立节帅，而是和以后五代时那样直接动辄换皇帝了。

事实上大多数节度使们过得并不舒心，绝非人们想象中割据自王的诸侯；相反，要时时看手下大头兵的脸色，被以下犯上甚至被驱逐、被杀死、被灭门都司空见惯。可以说他们也是当了朝廷应付这些骄兵的减压阀、替死鬼。

所谓【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由是为下者常眄眄焉伺其上，苟得间则攻而族之。为上者常惴惴焉畏，苟得间则掩而屠之】。绝大部分藩镇但求管理地方的权限父子相承，得到中枢认可，并无推翻朝廷或兼并其他藩镇、扩大版图之野心；很多节帅都自愿解除权柄，亲身入质长安，但求为一富贵闲人，则平生足矣，同样也是这个缘故。

中唐体制是南方设置观察使，用南方的赋税去养北方的藩镇，北方的藩镇同样负担者为国家抵御吐蕃、回纥、契丹等异族的责任，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

朝廷的大部分政令包括两税法这样的重大改革，同样通行于各藩镇。而朝廷历次科举后中第者，也能顺利在藩镇任职。最具独立性的河朔三镇，以地相传，父子相承，唐朝中枢不能干预其继承和内务，但毕竟还是汉人节度和兵士为主。

所谓“河北胡化说”，从司马光到陈寅恪，指的都是当地占绝大多数的汉人，在和内迁胡人的混居中，变得和胡人一样尚武轻文、不读诗书、桀骜不驯、强悍难治；其地域民族认同感也一直是汉非胡，而不是一些一知半解之人以为的那样，当真变成了胡人。

各藩镇抵御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异族，维护与收复王朝基本版图，同样功绩卓著。在吐蕃占领河湟，兵锋一度打进长安的逆境中，大唐天子亲守国门御边，中枢据守长安，坚持不东迁洛阳；神策军与各藩镇每年轮流秋防，剑南、凤翔、朔方诸镇百年里俘斩吐蕃军以数十万计；终于遏制其野心，令其夺取关中与巴蜀、进占中原的野心不得实现，因此内部矛盾滋生，这个雪域高原空前绝后的强权终于在宣宗时彻底土崩瓦解，宣宗趁机复河湟三关七州。同时河西汉民大起义，义军首领张议潮亲身至长安为质，举甘凉十一州重归版图，朝廷设置新藩镇归义军以赏其功，而非直辖中枢，亦在情理之中。

回纥汗国惨败于黠戛斯，十五万人西迁西域，三十万人其及可汗王庭南下，以归附之名索取唐朝天德军为据点，意图复兴。对这种落水狗，中枢力量已经衰竭的晚唐政府，在一代名相李德裕的调度下，仍毫不客气地调集北方各大藩镇加以围剿；其中大部分被瓦解后归降，剩下的死硬派约十万人，及其可汗一起，被唐军攻灭于杀胡山。回纥汗国就此灭亡。回纥乌介可汗的人头也成了大唐战利品。

南诏侵攻时，亦是名将高骈先镇静海军，收复交趾，俘斩四万；又移镇西川，俘斩超过六万，令其国力空虚，幼童为兵，妇女耕饷，屈词请和，再难为患。

诚然，按大唐的高标准，比起初唐那些以少胜多神话战绩、一战破国直若等闲的赫赫武功而言（李卫公三千骑破东突厥十万，徐英公三千骑破薛延陀十万，苏刑公万骑破西突厥十万、一千破吐蕃军八万。就连太宗亲征高句丽俘斩十四万都被当败仗），中唐的对外战绩确实有限。但国力大损只有之前一半时，还能基本保证除河西陇右外的中原汉地基本盘，而河西陇右也在趁吐蕃崩溃时终于收复了，藩镇体制不可谓无功。

此外，唐朝宦官集团在中枢虽可大权在握，为立帝定策国老，但出外到地方时，权力却受藩镇相当程度监管，因此唐朝宦祸对天下百姓的实质危害性有限，远较中枢一呼则地方百应、生祠遍起为轻，正是藩镇的制约之功。

藩镇互相征战兼并，其实是黄巢之乱中枢权威崩溃后的事了，朱温成功兼并其他河南藩镇，南衙北司一齐被摧毁，帝国三根支柱尽去，则大唐亡矣。

之后经历五代乱世，宋朝能解决骄兵与藩镇问题，同样是经过中唐与五代之后两百年无数帝国精英的探索与实践的结果，从来不是赵匡胤简单地搞个“杯酒释兵权”，节帅们就可以乖乖听话的。

宋承唐制是宋代大臣的普遍共识，宋朝的大部分行之有效的制度都可以在中唐之后的探索找到其端倪，这绝非泛泛之谈。

参考盛唐时最早藩镇的设置起因，便因当时帝国过度扩张，边疆地区有比之前更强大的动员力，才足以保障军事需要。而为何在湖广一带还到处荒地、福建岭南也远未充分开发的情况下，长时间持续将大量国力军力投入到离长安万里之遥的域外。实为唐王朝全盘继承的“西魏-北周-隋”关陇帝国的军国扩张体制，极限运转之必然。

以安史之乱为区分线，唐朝历史其实割裂为泾渭分明的两块，之前可以算是“后隋朝”，之后则是“前宋朝”。当帝国由扩张变为内敛，从政治体制发展看，藩镇制就是这个从隋一直到宋的漫长转型期中，维系帝国统治和王朝基本版图的权宜之计。而北宋每次皇帝即位则厚赏禁军，不得不因此背负上沉重财政负担；包括宋开国战争中屠江州、屠成都的滥杀，正是唐朝五代骄兵现象的余波，也是帝国转型期不得不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