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周厉王即位以前，周王朝在周厉王的父亲周夷王的统治之下就已经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统治危机。《史记》记载：“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但是到了周厉王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了。以至于，周厉王想实行改革来改变这种社会现象，但是改革却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周厉王是史册中记下的第一位改革家，而且是第一位失败的改革家。

　　让我们来看看“厉王革典”的社会背景。

　　周夷王时，王室衰落，且与诸侯国之间矛盾激化。夷王用鼎烹杀了齐哀公，并立其弟齐胡公为新任齐侯，齐胡公继位后将齐国的都城从营丘迁都自己的封邑薄姑。但事后不久，齐哀公同母弟姜山又发动政变击杀胡公，自立为齐君，称齐献公，把都城从薄姑迁到临淄。由

　　此次齐国事变可以看到，周夷王时王室与诸侯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同时王室的权威也已大大削弱。

　　齐献公姜山原本只是齐国一名大夫，胆敢违背周夷王的意志杀死夷王所立的齐胡公，并自立为君，事后夷王也未对其做出任何弹压，齐献公乃寿终正寝，可见王室的力量在这个时候已不足已实现对诸侯国的有效控制。所以《楚世家》才写到：“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

　　与此同时，周朝的外患问题非但没有被以往的征伐平息，反而愈发严重。尤其是南方的楚国，楚君熊渠叫嚣“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封其三子为王，公然反判周天子。周夷王面对楚人这一明显的挑衅行为却只能默不作声，毫无办法，只得任其放肆无礼。

　　所以周厉王即位以后为了扭转王朝江河日下的局面，下定了革除旧典、实行新制的决心，大刀阔斧实行改革，史称“厉始革典”。

　　对于周厉王革典，《史记》所作的记载并不细致，反正就是把周厉王当作一位贪财暴力的昏君来对待。但是，今人可以通过《史记》一窥我国历史上、乃至于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封建性质改革的局部。

　　周厉王没收大贵族的私产和古老习俗遗留下来的公产，来加强周王朝的财政收入，这严重触及了大贵族的经济利益，引起了他们激烈的反对，并以谤言攻击周厉王。与此同时，周厉王的专利政策实际应是其所有改革措施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非全部。但周厉王在实现改革时急功冒进，而且动作太大，还未等所有改革措施发挥作用，专利政策已经引起了下层贵族和平民的反对。因为这些人不享王室俸禄，也没有封地采邑，而且受到王室和大贵族的剥削。

　　如今新典不许他们无偿使用山川林泽等自然资源，这在短期内断绝了这些人的生路。所以下层人们也对厉王新政非言不止。厉王与国人之间的矛盾已经十分尖锐。

　　周厉王用杀戮的方式强行推进改革，这自然也被时人和后人视为残暴嗜杀。在大贵族、甚至是在诸侯国的策动下，中小贵族和普通平民联合暴动，群起攻击厉王，这就是“国人暴动”。周厉王难敌暴怒的人潮，王位被推翻。厉始革典结果以失败告终。

　　可能现在好多人不太明白“厉始革典”这个词所包含的意思。“厉始革典”，事见《国语·周语》：太子晋“谏雍谷洛”时说，“自我先王，厉、宣、幽、平，今贪天祸，至今未弭……自后稷以来宁乱，及文、武、成、康，而仅克安民。自后稷之始其靖民，十五王，而文王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难也如是。厉始革典，十四王矣。”从这里可以看出，“厉始革典”是西周后期的最大事件，它开创了周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革典”，韦昭注曰：“革，更也;典，法也。”“革典”是政治改革无疑。但这个“典”到底是指什么?韦昭没说清楚。季康子“用田赋”时，孔子说过这样的话：“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此话又见于《国语·鲁语》：“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矣，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二者文字略有出入。不过，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典”即“籍”(藉)。“厉始革典”，至少是应包括变革籍田、实行税亩制在内的一场社会改革。西周后期的籍田是个体籍田制，相当于农奴制的劳役地租。

　　“厉始革典”是中国进入封建制的标志。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形态——变态封建领主制。这种变态封建领主制的主要矛盾，是以小农经济为特征的经济基础与领主制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因为小农经济的根本要求是郡县制或统一中央集权制。中国封建社会前期从“厉始革典”到汉初，数百年天下大乱的根源就在这里。

　　春秋战国的诸侯混战，开始是盲目的，各诸侯都没有认识到分封制与天下大乱的关系。只是到了战国后期，人们才对这一问题看清楚，如秦始皇说：“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

　　“厉始革典”惨遭失败，这一年也宣告了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全新的时代，王室衰微，诸侯纷争，整个中国都将陷入血腥的战乱和惨烈的仇杀中;同时，这也将是一个变革图强贯穿始终的时代，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