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是华夏族群，正在不断成型与稳定的大一统时期，对于后世的我们来说，那是从分裂走向统一的特殊历史性阶段。也是汉民族命名的符号。而这一阶段正是秦始皇奠定基础，历经西汉几代帝王的努力经营，才有稳定强盛的局面。

　　直到汉元帝在位时，西汉国力达到有史以来最巅峰状态。但为何史学家甚至后世人，却对其评价非常低?甚至可以说是很差。这其中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样的结果?

　　这就不得不说他执政期间的一顿失误操作，为西汉的衰亡，以及东汉的灭亡，都是其施政的原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甚至到后来三国的局面与五胡乱华的混乱时期，也是不无关系的。那他到底做的什么事情让后果这么严重?

　　其实对于任何施政者来说，主政期间都想做一些功绩，汉元帝也是一样，无论是征伐西域的陈汤，所说的“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壮举，也有消灭郅支单于逼得匈奴内乱分裂，迫使南匈奴投降汉朝，并有和亲的昭君出塞，稳固汉朝北部边疆，怎么看都是声威赫赫的壮举。

　　但这些只是发生在他在位期间，并不是他的功绩。而是自汉武以来，打出来的边军武力巅峰值的延续。而这些根源问题正是与汉朝的国策有关。正是因为这方面最关键的问题。关乎于国家政权稳定，对于其最基本国策延续与否，是最慎重的。而西汉沿用已久的国策正是“儒法合一”，这是鉴于秦二世而亡的教训，才有外儒内法的治国之道。

　　根据国情的不同时期，采用相对应的是儒为主还是法为主的国策。但根本就是二者之间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汉朝初期几位君王“轻徭薄赋，与民休养”，才有“文景之治”的国力恢复期。而到汉武帝时期达到巅峰状态时，则转化为对匈奴反击的战争打击力。这就是不同时期的儒与法之间的转换。

　　即使汉武帝重用儒家学说，也只是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并没有摒弃法家的思想。二是儒法并用的治国策略。对内部百姓而用儒道为主，对不法地方豪强势力与封王，则采用法家之术严厉打击。从而维护中央权威，抑制地方势力做大，与不顺从中央控制的势力。

　　而这一国策从汉高祖一直延续到汉宣帝，历经吕后、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共七位执政者的继承与弘扬。才有“文景之治”的国力恢复期，汉武帝大一统与对匈奴决战的强汉威名，也有后来的“昭宣中兴”的盛景，最后才有汉元帝时期的西汉国力最鼎盛时期。

　　只是新继位的汉元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国策的重要性，而是全盘否定已有的国策。把关乎国家稳定的基石给一一废除，首先就是“儒法合一”的治国之道改为纯儒思想治国，而这种思想就是匡衡提出的“复古儒学”，也就是腐儒学说。把先帝留下的儒学实干家萧望之等老臣迫害死。

　　这就导致朝堂混乱，也一度引起国内的社会冲突。甚至对于地方豪强的抑制手段也被取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陵邑制度”，这是把已成气候的地方豪强，强制迁移至皇陵附近，重新建城，防止在地方做大。进一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而汉元帝这么一整，就导致以后汉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地方豪强做大，造成后来的王莽篡政。甚至东汉的建国都得依靠这些地方豪强的支持，中央权威受到威胁。就连以后的三国与南北朝时期，都形成有名的“世家政治”，影响相当深远。

　　如果这仅是对于地方割据势力松绑，那么对于中央朝政的治理，他又开了“宦官专政”的先河。重用宦官打击政敌，为己服务。只是后来的恶果，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汉朝的灭亡有他们的原因。

　　而造成这一切的始作俑者就是他的开闸放水。更改国策的后果导致汉朝的政权结构出现明显的变化，那就是皇权、外戚、地方豪强、宦官四者之间的权力争夺，而不是原来的皇权与外戚二元结构模式。

　　结语：汉元帝的改革不但没有延续汉朝的辉煌，反倒是灾难的制造者，为后续的继任者与东汉王朝开国根基都带来，难以改变的伤害。甚至影响到国家整体的实力，造成后来的大乱世变故。

　　中央权威自他以后，就失去了原有的威慑力，而地方豪强割据势力趁机做大，宦官专政势力变强，甚至几度废立皇帝。国力不但没提升，反倒在他以后呈不断削弱状态。

　　而历经几代帝王苦心经营的局面，才有他在位期间，国力最鼎盛的辉煌盛世，却因为其失败的操作，而导致成为最后的辉煌!“昭宣中兴”因他而终止，后续连锁性的恶果，也因他而引发。后世能对他有高的评价才怪。国力鼎盛只不过前人的积累总爆发，而他只不过是享受最终成果。不但没有守成，还制造祸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