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政与摄政虽然只差一字，但性质完全不同。参政是得到皇帝的允许，可以对政事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最终决定权还在皇帝手中;而摄政是代替皇帝处理政事，可自行发布政令，决定权在自己手中。

　　武则天参政始于显庆五年(660)，是她成为皇后的第六个年头。当时，李治严重的风疾首次发作，头疼眩晕，言语不利，甚至出现暂时失明，无法处理政事，而太子李弘只有九岁，李治便让最为信任的妻子武则天参预朝政。

　　虽是参政，但武则天处理政事能够切中时弊，工作能力很强，颇得李治的青睐。而且，她还是一个手腕高超、手段毒辣、权力欲很强的女人，耍了许多阴谋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从中外合称“二圣”，到与李治并称为“天皇、天后”，武则天的地位每次都前进一步。

　　到了上元三年(676)四月，李治再一次发生风疾，而这一次，李治竟然下诏要让武则天单独摄政。李治是病糊涂了吗，对于这样一个将权力视为生命的女人，让她摄政不是要将江山拱手相让吗!

　　有一种说法是，李治性格懦弱，是典型的妻管严，受到武则天的胁迫，被逼无奈才下达让武则天摄政的圣旨。但这种说法有些失之偏颇，只是从性格上做出了估计，显然没有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透过现象看清事件背后的本质。我认为，李治让武则天摄政是心甘情愿，而非迫于无奈。

　　首先，李治所患的风疾十分严重，发病时非常痛苦，别说处理政事，就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这是武则天一个女人能够参政的先决条件。正史中，李治有多次令太子监国，自己养病的记录。

　　经历了长孙无忌集团专权跋扈这一风波之后，李治心有余悸，将权力交给大臣始终放不下心，担心出现第二个长孙无忌。在大臣与妻儿之间，李治会毫不犹豫地将权力交给妻儿。而且，在封建社会男权主导下，李治即便脑洞再开也想不到妻子能称为女皇，妻子能力出众，反而使他非常欣慰，可以很好的辅佐儿子，将来成为一个优秀的帝王。

　　其次，当时太子李弘病亡，李贤刚被立为太子半年左右，李治担心他驾驭不了众多大臣，处理不了棘手的政事，而且当时的国际局势非常复杂，出现了三件大事：

　　其一，被消灭的高丽境内造反不断，大唐战线太长，补给艰难，致使战事不利，大唐被迫将安东都护府从平壤撤到辽东;其二，南方边疆少数民族反叛，战事不断扩大;其三，当年三月，西边的吐蕃挑衅大唐权威，派大军进攻河西、陇右地区，李治派出禁卫军前去讨伐。

　　一些列大事使国家已经进入紧急状态，偏偏这时李治风疾发作，不能理政。面对如此复杂的形式，李治担心刚刚当了半年太子的李贤不能应付，是很有道理的。而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武则天，则成为最佳人选。她不但能力过人，而且非法熟悉自己的施政风格，可以最大程度达到令他满意的效果。鉴于形势吃紧，李治便想直接让武则天摄政。

　　但是，李治的决定遭到朝中宰相们的一致反对。因为宰相们与武则天之间的权力斗争由来已久，对武则天的野心看得很清楚，如果武则天摄政，他们必将死无葬身之地。所以，以郝处俊为首的宰相们上奏天子：“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内外才能和睦，国家才能大治;况且太子已经成年，没有必要让皇后摄政。面对宰相的强大压力，李治选择了妥协，继续让武则天参政，辅佐太子。

　　武则天摄政一事，虽然没能实现，但结合历史背景与当时复杂的形势，李治显然是心甘情愿的，眼里尽是武则天的优点，他完全低估了武则天的野心与权力欲望。而此时武则天对朝廷的控制力也没有强大到为所欲为的程度，使摄政一事最终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