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

　　12月14日，东北保安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于1929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就在这次会议上，对于易帜问题还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唯有张学良坚持非办不可，谓：“完成统一事大，外人威胁事小。我引国府及国民党势力下之舆论相助，外人其奈我何？”蒋介石电示张学良“不必等到元旦，应提前三天”。24日，张学良密电奉天省长翟文选等人：“兹经决定，于本月29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唯事前仍应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电文还说明了旗式的尺寸。26日，奉天省长致电省城各机关以及各道尹、各县知事，通知29日易帜一事，强调要绝对保密。
 

　　东北易帜大势所趋，但到底哪天易帜，确为社会各界所关心。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奉天省公署及机关、学校、商店均悬挂青天白日旗，吉林、黑龙江、热河同时易帜。蒋介石特致电张学良，对易帜通电表示无任佩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民轨物，愿与诸兄共策之”，国民政府也致电张学良对其易帜通电表示嘉慰，并谓：“完成统一，捍卫边疆，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在奉天省府大礼堂里举行了东北易帜典礼，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监誓，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出席，唯日本领事未到。张学良于宣誓后发表演说，他引述日本“大政奉还”之例，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指日本）的做法。某（指日本）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但为慎重起见，到“双十节”时，东北仍未宣布易帜。张学良诚恳地向南京代表李石曾表示：“结束国家分割局面是自己多年的愿望，但立即“易帜”尚有困难，主要是担心日本人趁局势未稳进行干涉；再说，内部也还有阻力。力争在年底实现这个目标。

　　一九二八年的“双十节”，张学良为检验和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营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阅兵时，他身穿新式陆军大礼服，头戴法国平顶式军帽，腰系金丝织的刀带并佩挂着礼刀，刀柄和刀鞘镶嵌着金花，下垂金丝绦穗，雄姿英发、神采奕奕，可以想见他当时的鸿鹄之志和良苦用心。

　　进入十二月份，张学良加快了易帜步伐。十二月五日，他逮捕了阻碍易帜、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陶尚铭，亲日派骨干赵欣伯则逃往大连。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并通过了东三省及热河省府委员名单，待易帜后发表。

　　十二月二十九日，易帜典礼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张学良身着深黄色中山服，监誓委员方本仁身穿长袍短褂，在融融军乐声中，众人先向党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方本仁恭读遗嘱后，即就监誓员位，授印于东北正副司令及东北各委员各厅长，复由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及奉吉黑热四省府主席以次各委员举右手恭诵誓词。

　　方本仁代表国府致训词说：“今日为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长官及奉吉黑热四省府委员补行宣誓典礼，实为革命成功、全国统一大可纪念之日。”

　　随后，张学良致答词，致词完毕，张学良又发表即席演讲，他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会后，张学良向全国发布易帜通电，电文中曰：“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电复张学良等人：“完成统一，捍卫边防，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

　　三十一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任命翟文选等十一人为奉天省政府委员，翟文选为主席；任命张作相等十一人为吉林省政府委员，张作相为主席；任命常荫槐等十一人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常荫槐为主席；任命汤玉麟、金鼎臣等六人为热河省政府委员，汤玉麟为主席此时，事先秘密制就的几万幅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奉天城内迎风飘扬，红黄蓝白黑五色旗降了下来，各机关、学校、商店、住宅都悬挂了国旗，还有以一百人为一队的若干士兵队，每人手执一面国旗，在城内巡弋。至此，东三省各地改旗易帜工作基本结束，国民政府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从此，改旗易帜工作基本结束，在东三省各地，降下了民国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东北易帜，张学良登上中国东北的政治舞台，开始贯彻实行他在内战中萌发的国家统一思想，促成了国家形式上的统一。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不可调和,中原大战爆发。张学良从国家统一的大局出发，呼吁停止内战，并出兵助蒋，国家统一思想再一次得到实践。

　　张学良为什么东北易帜

　　张作霖白手起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关外的“东北王”，并一再向关内扩张。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军阀政府末代统治者。

　　1927年 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人民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内阁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5月，北伐军直逼京津地区，日本帝国主义感到奉系军阀政权已岌岌可危，但仍想从其手中捞到最大限度的好处。于是，一面支持张作霖，出兵山东对抗北伐军;一面又向张作霖施加压力，威逼张作霖及早退回东北，企图利用张作霖这个工具，使“满蒙”从中国本土肢解出去，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当北伐军逼近北京时，日本驻华公使威胁张作霖“将来奉军败兵如经山海关，日兵须将其缴械。”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值此，日本看到张作霖这个工具不能完全为它所用，遂决意除掉。

　　1928年6月，张作霖抵挡不住南京国民政府军队的“北伐”，只得通电求和，被迫放弃北京回东北老家，准备由北京乘火车退往沈阳。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时被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急救回沈阳，于上午9时30分不治而亡。当时日本为掩盖真相，诬指系“南方便衣队员”所为。直至1946年7月，“远东国际法庭”开庭审判日本战犯时，日本前田中内阁海军大臣冈田启介出庭作证，供认张作霖被炸是关东军所为，至此，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张学良毅然易帜的决定犹如晴天霹雳，打乱了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日本田中义一首相密电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几度晤见张学良，提出勿与南方妥协的警告。7月19日更把田中的意图面送张学良，其内容有：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联系;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意出兵相助;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我可不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哑然。这种赤裸裸地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段，在国际社会间，是见不得阳光的。张学良表示：“东三省政治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

　　林久治郎的阴谋失败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冈村中将又会晤张学良，正告张学良不要易帜，否则“关东军是不会坐视不问的”。张学良迫于日本的压力，原定7月24日东三省通电易帜的日子，不得不改期进行。

　　8月4日，张作霖的葬礼如期开始了。张学良在阵阵哀乐声中走来，他披麻戴孝，双手举着一把燃烧的香，缓缓地跪下，向父亲敬香。他站起身，一眼看见南京政府方面送来的挽联：“噩耗传来，几使山河变色;兴邦多难，应怜风雨同舟。”

　　张学良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激之情。然而当他看见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特使林权助男爵就站在他面前，那冷酷的表情，心中又掀起一层层悲愤的波涛，他预感到与这位特使必将有一场惊心动魄的舌战。翌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举行宴会欢迎林权助，邀请张学良赴宴。林权助摆出一副强权者的嘴脸，放肆地对一位主权国家的封疆大吏威逼利诱，蛮横无理。林权助首先转达了田中首相的旨意，强调了日本在满蒙有特殊权益，暗示少帅不要“陷入南方人设下的圈套”。张学良在仔细解释了他的处境和打算易帜的意图后，十分有礼貌地告诉他：“对于日本方面的劝告，我固然十分尊重，但决不能因此而违背东三省人民的民意。统一与否，是中国内部的事情，正如我们不关心你们帝国内部的事一样，想必日本友邦对我们国家内部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

　　张作霖死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国民政府劝说张学良改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日本为把东北变为它的殖民地，威逼张学良在东北“独立”，借向张作霖吊丧之机，派人到沈阳，威胁张学良说："如果中国东北不听日本劝告，而与暴动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并声称：日本政府对于东北易帜一事，一路要干涉到底。同一天，日军在沈阳举行大规模演习，向张学良再三示威。此时张学良肩负国耻家仇，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毅然于1928年底发表通电，宣告东北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史称东北易帜。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迅速占领了山东和平津一带。对于东三省，蒋介石拟采取和平手段交涉，以实现全国的统一。张学良此时也在考虑东三省的前途。6月4日，张作霖在北京撤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年仅27岁的张学良受这一突发事件的刺激，更坚定了把日本军阀驱逐出东三省的决心。期间，国民政府曾派孔繁蔚与张学良秘密会谈，虽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但对易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在北京与奉方张学良、杨宇霆举行会议，提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三个条件：(一)东北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二)奉军中的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须接受改编;(三)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当时，谈判虽未立竿见影，但却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随后，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等已和平接收京、津;六月二十日，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易帜;七月十九日，热河奉军主将汤玉麟也宣布易帜，服从三民主义。至此，山海关内都悬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仅东北三省仍挂五色旗。

　　当时奉军约四十余万人，蒋介石等四个集团军共六十七个军又九个师，号称一百万，兵力占优势。冯玉祥、李宗仁便主张乘胜出关追击并消灭奉军。但是，蒋介石怕兵出山海关会遭到日本人的干涉，重演“济南惨案”，因而持反对态度。

　　至于张学良，他历来反对内战，主张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希望国家统一;再者，当时张学良对北伐军相当佩服，认为它不但战斗力强，而且有一套为奉军所缺乏的政治工作。他曾对人说：“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领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由于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张学良片面地把经过国共合作、获得苏联援助而发动北伐战争的功绩，全都记在蒋介石身上，从而认为蒋介石有统一中国的能力。

　　“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

　　为早日实现易帜，张学良于七月初成立由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关内与国民政府磋商易帜事宜。张学良向蒋介石表示：对易帜、实行三民主义皆毫无异议，但有四个问题须亟待解决，即外交方面、党务方面、政治分会问题及暂停对热河军事行动问题。妥善处理好诸问题后，他初步计划于七月二十一日易帜。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十八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约见张学良，要求实行《满蒙新五路协定》。张学良答称：“皇姑屯炸弹已将张作霖专车里的所有文件全部毁灭，一切都已无根据。”次日，林久治郎再访张学良，向张学良转交日本首相田中的信件，信中再次反对东北“易帜”，并要求履行所谓“日张密约”。

　　张学良对日本的警告极为不满，但同时又感受到威胁。为避免日本武力干涉，他决定推迟易帜日期。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现奉垣形势，我兄定悉。”

　　八月九日，张学良与林权助、林久治郎在会谈中发生激烈争执，待回到私邸后，张学良仍愤慨异常，对周围人说：“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天白日旗下，吾亦甘心。”

　　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抵达奉天，与张学良派去的代表杨宇霆会谈，表示支持东北“易帜”。马慕瑞来奉，引起了日方警觉。随后，美国又派著名记者端纳到奉天，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满洲是中国的，我不会接受日本的命令。”

　　对东北易帜，蒋介石已急不可耐，他与张学良电文往还不绝，不断催促道：“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

　　原来，十月八日，国民党一百七十三次中常会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并选出国府委员十六人，其中有张学良。因为有人对选张学良不满，蒋介石便解释说：“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少些借口，要使东三省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和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