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居国“去长安万二千里”，跟当时的大月氏属于同种，在汉朝初年国势颇盛，拥有现在新疆北境以及苏俄的中亚之地。到了晋朝之时，他们对于中国仍然十分归顺，曾经遣使入朝。唐代，这个国家仍然继续存在，被称为康国。
来自康居的胡旋女
唐朝皇帝唐玄宗，是历史上有名的一位皇帝。他耽于声色，任用奸相权戚，以致安史之乱爆发，国中涂炭。中唐诗人反思此段史事时，常常竭力为玄宗开脱，说其荒政怠朝是内为玉环所迷，外为胡人所惑。
长安宫廷歌舞之盛多半与玄宗的喜好有关，君有好，下必有所献。其中就有来自西域康居国的一种舞蹈，叫作“胡旋舞”。
长安当时是亚洲的中心。中亚一带基本都在大唐的治下。中亚一带的民族能歌善舞，康居国也不例外，在长安乐师中，就有善弹琵琶的康昆仑来自康居。据白居易记载：“天宝末，康居国献胡旋女。”《新唐书西域传》也记载：“康国者，一曰萨末健……国人嗜酒好歌舞……开元初，贡……驼鸟及越诺侏儒、胡旋女子。”康居国的歌舞早在开元之初就已经陆续进入长安。琵琶乐师康昆仑也许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编入大唐皇家乐队的。
康居国跳“胡旋舞”的女孩们来到长安后，带来了独特的舞蹈——胡旋舞。玄宗似乎并不喜欢这样一种旋转激烈的舞蹈，但是，杨玉环却立刻喜欢上了胡旋舞。
《唐书乐志》曰：“康居国乐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乐府杂录》曰：“胡旋舞居一小圆球子上舞，纵横腾掷，两足终不离球上，其妙如此。”从上述记载与描述可知，只要看过维吾尔等新疆地区少数民族舞蹈的，几乎就可以想象出这种旋转舞蹈的形态来。少数民族的舞蹈很讲究舞者之间的交流，表达的是一种个人的情感，与皇家根据礼仪所需编排的程式化的乐舞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概念。玄宗对这种舞蹈感到不自在，显然是与在这种舞蹈中舞者过于专注于自我表现，却不在乎如何去迎合皇帝有关。
白居易的《胡旋女》诗中写道：
胡旋女，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两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
康居国来的胡旋舞女们在玄宗面前卖力地舞毕，原想得到玄宗的赞赏。结果，玄宗的表现却是：
曲终再拜谢天子，天子为之微启齿。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
玄宗有这种态度，胡旋舞女想进入大唐皇家梨园显然是不可能了。但长安毕竟是当时的国际大都市，混口饭吃并不困难。康居国胡旋女在长安表演的效果大大出乎玄宗的意料，不但是民间风行胡旋舞，就连内宫妃子宫女中间也流行胡旋舞，特别是贵妃杨玉环尤其痴迷，天天在长生殿上练习胡旋舞。后来，不但宫里，就连官场上也流行起胡旋舞。胡旋舞成了长安城里最受欢迎的交谊舞形式。
胡旋舞的盛行闹出了乱子。杨玉环善舞，但胡旋舞跳得未必好，可巧有一个会跳此舞的人，正是杨玉环的干儿子安禄山。安禄山会跳胡旋舞，这正是他取悦唐玄宗和杨玉环的原因之一。安禄山造反，跟胡旋舞没有直接联系，但唐人恨安禄山，连带着就恨上了胡旋舞。
白居易就说：
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令更深。从兹地轴天维转，五十年来制不禁。胡旋女，莫空舞，数唱此歌悟明主。
在白居易看来，安史之乱的原因就在那一队无辜的胡旋女身上，这确实是太过荒唐了。无独有偶，元稹（zhěn）与白居易是一样的看法：
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
胡旋之义世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蓬断霜根羊角疾，竿戴朱盘火轮炫。
骊珠迸珥逐飞星，虹晕轻巾掣流电。潜鲸暗噏笡波海，回风乱舞当空霰。
万过其谁辨终始，四座安能分背面。才人观者相为言，承奉君恩在圆变。
是非好恶随君口，南北东西逐君眄。柔软依身著珮带，徘徊绕指同环钏。
佞臣闻此心计回，荧惑君心君眼眩。君言似曲屈为钩，君言好直舒为箭。
巧随清影触处行，妙学春莺百般啭。倾天侧地用君力，抑塞周遮恐君见。
翠华南幸万里桥，玄宗始悟坤维转。寄言旋目与旋心，有国有家当其谴。
在元稹看来，这胡旋舞迷惑了唐玄宗，使安禄山趁机占据了长安。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胡旋舞教会众人逢迎拍马，以圆变之术侍奉君王，欺骗君王。元稹告诫人们，有国有家的人都应该远离胡旋舞，以免被迷惑。
杨玉环爱跳胡旋舞是史书记载了的，玄宗是否真的不喜欢就难说了。玄宗不喜欢胡旋舞的说法，恐怕也是后人刻意为玄宗掩饰的一种说法。大唐皇室本来就有胡人的血统，对于少数民族的舞蹈，向来是持开放心态的。况且玄宗之于歌舞的喜爱，没有理由说他会不喜欢。如果在胡旋女舞队的表演舞会上，玄宗没有表示出欣赏，那也可能只是假脸色给康居国的使臣看，以显示大唐天子的从容与见多识广。
元白诗中自然有他们的良苦用心，无非借胡旋之舞进劝诫之言，劝诫皇帝不要被“旋目与旋心”。只是如此一来，不免委屈了康居国的胡旋女。
今天，康居国留下来的胡旋舞在世界各地都有人在跳，又有哪个国家因为胡旋舞而灭亡了呢？
康居在夹缝中生存
东汉时期，康居国是西域三十六国之一，领地很大。据《后汉书》记载，康居国西南都城与安息国相邻，东南与贵霜王朝的大月氏国相邻，北部奄蔡国、严国均已臣属康居，中部为康居国本土，形成中亚地区月氏、康居、安息三个大国鼎立的局面。
东汉时的西域，因东汉与西域三绝三通，西汉末的五十余国到东汉初，经过相互攻伐兼并，已形成莎车、于阗、鄯善三国并立的局面，其中莎车势力最大，中亚大宛国已经臣属于莎车。到公元73年班超出使西域前，莎车又被于阗国攻灭。自西汉末王莽统治时，西域各国因对边疆政策不满，匈奴乘虚而入，重新控制了西域，龟兹国渐渐崛起，势力扩展到疏勒。
早在公元前7～前54（汉宣帝五凤年间），匈奴内乱，五单于并立争夺霸主。乱世中，郅支单于向西扩展，后来被康居王接去，安置在与乌孙国相邻的地方，联手对付乌孙，搞得乌孙西部千里空无人烟，显然此时康居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汉书陈汤列传》称：“郅支数借兵击乌孙，深入至赤谷城，杀略民人，驱畜产，乌孙不敢追，西边空虚，不居者且千里。郅支单于自以大国，威名尊重，又乘胜骄，不为康居王礼，怒杀康居王女及贵人、人民数百，或支解投都赖水中。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又遣使责阖苏、大宛诸国岁遗，不敢不予。”
郅支单于西迁康居时期，已经有相当多的匈奴人在康居定居。郅支单于的扩张也给康居提供了机遇。
郅支单于被汉朝剿灭后，康居在中亚的势力范围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势力大增。汉成帝年间，康居国成了乌孙小昆弥的庇护地。当时，小昆弥子拊的弟弟日贰杀兄篡位后，因恐汉朝讨伐而逃往康居避难。公元前11年（元延二年），乌孙小昆弥末振将曾率八万余众北附康居，想借康居兵兼并大小两昆弥。
到公元91年（永元九年）后，北匈奴被东汉击溃，而且鲜卑人在蒙古高原崛起，北匈奴又西迁康居，与郅支单于的残部会合。在北匈奴西迁浪潮的冲击下，康居被迫南迁到索格狄亚那地区，故而以后的汉文史料中往往将康居、粟特并称，并说康国为“康居之后”。北匈奴大规模西迁乌孙、康居是在公元二世纪中期。在康居南迁时，也有一部分匈奴人随着而来。这个时期，康居国北部的领土大为缩小，锡尔河以北地区被西迁的匈奴人占据。
班超平定西域各国叛乱期间，康居国对班超和东汉政权有过帮助，也有过阻挠。那时，班超率疏勒、于阗、纡弥等国兵一万余人攻破龟兹国姑墨石城。此时的康居、月氏、乌孙等国都有归附汉朝的愿望，想帮助班超并力攻灭龟兹，打通与汉朝往来的通道。后来，莎车王勾结疏勒王反叛汉朝，康居王曾派兵援助疏勒王，导致班超久攻不下。这个时期的康居和贵霜刚刚和亲结盟，班超派使者给月氏王送去厚礼，通过月氏王向康居王劝谕，康居退兵，并将疏勒王押到月氏，转送汉朝。三年后，疏勒王又向康居借兵打回来，占据一些地方，并与龟兹国密谋诈降，被班超识破诡计，遂将疏勒王处斩。此后，康居与汉朝之间相安无事。
东汉时期，康居国的强大时间并不太长，基本上在班超出使西域前后。康居国的强大比起同时期的贵霜帝国来要略逊一筹。
公元三世纪时，贵霜帝国开始衰落，沦为波斯萨珊王朝的控制之下，贵霜帝国在印度的领土也逐渐缩小。
公元265～274年（晋武帝泰始年间），康居十分弱小，康居王遣使到晋朝献马，希望与新崛起的西晋王朝结交。
公元三世纪后，康居国已没有清晰的国界，史书中对康居自三国时就已称其为“粟弋”，专指当地居民的种类和地名了。
南北朝时期，嚈哒势力崛起，康居相对衰弱。嚈哒人西迁后，康居国就不复存在了。
史书上说，康居国姓温，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故康居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这就是月氏人被从河西走廊驱逐出来的事实。康居国又称“悉万斤”，即撒马尔罕，出于索格狄亚那的中心地区。在贵霜帝国强盛期，当地的月氏人很可能被委任为征服地的城长。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大部分都是昭武族的大月氏人。由于贵霜帝国的逐渐衰落，各地便分裂为许多小国。
公元357～367年间，由于柔然的崛起并争夺西域，嚈哒匈奴人又潮水般地涌入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地区，攻灭粟特、政府索格狄亚那就显得轻而易举。到公元四世纪20年代，嚈哒匈奴人又南攻灭贵霜，从而成为中亚的强国，居于中国和波斯萨珊之间，这时的康居、安息、乌孙、花剌子模、罽宾、大宛等等汉代国家名称全都不见了。原来居住在中亚地区的匈奴人、康居人、乌孙人、月氏人逐渐融合同化。随着突厥人的涌入和突厥语的广泛流行，中亚各族都以作为各个因子被突厥这个庞杂部族所涵盖。中亚各国的昭武族人在臣属西突厥的前提下，保持了自己各地的小政权和民族根源，形成所谓的“昭武九姓”诸国。
在康居国近五百年的历史上，没有一个很有建树的君王，甚至没有留下一个君王的名字。从西汉初期役属西迁的大月氏人，后来又受西迁的匈奴人蹂躏，最后臣服于西迁的嚈哒。即使康居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也得看月氏王的脸色行事。这些曾经割下古波斯王居鲁士头颅、也曾令波斯王大流士远征惨败、令亚历山大被迫穿上中亚服饰采用怀柔政策的中亚游牧人，在来自东方的的游牧人面前似乎都不堪一击，而且甘于臣服。康居人的政治才干甚至连昭武九姓都不如，其中的底蕴耐人寻味。
华严之祖，康居法藏
华严宗是唐初继法相宗之后成立的又一佛教宗派。它以《华严经》为宗经，主要发挥“法界缘起”的意旨。
华严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北方的地论学者和南方的三论学者，华严宗人自称的学统传承关系则以隋唐之际的法顺为本宗初祖，唐初的智俨为二祖，法藏为三祖。其实，法顺和智俨只是华严宗的先驱者，法顺基本上是一位禅僧，曾劝人读《华严经》，相传作有《华严五教止观》，在其止观法门中把《华严》摆在最高的圆教的地位；他的弟子智俨著述较多，大力阐述《华严》思想，并提出了“十玄门”这一华严宗思想的重要方面，但是华严宗思想的核心是由法藏阐明的；华严宗的判教学说也是法藏提出的；在全国各地建立华严寺院，并普遍缔结宗奉《华严》的香社，也是由法藏推动促成的。所以，华严宗的实际创始人是法藏。
法藏俗姓康，祖籍西域康居，祖先世代是康居国相，祖父迁来长安定居，从此入籍中国长安。所以说，法藏原本是康居人。
法藏生于公元643年（唐太宗贞观十七年），17岁时皈依佛教，曾入太白山（在陕西郿县南）修行，学习佛经，回京后从云华寺华严大师智俨听讲《华严经》，前后9年。深受智俨赏识。公元668年（总章元年）智俨临终时，曾嘱门徒提携法藏，认为他专心钻研《华严经》，是绍隆遗法的希望所在。两年后，武则天的生母杨氏去世，武则天将母亲的府邸改为太原寺，下诏剃度僧人。经过道成、薄尘推荐，法藏获准剃度，在太原寺出家。
此时，法藏只受了沙弥戒，在公元674年（上元元年）奉诏在太原寺讲《华严经》。后来，又在云华寺开讲。皇上下旨命京城十大德为法藏授具足戒，并把《华严经》中贤首菩萨的名字赐给他作称号，称为贤首国师。自此以后，法藏经常参加翻译、广事讲说和著述，大振华严的宗风。
公元680年（高宗永隆元年），中印度沙门地婆诃罗来到长安，法藏往问西方的古德有没有关于佛一代教法的判释。据地婆诃罗说：印度那烂陀寺同时有两大论师，一位是戒贤，远承弥勒、无著，近继护法、难陀，依《深密》等经、《瑜伽》等论，立有、空、中三时教判；另一位是智光，远承文殊、龙树，近禀提婆、清辨，依《般若》等经、《中观》等论，立心境俱有、境空心有、心境俱空三时教判。地婆诃罗从印度带来的梵本中，有《入法界品》，法藏遂亲自和他对校，果然获得“善财求天主光等十善知识”和“文殊伸手按善财顶”两段，立即请地婆诃罗在西太原寺译出，这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续）入法界品》。此后，法藏又奉诏和地婆诃罗及道成、薄尘等同译《密严》、《显识》等经论十余部，合共20卷。
公元690年（武后天授二年），于阗沙门提云般若在魏国东寺译经，法藏也列席译场。提云般若译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法藏特为该书作疏，发挥新义。
公元695年（证圣元年），于阗沙门实叉难陀在洛阳大遍空寺重新翻译《华严经》，法藏奉诏笔受，后来补入日照法师所译两段。
公元699年（武后圣历二年），重新翻译的《华严经》告成，诏令法藏在洛阳佛授记寺宣讲。他曾为武后讲新《华严经》，讲到“天帝网义十重玄门”、“海印三昧门”、“六相和合义门”、“普眼境界门”等。武后听了茫然不解。法藏于是指着殿旁的金狮子作譬喻，武后于是豁然领悟。法藏把当时所说集录成文，叫作《金狮子章》。他还为了让不了解刹海涉入重重无尽义的学者开悟，拿十面镜子安排在八方（四方四角），又在上下各安排一面，面面相对，中间安置一尊佛像，然后燃烧一支火炬去照着他，使学者通晓刹海涉入重重无尽的义旨。
公元703年（长安三年），义净等华梵十四人先后在洛阳福先寺及长安西明寺共同翻译《金光明最胜王经》等21部，法藏奉诏证义。
公元706年（中宗神龙二年），南印度沙门提流志在大内林光殿翻译《大宝积经》，法藏也奉诏为证义。新译的《华严经》，虽然增加了《如来现相》、《普贤三昧》、《华严世界》及《十定》等品，却脱漏地婆诃罗所补译的“文殊伸手过百一十由旬按善财顶”文。法藏用晋唐两译对勘梵本，把地婆诃罗的译文补在实叉难陀的脱漏处，于是得以文续义连，现行即此本。总之，法藏对于当时的译事，特别是《华严经》的翻译是有贡献的。
法藏前后讲新旧《华严经》30余遍，中宗、睿宗都曾请他作菩萨戒师。公元712年（睿宗先天元年），法藏在长安大荐福寺圆寂，享年70岁，葬在神禾原华严寺的南边。秘书少监阎朝隐为其作碑文，概略地陈述了他一生的事迹，这就是现存的“大唐大荐福寺故大德康藏法师之碑” 。
智俨所创教相和观行的新说，得到法藏详尽的发挥，才使一宗的教观建立周备。所以法藏是华严宗的实际创立者，世称他为华严宗三祖。
康居国大事记
公元91年（永元九年）后，北匈奴又西迁康居，康居被迫南迁到索格狄亚那地区。
公元265～274年（晋武帝泰始年间），康居王遣使到晋朝献马，希望与新崛起的西晋王朝结交。
南北朝时期，嚈哒势力崛起，康居相对衰弱。嚈哒人西迁后，康居国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