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熙土断，指的是东晋安帝义熙九年（公元413年）三月的土断，时任太尉的刘裕因桓温庚戌土断过时已久，逐渐失去作用，国内人民和实际户口很不一致，给国家兵役来源及租赋收入造成混乱，因而请求再次实行土断。

刘裕实行义熙土断时，除徐、兖、青三州居住在晋陵（今江苏镇江、常州一带）的住户可以不进行外，其他流寓郡县大多被并省，归入本地郡县。会稽（今浙江绍兴）四姓中的余姚士族虞亮抗命，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处以死刑，于是豪强肃然，远近知禁。它打击了东晋豪强士族势力，对维护东晋政府的兵役来源和租赋收入起到了重要作用。

土断，即东晋、南朝整理户籍及调整地方行政区划的政策。其主要精神是划定州、郡、县领域，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

西晋时已出现土断概念。晋初司空卫瓘主张恢复汉代乡举里选法。户籍都按住地编定，取消客籍户，选举由乡里评定。这是针对九品中正制的弊病提出的。东晋、南朝的土断则是针对当时侨人和侨州郡而实行的政策。

东晋建立后，政府设立了许多侨州、侨郡、侨县予以安置。他们只在这种侨立的地方机构登记，称为侨人。侨人的户籍称为白籍，不算正式户籍，入白籍者不负担国家调役。侨人有的相对集中，有的居住分散，“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隅”。

他们虽在侨县登记户籍，却不住在侨县寄治的地方。侨州和它所属的郡县也不是都在一处，有的相距很远，管理极为不便。

侨州、郡、县开始也只是办事机构，并无实土，所以仅在晋陵（今江苏常州一带）一郡就有侨立的徐、兖、幽、冀、青、并六州的十多个郡级和六十多个县级机构。流人初到，并无产业，为了安抚他们，凭借他们的武力为北伐资本，也不能不给以优复特权。但北伐多次失败，重返绝望，居处既久，人安其业。

侨人中的上层已多占有田园别墅；下层的除了沦为部曲、佃客者外，也通过开荒或其他手段取得少量土地，成为自耕农民。他们与当地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容易引起侨旧矛盾。而且许多江南农民也逃亡而变成豪强私附。这些都不利于东晋政府的统治，因此东晋政权在江南站稳脚跟之后，便要实行土断政策。

东晋的第一次土断是在成帝的咸和年间（326—334）。以后东晋及宋、齐、梁、陈历代都进行过土断，见于记载者共有十次。其中最著名的哀帝兴宁二年（364）由桓温主持的“庚戌土断”（以三月初一庚戌下诏。故名）和安帝义熙八年至九年（412—413）由刘裕（即宋武帝刘裕）主持的“义熙土断”，都以严格执行见称。

庚戌土断时，晋宗室彭城王司马玄因藏匿五户被下狱治罪；义熙土断时，会稽大族虞亮因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处死。

土断政策的中心内容是整理户籍，居民不分侨旧，一律在所居郡县编入正式户籍，取消对侨人的优待，以便政府统一对编户齐民的剥削。为了编定统一户籍，必须划定郡县疆界，取消一些流寓郡县，同时从南方旧郡县的领土中分割出一部分作为保留的侨郡县的实土。

又调整其隶属关系，或把新获实土的侨郡县交旧州郡领导，或把旧郡县割归新立的侨州郡管辖，使州郡与所属郡县不至于相互隔越。与此同时，清查隐匿漏户，把逃亡农民和由豪强隐占的私属搜括出来，充作政府的赋役对象，这也是土断的重要目的，而在南朝后期更为侧重。

土断受到侨人及一些大族的反对，士族害怕丧失作为北来高门的标帜，百姓则深知从此要负担沉重的调役，所以宋孝武帝时，雍州刺史王玄谟要土断雍州侨民，侨居雍州的河东大族柳氏带头反对，宋政府以百姓不愿属籍，停止实行。

即使以严厉著称的义熙土断，也把在晋陵界内的徐、兖、青三州流人除外，因为这三州流人正是组成刘裕的基本武力北府兵的主要成分，刘裕不能不考虑他们的利益，在土断时保留部分侨州、郡、县，并从南方原有州郡中划出部分土地来归它们管辖。这是照顾侨人大族利益的措施，也是一部分北来大族赞成土断的条件。

土断结果使政府增加了收入和兵源，“财阜国丰”；侨人则加入了负担调役的行列。由于每次土断都不能彻底，遗留下一批没有著籍的侨人；又由于新的侨人和侨郡县不断出现，所以土断政策继续推行，贯穿整个东晋、南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