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之吕后、唐之武后、清之慈禧，历史上每个朝代总会或多或少的出现太后专权问题，这一方面源于传统的“孝”文化，另一方面则源于外戚对皇权有巩固作用，因而极容易获得权力。然而，唯独明朝没有出现过太后专权现象，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因之一：朱元璋留下的遗训，后宫干政阻力较大
鉴于传统的“孝”文化，“祖训”对于后世的影响力太过巨大，尤其是对于皇室来说，作为万民表率，“祖训”的威力更显强大。朱元璋在大明立国之初，便留下了后宫不得干政的祖训，终明一朝，此制度始终未曾打破。
为了巩固朱明皇权，朱元璋主持编撰《皇明祖训》对后世子孙予以训诫，其中《内令》不仅对后宫的待遇进行了严格规定，更对后宫干政限制进行了严格限制，例如明确规定“凡私写文贴于外，写者接者皆斩。知情者同罪，不知者不坐”，“凡皇后止许内治宫中诸等妇人，宫门外一应事务，毋得干预”，“凡宫闱当谨内外，后妃不许群臣谒见”等等。
由于朱元璋留下的祖训中，对于后宫限制的极为严格，从而导致后世后宫干政的阻力极大，毕竟想要打破祖制，难度系数实在太大。要知道，建文帝朱允炆一个削藩，便被朱棣以祖训为由发动了“靖难之役”，就连皇位都给丢了。
正如《明史·外戚》所载，“明太祖立国，家法严，史臣称后妃居宫中，不预一发之政，外戚循理谨度，无敢恃宠以病民，汉、唐以来所不及”。
原因之二：高、文、昭三后的贡献，断绝了太后干政可能
祖训能够流传下去，其实最关键的便是最初几代人，而高、文、昭三后便是明朝最初的三位太后，她们的经历虽然各不相同，但却均曾出现过干政的机会，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恪守祖训，从而导致后世太后干政的可能性几乎彻底封死。
1、孝慈高皇后马氏。即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这位不仅能力出色，且极受朱元璋的敬重，同时对朱元璋夺取天下帮助极大，朱元璋为了报答她，曾提出给马皇后的亲戚族人封官加爵，但马皇后却说，“国家爵禄，宜与贤士大夫共之，不当私妾家”。马皇后的深明大义，可以说为大明开了一个好头。
2、仁孝文皇后徐氏。即明成祖朱棣的皇后，徐氏作为朱棣的贤内助，不仅在靖难之役中出力甚巨，且身为徐达女儿的她外戚力量同样不可小觑，其弟徐增寿便因在“靖难之役”中帮助朱棣而被朱允炆所杀，朱棣称帝后封其为定国公，以其子徐景昌袭爵;而徐氏的兄长徐辉祖之子徐钦也袭爵魏国公，一门两国公，可见家族势力之大。然而即使如此，徐氏仍然可尽本分，表示给外戚封官“非己志”，不仅直到临终时还在劝朱棣“毋骄畜外家”，且还编撰《内训》、《劝善书》来教导后宫女子。
3、成孝昭皇后张氏。前两位虽然有干政可能，但毕竟由于早逝而未能当上太后，而张氏不仅是明朝的第一位太后，且是第一位太皇太后，再加上丈夫朱高炽在位不足一年去世，儿子朱瞻基在位十年也去世了，而孙子朱祁镇继位时年仅九岁，可以说张氏是明朝最有可能专权的一位太后。由于朱祁镇继位时年幼，当时的确有大臣请求张氏依照前朝旧制垂帘听政，但张氏却以“祖制不可违”予以了拒绝，反而以英国公张辅、杨士奇、杨荣、杨溥、胡濙五人作为皇帝的辅臣，自己则主要悉心教导孙子。
正是由于明朝前三位皇后的深明大义，尤其是成孝昭皇后张氏主动放弃垂帘听政，才为后世起了一个好头，使得后宫干政的口子始终未开。
原因之三：明朝特殊的选妃制度，导致外戚实力有限
由于后宫女子的特殊性，他们很难将外廷掌控在手中，因此历来后宫专权，扶植外戚便成为了重中之重，然而由于明朝特殊的选妃制度，导致明朝的外戚能力实在有限，很难出现权力过大的外戚，这自然降低了后宫掌权的风险。
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明确规定，“凡天子及亲王、后、妃、宫人等，必须选择良家女子，以礼聘娶，不拘处所，勿受大臣进送，恐有奸计，但是娼妓，不许狎近”。由于这种特殊的规定，使得明朝皇帝的后妃大多来自民间或底层官员，从而使得权贵丧失了与皇权联姻的可能。
同时，为了防止后妃擅权，在明成祖朱棣时期，仁孝文皇后徐氏便开始让贵妃学习《慈孝高皇后传》、《女戒》、《内训》等，并作《劝善书》颁行天下，此后后妃学习这些书籍成为定制。这对明朝后妃乃至民间女子的思想形成了极大影响。
这种特殊的选妃制度，使得后妃的外戚势力本就比较弱小，即使受宠能量也极为有限，再加上思想方面的限制，使得培育外戚也成为了一种奢望，这便等于切断了外戚掌权的可能。
原因之四：朝中势力发生变化，皇帝不必依靠外戚
历朝后宫干政现象之所以严重，主要源于皇权与外戚之间复杂的关系，为了皇权的稳固，外戚往往被视为皇权的屏障，尤其是唐朝以前，这种迹象更为明显，这也是两汉后宫干政现象最为严重的主要原因。
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源于贵族门阀的存在，唐朝以后随着贵族门阀的衰弱，外戚现象也开始减弱，此后的外戚大多是后宫掌权之后才开始受到重用，因此宋朝以后后宫专权现象开始减弱，当然汉朝吕雉、唐朝武则天和清朝慈禧比较特殊，三人均是皇帝在世时便已经开始参与朝政。
明朝中后期，当皇权和文官集团矛盾爆发之后，由于外戚势力相对较小，再加上外戚同属外臣，与皇帝联系起来并不方便，因此外戚在对抗外臣中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相比之下，宦官与皇帝更加亲近，且是由内廷直接提拔，与外廷无关，因此文官无法阻止其崛起。此外，文官集团对于外戚的防范，也使得外戚集团很难崛起。
因此，明朝的皇权即使受到了文官集团的威胁，也并未像前朝那样使用外戚来进行对抗，事实上明朝外戚夹在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之间，始终谨小慎微，不敢有任何僭越。
如上所述，由于以上四点原因的限制，明朝后宫干政难度极大，更不要说专权乱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