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959年，周世宗柴荣驾崩，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即位。殿前都点检、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与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掌握了军权。
960年正月初一，传闻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攻周，宰相范质等未辨真伪，急遣赵匡胤统率诸军北上御敌。周军行至陈桥驿，赵匡胤和赵普等密谋策划，发动兵变，众将以黄袍加在赵匡胤身上，拥立他为皇帝。随后，赵匡胤率军回师开封，京城守将石守信、王审琦开城迎接赵匡胤入城，胁迫周恭帝禅位。 赵匡胤即位后，改国号为"宋"，仍定都开封。皆得授节度使位号。
兵变一周后，正月十二日，赵匡胤开始论功行赏，石守信、高怀德、张令铎、王审锜、张光翰、赵彦徽等人发现，自己升官了。石守信任归德军节度使、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高怀德任义成军节度使、殿前副都点检;张令铎任镇安节度使、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王审琦任泰宁军节度使、殿前都指挥使;张光翰任江宁军节度使、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赵彦徽任武信军节度使、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
这几位高升有三个特点：都是赵匡胤的心腹;都在陈桥兵变中立过功;在保留禁军内职务的同时，都加封为节度使，给人位高权重之感。此时的赵匡胤只是暂时利用和笼络这些人。在平定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的叛乱中，这些手中有兵的节度使们起了重要作用。
“赐文武近臣、禁军大校袭衣、犀玉带、鞍勒马有差。”赵匡胤的论功行赏体现了内外有别的原则。采取人事安排的普遍性原则，当石守信等有功之臣被重赏后，其他人等的心理或许会产生不平衡之感，这不利于新兴的宋帝国之稳定。因此，有必要将封赏行动扩大到更广泛的人群，同时控制封赏规格。给“文武近臣、禁军大校”的赏物是袭衣、犀玉带、鞍勒马等物品，不涉及加官晋爵，意思是分不同等级予以奖赏，赵匡胤的人事工作可谓做到家了。
重头戏发生在正月十九日。这一天，赵匡胤封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同中书门下二品，成为使相。殿前都点检是殿前司的最高长官，是赵匡胤自己此前担任的职务。赵匡胤对慕容延钊的封赏远超石守信等有功之臣——慕容延钊并非赵匡胤的心腹，在陈桥兵变中甚至是其加以防范的对象，赵要让他率兵渡过黄河后才敢发动兵变。那么，赵匡胤为什么要做出如此这般的人事安排，难道不怕石守信等会产生心理不平衡之感吗?
事实上，赵匡胤之所以如是安排有两重考虑。一是宋帝国新建，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随时有叛乱可能。慕容延钊驻扎河北，地理位置举足轻重。如果引狼入室或者和叛乱部队遥相呼应，都会对新兴的宋帝国造成重创。所以，赵匡胤必须厚结慕容延钊，以防后患。二是和对石守信等有功之臣的封赏一样，赵匡胤的人事安排实行的也是“先予后取”的原则。当李筠叛乱被平定后，慕容延钊被“诏还澶州”节度使任，这实际上是不让他来京做殿前司的最高领导人了。建隆二年(961)闰三月一日，慕容延钊的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解除，“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只能在地方上做一个节度使了。赵匡胤这么做的原因是潞州李筠、扬州李重进的叛乱都已平定，可以腾出手来从容对付慕容延钊了。此后，宋帝国不再设殿前都点检一职，赵匡胤最终解除了兵变可能产生的那一块土壤。
正月二十二日，赵匡胤将论功行赏的目标瞄向其智囊团——赵普、吕余庆、刘熙古、沈义伦、李处耘等人。在论功行赏中，赵匡胤封刘熙古、赵普为左右谏 议大夫，吕余庆为给事中，沈义伦为户部郎中，李处耘任枢密承旨。在这里，赵匡胤的论功行赏变得微妙起来。因为若论功的话，赵普功莫大焉，正是他献计，劝赵匡胤仿效九年前郭威发动兵变的故伎，采用陈桥兵变的方式实施上位的。赵普不仅献计，还对兵变时的气氛营造、时机把握、风险评估、内外接应以及善后处理都有一套预案。可以说，赵普对陈桥兵变功成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可即便如此，他得到的奖赏却只是正四品下、掌谏议得失的官职右谏议大夫。与此同时，赵匡胤对后周的高官全盘留用。他封周恭帝为郑王，迁居西京洛阳;前宰相范质、王溥分别加侍中、司空，继续在新朝里得到重用。虽说是论功行赏，可功赏之间完全呈现出一种反比关系。赵匡胤如是安排，究竟有一种怎样的机心呢?
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后周文武百官的人心需要安抚。前宰相范质、王溥安排什么样的位置，关系着新朝政局的稳定。正是鉴于前宰相范质、王溥在新朝稳定过程中的重要性，赵匡胤才分别加他们为侍中、司空，让其继续在新朝里得到重用，以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
不过，赵匡胤其实也没有亏待他的智囊团。由于赵匡胤智囊团成员原来的官位很低，不可能一步到位地升任朝廷要职，因此，他采取的对策是名实不符——赵普等名位虽低却掌握实权，如赵普在当时就以枢密直学士的身份实际控制枢密院。赵匡胤同时免去范质、王溥的参知枢密院事兼职，虽然他们分别加侍中、司空，实际却是明升暗降。
这样的升降还在持续。随着时机成熟，赵匡胤的褒贬用心愈加彰显。建隆元年六月平定李筠叛乱后，赵普被升为枢密副使，进一步掌握枢密院大权。建隆三年十月，宋帝国的局面完全稳定后，赵匡胤罢免了留用的后周时代枢密使吴廷祚，升赵普为枢密使，李处耘为枢密副使，从而将枢密院大权完全掌控在自己人手里。乾德二年(964)正月，赵匡胤将留用的三位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同日罢相，从而完成了全新的人事更替。
其实，赵匡胤人事安排的机心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他对原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的处理就堪称大手笔。李重进与张永德二人称得上是宋帝国的心腹大患。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后周皇亲国戚身份，还在于他们都是带兵之人。赵匡胤处理李重进的模式是武力镇压，这是因为他反宋，所以有镇压的理由与借口。但张永德规规矩矩，被周世宗改任节度使后并不轻举妄动。这对赵匡胤来说，并不是件好事。张永德貌似哑弹，实际上却是颗定时炸弹，不定什么时候就爆了——又不能在没有合适理由的情况下对他痛下杀手，否则会对宋帝国的人心稳定造成波动。两难之下，赵匡胤的对策是严密监视，赏防并举。他论功行赏时赏给张二十万钱，以收买人心。同时，宣布张永德由忠武节度使改任武胜节度使。这样一来，他的驻地就从离东京很近的许州不得不迁到较为偏远的邓州(今河南邓县)，对京城不再造成直接威胁。《宋史》记载说，张永德“尽太祖朝而恩渥不替”。这说明终其一生，赵匡胤对他是持冷淡态度的。“严密监视，赏防并举”这样一个八字方针确保了北宋帝国的安全，赵匡胤的人事安排应该说还是起了大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