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3年，由于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扩张，与清朝的利益发生冲突，两国最终兵戎相见，中法战争爆发。
中法战争持续16个月左右，其中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清军先败后胜，顶住了法军的攻势并一度反攻。不过最后的结果还是以两国开启和谈，清朝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控制而告终，清朝就此丢失了越南这个藩属国，从结果上来看是属于失败的。
中法战争的结果，并不是丢失了越南这么简单。在国内政局上，它产生了更大的震动，早在战事初期，清军在越南境内北宁被击败后，慈禧就以此为理由，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决定——把军机处包括恭王、李鸿藻、翁同龢等重臣在内的五名军机大臣全班开革，相当于把军机处全部炒了鱿鱼，史称“甲申易枢”。
甲申易枢是军机处自成立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件，军机处这么重要的权力核心机构，一夜之间全部翻篇，对晚清的政局产生重大影响。
要搞清楚甲申易枢的原因，就得提到晚清政局上一度活跃的一个政治派系——清流派。
清流派是晚清的一个政治派系，他们活跃在19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主要成员是御史、翰林为主的言官。既然是言官，弹劾就是他们的武器，清流派们“敢于弹劾大臣为贵”，“上自朝政之阙，下及官方之邪，无不朝闻事目，夕达封章”，领袖是军机大臣李鸿藻，有张之洞、张佩纶、翁同龢、邓承修、何金寿、陈宝琛等骨干。
清流派在中法战争中的作用
清流派好对时事建言，中法战争这样的大事，当然也少不了清流派们的言论。
针对法国咄咄逼人的行动，朝廷内部出现两种意见，主战和主和。主和派的代表人物是李鸿章，主战派的代表就是清流派大臣们。
李鸿章认为法国军力强大，尤其是海军实力超群，当时北洋海军还未成型，陆军也有名无实，中国断然无法战胜法军，决不能“轻言战事”，应当以和谈为主。
清流派则认为，越南与中国唇齿相依，如果越南保不住，中国边境也将进一步被蚕食，也就是唇亡齿寒，所以保住越南也就是守住边境，必须坚决主战。
两种意见完全相反，针锋相对，朝廷一时无法决断，迟迟不能定议。前方战事紧急，无法再拖延，清流大臣们以李鸿藻和翁同龢为首，纷纷上疏请战。
清流健将张之洞说：“今日法越之局，惟有一战...事事顾虑,处处受制，譬如与人角斗，既欲击之，又恐怒之”，并且纷纷抨击主和的李鸿章，说他“张夷声势，恫喝朝廷”，“保位贪荣，因循畏葱，凡事苟且敷衍，并无实心任事之处”。
除了大臣们，民间也纷纷要求主战，压力之下，清廷终于决定派出吏部主事唐景崧率兵赶赴越南，联络身处越南的刘永福黑旗军，一起援越抗法。
清流派的主战意见胜利了，他们对战争的支持也并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从战术到行动上，清流派也积极筹划，身体力行。
张佩纶举荐徐延旭、唐炯统帅云南和广西清军联合黑旗军对法作战，并建议加强海防，设立水师四大镇。
张之洞提出十六条办法，建议筹饷练兵，调李鸿章赴粤督办抗法事宜。邓承修则提出上中下三策，强调以攻代守，“为今之计，惟有豫筹边兵，用以攻为守之策，则我可以得志，而沿海之祸可纤”。
清流派还大力主张给黑旗军以支持，黑旗军是刘永福领导的一支农民军，在太平天国失败后躲入越南，到法军侵越后，成为越南王室倚重的抗法力量，并在开始打了一系列胜仗。不过李鸿章并不喜欢黑旗军，认为是太平天国的余孽，始终视他们为眼中钉。
除了出谋划策，清流派大臣还亲自以行动参与了中法战争。比如张之洞在1884年7月12日走马上任两广总督后，首先是和彭玉麟等人一起积极整军备战，“巫筹守战 之备，夜以继日”。
战事开始后，张之洞派熟悉边境情况的唐景崧率兵援越，和黑旗军联合作战。在战争后期，法军攻克镇南关后，张之洞启用了冯子材，老将不负众望取得镇南关大捷，扭转了战场局势，张之洞也因此获得时人好评，“沿海各督抚，舍香老即张之洞外，无一有天良者。”
除了张之洞，还有张佩纶、吴大徵。张佩纶和吴大徵分别被任命为会办南洋、北洋、福建事宜大臣，直接在战争第一线参与。张佩纶就任福建，努力试图与法国舰队周旋，保全福建水师。从结果来看，最后马江一战，福建水师还是全军覆没，张佩纶难辞其咎，这受限于个人能力和诸多外部条件，但在行动上他还是表现得比较积极。
客观来看，清流派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是积极的，当时清朝面对的只是法国一个国家，并且法军劳师远征，国内形势不稳，在国际上又面临德国等其他列强威胁，这点在之后茹费里内阁垮台也可以得到证明。
清军虽然在越南境内遭遇失败，并且边境受到威胁，事实也证明只要组织得力，还是可以一战的。虽然清流大臣们有的能力和学识有限，对战争和国际形势并不了解，不过从总体上看，他们的主战主张在中法战争时并不能说错。
既然如此，军机处的李鸿藻和翁同龢都是清流领袖，慈禧为什么会无视他们主战的立场和建议，把清流两位领袖都一起罢免呢，这与慈禧的目的有关。
清流派对慈禧的作用
讲到慈禧的目的，首先要看晚清的政局。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訢联手发动辛酉政变后，嗜好权力的慈禧和同样不甘示弱的奕訢的权力之争从未间断。
慈禧凭借太后的身份和自己的手腕逐渐占得上风，革除奕訢“议政王”头衔后，太后独尊的局面已经形成。恭王虽然不再有实力和慈禧争锋，但他也并不甘心就此认输，并且奕訢既有影响政局的能力，又是清朝宗室在朝中的代表，是他们藉以牵制慈禧的代表人物。
所以，慈禧对奕訢也并不完全放心，他的存在意味着宗室的力量始终对她有所制约，影响她彻底大权独揽。清流派的存在，正好是对宗室力量的一个制约，清流们大多是御史之类的言官，一旦宗室们有什么失误或把柄出现，御史们的弹劾不会放过他们。
此外，清流派的存在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与李鸿章这样的实力派大臣形成一个制衡，成为慈禧控制地方要员的手段。比如在伊犁问题上，张之洞上奏弹劾李鸿章、刘坤一等淮军首脑，“身为干城，甘心畏蕙，不能任战”，一时名声大噪。慈禧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破例召见张之洞，并把他连续擢升，三年间张之洞就从六品的国子监司业升到了从二品的山西巡抚。
慈禧这样的态度，也是表态支持清流，以打压李鸿章等地方大员，并时时放出风声，要“以内轻外重为患，日鳃鳃然收将帅疆吏之权”，这样李鸿章等人也必须夹紧尾巴做人。
总而言之，清流派是慈禧操纵权术，对各个派系进行制衡的一个工具，他们能就朝局发表自己的看法，施加一些影响，但没有左右朝局的能力，对慈禧的影响也相当有限。如果清流派们的意见与慈禧的利益发生冲突，威胁到太后的统治，那么他们将被毫不犹豫地拿下。
慈禧的目的
那么清流派哪里冒犯到了慈禧，要让她如此大动干戈呢。
在中法战争中，奕訢的表现软弱无力，在外交上表现得倾向妥协，不敢放手支持战争，这本来是值得清流派们弹劾的对象。但清流们虽然对总理衙门进行了抨击，却很少有直接弹劾恭王的奏折，反而要求慈禧“责王竭诚任重”，这说明清流派们对奕訢还是比较看重，还希望他能重新振作，恢复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鬼子六”的形象，在政治上一显身手，这显然与慈禧希望借清流派打压奕訢的目的背道而驰。
事实上，清流派虽然时而对宗室进行弹劾，对奕訢却并没有那么激烈。相反，清流中张之洞、张佩纶、盛昱等几位干将还和奕訢过从甚密，有着很好的私人关系。
在慈禧看来，虽然清流们对奕訢的表现有所不满，但并没有付诸行动，反而是奕訢和清流之间的关系让她更觉得不安，所以借此理由把军机处的清流领袖也一起革除，是最好的机会。
于是，借1884年4月3日，左庶子盛显上折弹劫李鸿藻，并要求奕訢、宝鋆负连带责任的机会，慈禧借题发挥，直接把整个军机处一锅端，把所有军机大臣全部逐出军机。
当然，这里面还有给奕訢一些面子的关系。在此之前与慈禧的权力争夺中，他已经有过一次被逐出军机，后来被革除议政王头衔后得以回归。
这次如果单独驱逐奕訢，一是显得对他过于针对，军机处全班更换，既照顾了恭王面子，又一并解决了李鸿藻、翁同龢等人的麻烦，此后的军机处，实际上就掌握在奕譞、世铎手中，这些人的能力是远不如恭王的。
这次易枢，被评价为“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但对慈禧来说，相比原来的军机处，换上去的人马更受自己控制，她也就把军机处的权力完全抓在了手里。
清流派本来就是慈禧用来牵制平衡各方势力的政治工具，奕訢被罢黜，清流派也就失去了利用价值。除了领袖李鸿藻、翁同龢被一并赶出军机，慈禧又利用清流派主战的言论顺水推舟，以让清流大臣吴大徵、陈宝琛、张佩纶、邓承修等出京会办军务的理由，把他们派遣出去。
表面上看慈禧是满足清流的主战愿望，实际对于这些书生的能力她很清楚，此举只不过是把他们赶出朝堂，给他们一人一个烫手山芋而已。果然出京的清流们一个也没能落得好下场，张佩纶被革职充军、陈宝琛遭弹劾降五级调用、邓承修知难而退主动称病辞职，清流的力量进一步遭到重大打击。
时人对于慈禧的借刀杀人也看得很清楚，多有评价：“西太后久恶清流，故使书生典戎，以速其败”。
从甲申易枢前后清流派的遭遇可以看出，慈禧是利用清流派的主战思想和言论，来作为牵制宗室力量恭亲王和地方实力派李鸿章的工具。
假使战事顺利，对于巩固她的统治当然有利，并且也可以借此机会打压非主战派的恭王和李鸿章;假使战事不利，则更有机会对负责战争筹划有直接责任的领班军机奕訢下手，加以打击，这是一步一石二鸟的棋。
从战争的进程来看，她正是这么做的。北宁战败和遭遇弹劾只是慈禧的一个借口，来借以拿下宗室势力的代表恭亲王，以让自己进一步独操权柄。奕訢既然倒台，对于容易鼓噪生非的清流派，慈禧也不放过，领袖、干将都被一一罢黜或获罪，一时间失去了原先的力量。
而奕訢经过这次挫折，在政治上被宣判了死刑，再也没有能力和精力再次振作，就此远离政治，郁郁而终。
慈禧用自己的手段，以清流派为工具，操纵了她人生中的第二场政变，排除了掣肘她的皇族宗室势力，顺便清理了不顺眼的清流派，从此登上了权力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