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两京和两京之间的走廊，布满了门阀士族们的宅院。这些唐朝的上层精英们，就算身居田园，距唐帝国的中枢也不过几天路程。整个国家的运作，都在他们的掌控中。
这些门阀大族大多有数百年的传承史。自汉末以来，虽然经历三国两晋的战乱，但它们总是能在一代代战火中绵延生存下来。每一次改朝换代既是危机，也可能是家族腾飞的天赐良机。隋朝像秦朝一样二世而亡，门阀们轻而易举地适应了李唐的入主。
家族起源地和姓氏并称，是为郡望。郡望势力之大，让高居九五至尊的帝王也心有戚戚焉。唐高宗时，朝廷下令禁止陇西李氏、赵郡李氏、清河崔氏、博陵崔氏、太原王氏、荥阳卢氏、范阳卢氏七家相互联姻，希望以强制命令减弱他们的势力勾连。除陇西李氏之外，其他六家全部源自崤山函谷关以东的地区，而他们现在都在长安洛阳。
皇帝的禁令基本无效，反而提高了七个“禁婚家”的声望，其余的豪门大族无不以与之联姻为荣。琅琊王氏、弘农杨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京兆杜氏、河南元氏、河东柳氏、昌黎韩氏……元稹、杜牧、韩愈、柳宗元、韦庄，一大批政治文化精英都出自这些顶级仕宦之家。
恰当的教养、行为和观念，都建立在一代一代优秀祖先的累积传承之下。所以中下层男女若非天赋异禀或是美貌惊人，都没有可能与这些门第联姻。家族依据优良血统传承造就的几个世纪以来的地位，不能允许被低劣的基因破坏。
一旦身在这些家族里，那么官爵的大门就此敞开。以现代观念而言，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的弊病当然在所难免。但门第们很淡定：无论于公于私、无论从政经验还是创新能力，他们都确实是最适合掌管国家的一个群体。
为了抑制豪门势力，历朝历代的帝王们也没有停止过努力。隋文帝开创科举，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让中下层民众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通过读书考试做官形成与传统家族的相互制约，是隋唐以来的皇帝们心心念念的大事。
尤其武则天打压以上官仪和长孙无忌为首的传统门阀，重用狄仁杰、来俊臣等非核心士族圈层的新人，既是方便自己称帝，也是想改变一直以来皇权被豪门掣肘的格局。但女皇帝个人能力再强，要扭转几百年来形成的政治态势，也是力有不逮。
唐朝的选官制度，是分为上下两级的。在一至九品的官职序列中，五品及以上的官员由宰相决定，标准是宰相认为合适即可；而五品以下的初级职位由吏部“铨选”决定。铨选是与科举进士科相独立的拔选方式，而考中进士根本不等于一定马上就能为官。
掌管官吏选拔的宰相和吏部尚书，几乎都出自长居两都的精英门阀。如唐玄宗时的名相姚崇、唐宪宗时“牛李党争”的主角牛僧孺和李德裕，就都是长安洛阳本地人。而唐代产生吏部尚书最多的三个家族荥阳郑氏、兰陵萧氏和清河崔氏，也都定居洛阳。“朝中有人好做官”，精英门阀的子弟们要不就在中央官居要职，要不就在地方任职到老再返回长安洛阳安享天年。
即便是科举，也是大族占优势。一来科举考试仅能保证获得为官资格，而最终被任命为官却是铨选更重要；二来在印刷术尚未普及的唐朝，只有出身名门的人才能接触到足够的书籍。像牛僧孺的墓志就曾记载，他祖先留下来延续三个世纪的千卷藏书，对他年轻时的学业起了关键作用。
而牛僧孺们占据显要地位之后，又会有意无意地把科举调整为更有利于京城门阀的子弟精英，因为他们就是把持科举的人。外地中下层子弟一无学习资源、二无家世扶持、三无京城社交网络，这样还能通过科举做官努力一步一步往上爬的，都是各地的天才。而豪门的婚姻，对于天才是可以有例外的。
安史之乱，终结了盛唐。此后藩镇林立、宦官专权，由此造成了唐朝越来越衰落直至灭亡，这是以往被公认的观点。
中央权力的削弱，造就了各地地方势力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地方精英就在各地藩镇通过“辟署”的方式为官，取代了以往京城精英们的位置。安禄山攻占长安洛阳，也对豪门士族的产业造成了相当损失。
然而安史之乱或许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却不是门阀士族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以往论点，低估了豪门士族在面对乱局时的适应力和应变能力。从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开始到公元880年，从中唐到晚唐的一百多年里，虽然最高的皇权被宦官染指，但门阀士族精英仍然是令唐帝国正常运转的中流砥柱。
安禄山曾为官多年，熟谙中国的政治文化，他攻下长安洛阳之后，本意是取代李唐王朝而为帝。而马上得天下不等于能马上治天下，安禄山深知皇帝要做得顺利，取得豪门士族的支持势在必行，光靠会造反的军人绝非长远治国之策。而豪门大族也早有准备，一旦安禄山像唐灭隋那样取唐而代之，他们将像祖先一样在改朝换代中继续将家族的地位延续下去。
而在安史之乱后，除了东北部的三个藩镇幽州、成德和魏博之外，唐帝国其实已经取得了绝大部分藩镇的控制权：任命节度使及派遣官员。虽然地方精英在地方藩镇中有所抬头，但京城的门第精英们，一如既往地出任全国藩镇的关键职位。公元817年，出身名门的宰相裴度受命为淮西节度使，亲率军队将叛乱的原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擒下问斩，就是精英仍然掌控帝国的典型例子。
门阀大族们与地方权力之间达成了共识。任何时候，安史之乱的唐朝并没有长时间处于王朝崩溃和地方分离主义兴起的状态。要是没有黄巢，唐朝和豪门可以一直这样下去。
公元881年1月8日，黄巢的部队进入了长安，之前洛阳已经不战而降。军队入城有序风平浪静，黄巢第一时间颁布了安民告示：“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汝曹但安居无恐”。
在幕僚的建议下，黄巢寻求改变自身强盗的形象，要从桀骜不驯的反贼变成合理合法的正式统治者。虽然唐朝皇帝已经西逃，但来不及出逃的贵族、官员和百姓，却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迎来的，只不过是另一个安禄山而已。
但情况很快就起了变化。虽然许多官员加入了黄巢的新朝廷，但也有许多人拒绝了。四位现任或前任宰相豆卢瑑、崔沆、于琮和刘邺，就躲藏于民居不愿出仕。如果黄巢有些高级政治生活常识，他就应该知道这时不能强迫，只要将唐朝皇帝彻底拿下，即便宰相们不出来，藏在后台指挥家族反而更适合。既保全了忠君的清名，又不妨碍家族继续为新皇帝效力。
但黄巢毕竟是强盗，他没有以往李渊那样的耐性。没有第一时间站队表示坚决效忠的官员，黄巢用屠刀问候了他们。什么宰相尚书？一律宰掉了事。成百上千的官员及其族人，就此身首异处。
更恐怖的是由于是流寇，黄巢一路的军需以劫掠为生。号称六十万人的叛军入驻长安之后，一开始要扮演文明之师，但在供馈制度尚未来得及重新建立的情况下，叛军很快发现只有烧杀抢掠才是最符合本性的事。即便是黄巢，也根本无力控制如此庞大的叛军。
于是一场长安大屠杀就此开始。杀戮、强暴、抢劫、放火，整个长安都被死亡笼罩。叛军不管贵族精英或普通平民，一律平等待之以屠戮。韦庄的《秦妇吟》里记述：“家家流血如泉沸，处处冤声声动地。”最糟糕的是，长安交通“内外阻绝”，连逃都没法逃。
第一轮屠杀暂停之后，因为一首贴在尚书省门上的嘲讽诗，黄巢的首席谋臣尚让下令，一次诛杀了三千名有能力写出这首诗的文人。之后支持唐朝的军队将黄巢军队逐出了长安，跟着反过来继续劫掠民众。不幸还没有完，黄巢趁机又反攻拿下长安，继而迁怒于在他看来墙头草随风倒的长安官民，又来了第二次被称为“洗城”的大屠杀。等黄巢最后离开长安时又放了一把火，“焚宫阙、省寺、居第略尽。”
洛阳的屠城则发生在公元885年，军阀秦宗权的部将孙儒占领洛阳之后无法坚守，于是放纵军士肆意劫掠之后，将其付之一炬，“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人相食的记载，在这一时期的史书上比比皆是。
九世纪末时地球上的两座超级大都市，就这样被元气尽毁。在乱兵狼奔豕突之下，两京和两京走廊的门阀士族精英们的肉体被毁灭、土地被占有、产业被掠夺、根基被拔起。黄巢掀起的这场大乱，十倍百倍地超过了他们的预想和承受能力。从汉末以来延续数百年的众多豪门大族，就此在中国历史上戛然而止。唐朝之后，终于再无士族。
唐朝于907年被黄巢部将朱全忠终结，曾经权倾天下的两京郡望，一起做了唐王朝的陪葬品。之后中国陷入五代十国的混战中，之后宋太祖赵匡胤又起事重新一统天下，而成事的主力正是幽州、成德和魏博三藩镇的地方精英。唐亡宋兴，江山易主的同时，精英阶层也换了人，再不是之前四世三公的煊赫大族了。
而皇权也一日舒展过一日。随着豪门士族的消失、科举的日益发达，中下层出身的地方人士彻底取代了以往士族在国家运转中的作用。没有了贵族群体的掣肘，皇权由宋元至明清也变得越来越不可抑制起来，宰相大臣们终于从坐着变成了站着、再从站着变成了跪着、从皇权的制衡者变成了卑躬谄媚的奴才。
只是毁掉唐朝和门阀的叛乱，却是起于一起摸不着来由的偶然事件。风调雨顺时，两京顶级精英与地方次一级精英合谋，长期而稳定地榨取底层人口的财富；当公元860~870年北半球一场罕见的干旱突然来临时，生计无着的饥荒人口就变成了暴烈残忍的黄巢叛军。于是少了那两三点雨，就多了千万人头落地。天地不仁万物皆刍狗，管气候的才懒得管尸山血海里究竟哪些是寒士哪些是娇女、哪些是草民哪些又是精英。
从唐高宗就开始打压的门阀大族终于消灭了，曾无比辉煌的大唐也随之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