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辽帝国的创建者，契丹人的崛起过程很有传奇色彩。他们从居于蒙古高原与东北亚山林之间的缓冲区出发，将大片情况迥异的领地收入囊中。治下既有非常典型的游牧草场，也不乏很多传统的农耕产区，甚至是很多区域间的独立商业商业中心。

但更值得一提的是，契丹人将这个态势维持了数百年之久。这在强权易手如走马观花般的北方，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涉及单纯的军事问题，也需要统治集团费心平衡各地区间的差异和矛盾。他们的解决方法，就是很多人所熟知的南北面官制，也是他们非常容易忽略的五京制。

从联盟到帝国

 

早期契丹无疑是过着游牧生活的部族

早在唐朝初期，契丹人为了自保和壮大族群，由8个部落正式结成大贺氏联盟。联盟首领由各部落共同推举，死后的新继承人也需要经过其他部族的认可。这是非常典型的部落军事民主制度，也是很多古代蛮族都经历过的历程。很多转瞬即逝的强大集团，也往往在发展到这一步后就戛然而止。

唐朝灭亡后，契丹各部族又发生了激烈的内部厮杀。新的遥辇氏部落联盟出现，取代了最初的大贺氏体系。但部落军事民主传统还得以延续，直到著名的耶律阿保机上位，才出现根本性的转折。随着他自立可汗，契丹人也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部落联盟的诞生 也就间接催生强人政治

由于整体实力巨大提升的同时，契丹内部的阶级分化开始日趋明显。底层人口仅仅只是从以前的吃不饱变为后来的勉强果腹，生产力提升创造的大部分资源都被把控在上层贵族手中。此外，他们紧紧攥着部落联盟首领和酋长位置，通过职权发动带有掠夺资源和人口性质的战争。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契丹贵族们也利用军队和刑法来维护统治。在这样的背景下，更复杂的国家机构开始显露雏形，旧式部族社会的部落联盟已经不能再满足其发展需要。

耶律阿保机就是凭借自己贵族身份和领兵才能，一步步爬向权力中心。在被推选为联盟首领后，他很快清洗了一批能反抗自己的旧贵族后。最后在公元916年正式建国，将部族联盟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后的耶律德光改国号为辽，并利用五代时期的诸多混乱，成长为足以同汴梁新朝廷对抗的北方大国。但旧式的联盟影响却没有彻底消失，甚至反过来成为新帝国稳固地盘的主要手段。

 

将契丹带入帝国体制的耶律阿保机

南北面官制成型

 

正准备进行狩猎的契丹人

帝国建立之初，社会的总体生产力水平不高，与之相匹配的国家机构也并不复杂。当时主要分为朝官、宫卫、部落和州县四大部分。其中朝官是中央政权机关，宫卫负责管理皇帝的私有奴隶、兵马和土地。到了基层组织，除了原来的契丹人外，还有不少战败臣服的加盟部落。最后才是州县建制，专门用来安置汉人俘虏以及作为商业、手工业的集中地。这些都是后来的北面官的雏形。

促使这套南北面官制诞生的主要原因，并非很多后来者强加的民族矛盾，而是契丹人的博采众长传统。契丹的某些官职名称，在漫长的历史中都有先例可寻。例如可汗最早是古代匈奴人对部族首领的称呼，夷离堇则是突厥语传统中的官职名称，达剌干同样也直接采纳自隋唐时期的突厥。这种因俗而治的拿来主义，在契丹人的扩张过程中是随处可见。非常类似后来的很多国家，将不是本地特色的总统和总理等官职拿来使用。

 

耶律德光正式将契丹更名为辽

当然，由于自身也和唐朝交流密切，契丹人在设置官职时也采纳了很多汉官名称。在取得了渤海和燕云十六州后，中原特色的小农经济被大量灌输进来。汉人和渤海人以农业为本，强调耕田织布、挑水浇园，显然不适合以匈奴突厥传统的手法进行管理。辽国统治者就必须再次搬出具有地域特色的分治手法，并促成了南北面官制逐渐的成熟。

正式成型的南北面官制，分为北面官和南面官两套系统，但有些官职的名称却很容易误导人。例如南北枢密院、南北宰相府和南北大王院，初听名称似乎是分属于南北两套体制之下。但其实全都属于北面官，而且是极为重要的部门。尽管早期的成员主要由契丹人自己承担，但后来也有出生南方的汉儿加入。显然，这个最为重要的北面官体系，是一个集中帝国精英的政治团体，像往后的满清八旗那样不太注重成员的地域背景。

至于常被人与之对立的南面官体系，实际上仅仅是燕云地区的下一级管理架构。这里继续维持残唐五代的郡县制度，并以相对宽松的模式，有别于日益收缩的中原新制。

 

幽云十六州只是加速了契丹的帝国化进程

容易被误解的五京架构

 

辽帝国的五京分布图

然而，即便是在通常被统称的幽云十六州内部，也存在经济模式的很大不同。除了基础性的农业生产，两地因地域和历史传统，还保有相当部分的游牧经济成分。

以大同为核心的云州，实际上比东面的幽州具有更多商业便利，也因为有沙陀、粟特、突厥、党项等人群的居住，在民风层面也具有一定的不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辽国特意在大同设立自己的西京，确保其地位与作为南京的幽州持平。

 

西京大同居住着更多沙陀 党项等部族

相应的，他们还在自己真正的核心中京之外，又设有上京和东京两座区域首府。前者主要负责管理包括漠北在内的众多泛突厥部族，后者则用于掌控东北亚的渤海旧地。以此为参照，再回看南面官制度下的幽州与大同，无疑也存在不同的管理和交涉对象。这种五京并立的制度，才是契丹维系帝国架构的真正秘诀。但因为特定的历史原因和中原史官的理解偏差，很容易被南北对立的视角所误导。

但仅以具体职能而言，五京所承担的任务和对象也是各不相同。除了真正京畿所在的中京，南京幽州主要用于同建都汴梁的北宋朝廷打交道，西京大同主要负责交往漠南部族与后来出现的西夏王国。上京临潢府，不仅要负责漠北游牧区，还在后来的女真南下时承担了前敌指挥部。作为东京的辽阳，除控制渤海国的旧地外，还多次作为进攻朝鲜高丽王朝的主要基地。

 

上京更多需要处理漠北和东北亚问题

这种非常具有地域针对性的管理模式，形成了稳定帝国模式的基本架构，也为契丹人培养了一批非常具有国际战略眼光的贵族人才。例如被视为汉化代表的耶律大石，同样对草原地区的情况是了如指掌。后来进入西域的东喀喇汗国，也在本地贵族内斗中表现的游刃有余。如果不是自己具有相当丰富的学识储备，根本不可能迅速上手。

只是相比解释更为简单的南北面官，五京制的架构和交涉对象有些过于复杂。在日益压缩郡县权力的宋人看来，可能是非常原始落后的权宜之计，但本质还是对不同模式的认知冲突。以他们的有限学识储备，只能大体划分出南北两套制度的所谓区别，而看不到南北内部也天然存在的结构性差异。

 

宋人士大夫不懂也不愿意懂辽国的制度

于是，原本的辽国框架，就这样被活生生简化为二元对立下的南北冲突。至于背后所深藏的世界观差距与诸多野心，终将左右观察者自己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