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世纪，蒙古高原上的蒙古部逐渐从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势力，正当蒙古人兴起之际，驻在蒙古高原上从事游牧和狩猎的其他各部落的势力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些部落，有的与蒙古部落的人有相近的语言、相近的习俗，有的则没有任何亲缘关系，有的已产生了国家政权机构，有的则仍处于原始社会的氏族公社阶段。
总之，这一时期的蒙古高原上民族成分复杂，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由于各部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他们彼此之间经常群雄逐鹿，割据混战，逐渐形成了塔塔儿、克烈、蔑儿乞、乃蛮四大部落集团。蒙古部的兴起，不仅打破了四大集团各自称雄的政治局面，还使各部出现了分裂和重组，最后，逐渐形成了以蒙古部为核心的统一集团。
蒙古部兀鲁思的权力一直掌握在泰赤乌氏和乞颜氏两家贵族手中，自忽图剌汗死后，乞颜部的也速该把阿秃儿执掌蒙古部的大权。也速该死后，蒙古部内部便开始了争权夺力的斗争。
也速该的儿子铁木真在克烈部首领和札只剌氏贵族札木合的帮助下，打败了蔑儿乞部首领脱脱里的部众，力量逐渐壮大，建立起了以铁木真为可汗的乞颜氏兀鲁思。铁木真采取了以退为进的策略，逐渐积蓄了力量，自1196年起，相继进行了一系列的统一蒙古高原上的其他各部的战争。
到了13世纪初，铁木真统一了分裂的漠北各部。1206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蒙古部大本营即大汗位，尊号“成吉思汗”。
蒙古地区的统一，既使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物质财富大大增加，也使其军事实力得到了增强。随着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加强，成吉思汗的雄心也在不断增强。他曾对自己的儿子们说，天下土地广大，河水众多，你们尽可以去占领。
蒙古崛起之后的对外扩张，除了自身社会的因素外，还与当时毗邻地区，如金、西夏、西辽、南宋、花剌子模等政权的衰微有很大的关系。蒙古对邻境所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除对金的战争具有解除民族压迫的正义性质外，其余大多数是蒙古贵族为了满足其“各分土地，共享富贵”的贪欲，倚恃其强大的骑兵和武力，以种种借口，所采取的掠夺战争。蒙古贵族为了扫除灭金的障碍，把西夏纳入了他们战争的范围，先后对西夏6次征战。
西夏自李安全废主自立为帝开始，到末主李睍继位的短短20年内频繁地易主，先后更换了4位皇帝。夏皇建二年（1211年），齐王李遵顼废襄宗李安全，自立为帝，这是西夏的夏神宗。夏光定十三年（1223年）十二月，夏神宗李遵顼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禅位于他的儿子李德旺，自号“太上皇”。
李德旺继位后改元乾定，为夏献宗。夏乾定四年（1226年）七月，夏献宗发病而死，众臣立他的弟弟清平郡王的儿子南平王李睍为帝，史称“末主”。频繁地易主使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更加严重。
外交方面，面对迅速崛起的蒙古汗国，西夏本应采取安内，“合众弱以攻一强”的策略联金、南宋共同抗击蒙古，使西夏继续生存和发展，但是自李安全开始，西夏的君主执行了附蒙侵金的政策。西夏从李安全开始，夏金关系开始恶化，兵戎相见。
到李遵顼统治时期，公开执行附蒙侵金的外交政策，夏金之间关系的破裂和频繁的战事给西夏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从李安全皇建元年（1210年）到李遵顼退位（1223年），13年间，夏金之间历经大小战事40多次，这在西夏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战争“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为蒙古灭西夏、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战争使人民因战事而流离失所。金关闭了榷场，停止了西夏使臣在金都城进行的贸易，甚至停止了同西夏的全部商业贸易，西夏在经济上陷于困境。西夏周边的少数民族也乘机入侵西夏，西夏社会危机重重。附蒙侵金政策不仅没能挽救西夏，反而使西夏遭受蒙古的沉重压榨和威胁，也引起了西夏人民和部分大臣的强烈不满。
李德旺继位后，虽然改变了李安全、李遵顼时的外交政策，由附蒙侵金转变为联金抗蒙，但为时已晚，当时的西夏已是“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1226年，蒙古军攻破应里县（今宁夏中卫市）后，发现西夏国“仓库无斗粟尺帛之储”，这足以说明西夏在灭亡之前已经是外强中干了。
说到西夏的灭亡，我们仿佛又看到了那战马嘶鸣、杀声连天的古战场。蒙古国刚刚建立的时候，成吉思汗就制定了一套长远计划，开始对周边邻国进行军事进攻，以军事手段攻灭蒙古周围的金、西夏和西辽。要攻金，必先灭西夏以安后方。因而攻打西夏揭开了蒙古军队旷日持久的扩张战争的序幕。成吉思汗对西夏的军事进攻先后有6次，其中4次都是由成吉思汗亲率大军进攻的，包括西夏最后灭亡，时间跨度20余年。
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成吉思汗在灭乃蛮及蔑儿乞部后率军第一次入侵西夏，破堡力吉里寨，又攻乞邻古撒城，经落思城，破城后大肆洗劫，甚至南下深入河西走廊地区，纵兵抢掠瓜、沙等州。这是蒙古对西夏的一次掳掠性的战争，也带有一定的军事试探性，为蒙古以后的南霸天下奠定了基础。
夏应天二年（1207年）秋，成吉思汗以西夏不纳贡称臣和李安全废主自立为由，率大军第二次入侵西夏。这次进军以迫使夏、金解除盟约，使西夏臣服蒙古为主要目的。进攻目标为西夏北部的斡罗孩城。由于西夏集重兵抵抗，蒙古军队难以更进一步地深入西夏，所以这次战争持续了一年多后，蒙古军队携带大量的战利品而归。
夏应天四年（1209年），蒙古军第三次攻入西夏，攻克斡罗孩城，经过数月的艰苦战争，最后占领西夏都城北大门——克夷门，进而围攻西夏都城中兴府。由于中兴府防守坚固，在攻城不克的情况下，成吉思汗采用了引黄河水灌城的残酷战略方针，使中兴府城中居民被溺死者无以计数，城墙也有坍塌的危险。
西夏被迫屈服，向蒙古称臣纳贡。这次战争完成了成吉思汗的第一个战略目的：一方面，通过战争获得了大量的战利品，取得了经济上的补给；另一方面，战争使夏、金解除了盟约，从而使蒙古完成了对金的战略包围，彻底解除了蒙古灭金的后顾之忧，成为成吉思汗扩张战争的转折点，也成为西夏衰败的转折点。
夏光定七年（1217年），成吉思汗在攻金的同时，派遣木华黎先后4次率军队攻打西夏。在西夏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包围中兴府。神宗李遵顼惧怕战争，命太子留城领兵防守，自己逃往西凉府避战，西夏无力抵抗，只得再遣使求降于蒙古。
夏乾定二年（1224年）九月，蒙古大将孛鲁统兵攻破西夏的银州（今陕西榆林鱼河镇），杀西夏军，掳掠西夏牲畜，夺据西夏边地要隘，对西夏进行第5次进攻。西夏献宗德旺遣使向蒙古请降。
夏乾定四年（1226年），成吉思汗以西夏叛离蒙古，密与金朝议和，不服从征调，不遣质子等为由，亲统大军10万，第6次征伐西夏，此年十一月，蒙古军进攻灵州，围西夏首都中兴府。传说西夏皇帝乾顺豢养一条黑鼻梁黄犬，能预兆军事和战争：相安无战事时，它的声音平缓亲近；将要有军情或有军事进攻，则声音嚎啕。
成吉思汗最后攻灭亡西夏的那次战争，这条黑鼻梁黄犬放声狂嚎，这次狂叫达3年之久。西夏皇帝以为是黄犬老而狂叫，已经没有了先前能预兆军事的本能，便没有理会。而成吉思汗也知道西夏皇帝身边的这条黄犬数年狂叫，并没加强军事防御，成吉思汗的军队南下，大军席卷而吞灭了西夏。
其实，成吉思汗攻灭西夏也不是轻易就得手的。当时，蒙古军队沿黄河直接攻取西平府灵州（今宁夏吴忠市）。灵州西平府是西夏的南大门，因此，当蒙古军队围攻灵州城之际，末主李睍派10万大军前往救援，关乎西夏国命运的一场恶战在黄河平原上展开。西夏军伤亡惨重，西夏国民纷纷逃进山里“穿凿土石避之，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西夏军队的主力消耗殆尽，从此再已无力抗击蒙古军队的进攻。
宝义二年（1227年）正月，蒙古大军围困中兴府。中兴府被围后，成为一座孤城，外援断绝。四月，成吉思汗率大军南渡黄河，挥师进入今宁夏南部固原。闰五月，天已大热，成吉思汗驻军于六盘山。成吉思汗驻军六盘山之后，派察罕为特使去中兴府劝降，末主李睍拒绝。
蒙古军队包围西夏都城中兴府已达半年，中兴府城中军民协力防守，使蒙古军久久不能攻克。但天不假年，1227年6月，强烈的地震使中兴府房屋倒塌、粮尽援绝、疾病流行，偌大的中兴府城已经抗御不了自然灾害带来的打击。西夏末主李睍在无奈中遣使向成吉思汗乞降。此时的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已病入膏肓，不久死在六盘山清水县，成吉思汗留下遗诏：“死后秘不发丧。夏主投降时，将他与中兴府内所有兵民全部杀掉。”
七月，西夏末主李睍无奈率大臣，带着贡物、男女、驼马赴蒙古军大营献城投降，这时的蒙古军谎称成吉思汗重病在身，令李睍在账外行礼。西夏末主的乞降并未换得自己的性命与城中百姓的安居，蒙古将帅遵成吉思汗遗命，将西夏的都城——中兴府付之一炬，以摧毁中兴府中的“王气”，就连贺兰山下的西夏王陵、山上的避暑行宫都未能幸免。
昔日宏丽的建筑，成为瓦砾一片，一派亡国的景象，城内的百姓被杀者十之八九。末主李睍跟随蒙古军队行至萨里川（今蒙古乌兰巴托东南）时，被拖雷杀死，成了蒙古汗国对外扩张的殉葬品。至此，立国190年的西夏走到了它的尽头，一个曾经拥有今宁夏大部、甘肃大部、青海及内蒙古部分地区，“方圆二万里”的西夏从此灭亡。风雨西夏，党项悲歌，这个曾经繁荣的国度及其璀璨的文明随着历史前进的车轮神秘地消失了。
元世祖忽必烈于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中兴府为宁夏府，改中兴路为宁夏路，从此，“宁夏”一名一直沿用至今。“宁夏”一名也使我们联想到蒙古人建立元朝后，要使原来的“中兴府”成为“安宁的夏国故地”的良好愿望。
西夏之所以灭亡，首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众所周知，自唐末五代以来形成的方镇割据局面，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民族经济联系的加强，以及政治上的大动荡、大分化，总的趋势是分裂割据局面日益缩小，统一局面日益扩大。这种统一的趋势发展至辽、宋、西夏、金时期，随着边疆地区的开发和民族融合的加强，以及民族政权力量的消长，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洪流。
其次，西夏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为蒙古灭西夏打开了突破的缺口。西夏内部皇位更替频繁，政见不一，统治阶级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最后，西夏统治者在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是西夏灭亡的重要原因。所谓战略决策上的失误，是指西夏统治者采取“附蒙侵金”的错误政策。附蒙侵金只能加速西夏的灭亡，正如学者丁谦所指出：“余读西夏亡国之史，不能不深憾于遵顼之愚昧也。当贞祐初，蒙古聚强，业已统一漠北，南向以窥中国之境，金兵当之辄败，为西夏计，苟能稍知大局，自当联结金宋，合力设防，或可相毗以安，乃乘金人受侵，竟为狗偷鼠窃之谋，希图小利，卒之十年连战，胜少败多。金人残挫之余，尚足与敌，其兵力之不兢，可以概见。遵顼既死，不及一载，国即先金而亡。”
另外，蒙古成吉思汗灭夏战略战术的成功运用，是西夏灭亡的又一重要原因。成吉思汗根据西夏首都在东部、兵力部署内重外轻、东强西弱的状况，在军事上采取由远及近，由表及里，先弱后强，先扫清外围，切断其退路，然后集中优势兵力，猛攻其腹地首都兴庆府的战略方针。在夺城时，又采取攻坚和诱降并用的方针，使蒙古军队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入了西夏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