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之厄，称为“法难”。指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击佛教的事情。
北魏王朝是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属于当时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之一。拓跋氏本“与西域殊绝”，不知佛教。后来在经略燕赵、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才逐渐接触到中原文化和佛教。北魏太武帝原与北魏前二帝一样，并好佛老，对沙门道士皆致精敬。太武帝拓跋焘崇道教，进行道教改革、使之跃升为正教而居功甚伟的道士寇谦之常在左右，公元439年，太武帝佛的直接原因是公元446年，奏闻长安一佛寺内藏有兵器，他怀疑寺僧与聚众起义的盖吴通谋，诛杀长安的沙门。不久，太武帝又通令全国，焚毁寺院经像和坑杀僧人。
北周皇族属于鲜卑族宇文部。北周武帝宇文邕最重儒术，早年也信奉道、佛二教。在他掌握政权以后，欲定儒教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位次。儒教居先不成问题，但佛道之争却愈演愈烈。公元574年，周武帝亲自召集沙门道士进行辩论，辩论十分激烈，智炫甚至当场顶撞周武帝。于是周武帝作出将佛、道一并禁毁的决定。“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祀，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北史·周本纪》)同年设立“通道观”，欲以儒学的“圣哲微言，先贤典训”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汇集儒释道三方面的学士名流120人，研究三教的哲理。公元577年，周武帝灭北齐后，又在齐境内“毁破前代关山西东数百年来所造一切佛塔，扫地悉尽。融刮圣容，焚烧经典。八州寺庙出四十千，尽赐王公，充为宅地。三方释子减三百万，皆复军民，还归编户。”
唐武宗未即位时就不喜佛教，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唐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唐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寺院不纳税，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
以上在佛教史中称“三武”之厄。110年以后，即公元955年，五代时期后周的周世宗又下诏废天下无敕额之寺院，毁铜像，收钟磬钹铎之类铸钱。
所谓“三武一宗”四次“法难”，原因很复杂，且各不相同。要把它们都归结为宗教排他性的体现，更是十分荒谬、无知而浅俗的无稽之谈。三武之厄中，也可以说含有宗教之争，但它们直接起因是皇权与宗教之争，尤其是会昌法难，“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更是相当激烈而明确的。
在前两“武”之法难中，确实与儒学有涉，但这种关涉主要表现为政治，而不是宗教。北魏太武帝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君主，鉴于当时汉人即将鲜卑族视为“胡”或“戎”，而他欲一统天下，成为统治以具有高度文化传统为主的汉族组成的整个中国的皇帝，所以要推崇儒学和道教来标榜自己。他称佛教为“胡神”、“胡经”，以明自己非“胡”。其灭佛诏令中说由于“鬼道炽盛”，致使“政教不行，礼义大坏”;“王法废而不行”，而他自己“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俨然是一个汉族之王道正统的形象。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推尊儒学，并没有把儒学视为宗教，反而认为儒学必与鬼神和迷信相对立。太武帝于太平真君五年(公元444年)的诏令中说：“愚民无识，信惑妖邪，私养师巫;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之书。又沙门之徒，假西戎虚诞，生致妖孳。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德于天下也。”(《魏书·世祖纪》，同书《释老志》载为太平真君七年、即公元446年。)这里，“方伎”乃神仙道教之源;而“谶记、阴阳、图纬”不唯道教所有，也在两汉以来的儒学中兴风作浪。太武帝的灭佛不仅针对佛教，也把混进儒学的“妖邪”和其他蛊惑人心的“师巫”一并扫除，客观上起到使儒学纯正化的作用。
约四十年以后，历史上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汉化改革，是太武帝政策延续的必然结果。孝文帝时，对以儒学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和传统了解更加深刻了，对“五经之义，览之便讲。”(《魏书》本纪)所以他非但不排斥佛教，而且“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同上)在理解深刻的基础上，他扫荡谶纬妖祥的措施更加彻底，使太武帝排佛的更深层意义也彰显出来。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下诏说：“图谶之兴，起于三季。既非经国之典，徒为妖邪所凭。自今图谶、秘纬及名为《孔子闭房记》者，一皆焚之。留者以大辟论。又诸巫觋假称鬼神，妄说吉凶，及委巷诸卜非坟典所载者，严加禁断。”(《魏书·高祖纪》)由于种种原因，混杂在儒学中的污垢渣滓反而需要经过出身少数民族的英主来扫除涤荡，在这里又以寄寓于偶然性的方式表现出历史的嘲讽。
如果说谶记、阴阳、图纬、妖邪、师巫、鬼神、吉凶等相加就是任继愈、李申、何光沪等先生所说的“儒教”的话，那么北魏太武不仅灭佛，也灭“儒教”。至孝文帝则不灭佛教，而专灭“儒教”了。
北周武帝的排佛与北魏太武的灭佛有相似之处。从历史看，周武帝也表示自己不在五胡之列，故无心敬佛。为了表现与汉文化的认同，他不但崇儒，本来也是偏袒道教的。但在建德三年(574)五月他所召集的佛道辩论会上，经道安、甄蛮、智炫等人的揭发，使周武帝认识到道教的教义虚妄和迷信方术，所以连道教一并罢黜。但他采取了比较温和的态度，没有杀人;对高僧量才任用，委以官职;鼓励继续探讨佛、道的哲理，这些皆表明对汉文化和儒学认识的深刻。
唐武宗灭佛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在其次是道、佛之争，是一次典型的皇权与宗教斗争，但与儒家无关。而五代周世宗灭佛则主要是经济原因促成的。周世宗即位后，继承后周建立者郭威的改革政策，在劫后余灰、民生凋弊的情况下，欲一统天下，采取了均定赋税，发展生产等措施增加财政收入。是时中国乏钱，他想到毁铜像铸钱的方法。周世宗谈到其灭佛的理由时说：“吾闻佛说以身为妄，而以利人为急。使其真身尚在，苟利于世，犹欲割截，况此铜像，岂有所惜哉。”既然佛可以舍身救人急难，为什么不舍铜像救天下呢?这种说法虽然有些强词夺理，但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经济，而不是其他。
所谓三武一宗之法难，背景非常复杂，情况也不一致。魏太武与周武帝灭佛仅限于北方，南方佛法依然大炽。周世宗时也未统一天下，势力有所不及。但无论什么情况，要把它们说成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儒教的排他性的表现，纯属凿空之论，无根游谈。
经历这些大规模的灭法运动，中国佛教的两大重要支派(南传佛教、西传佛教)受到严重打击，大乘佛教十宗仅剩净土宗和禅宗。禅宗佛教因其特殊的教规(自耕自食)，在这些运动中损失最小。此后迅速成为中国佛教的重要宗派，与此后随蒙古、满清入主中原而来的藏传佛教，隐然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