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世宗时新定的官制，以尚书令，左右丞相和平章政事为宰相，左右丞，参知政事为执政官。平章政事乃熙宗时设，海陵时废置，世宗时再增设二人。宰相的增员是为了便于更多官吏参预政事。

章宗时，官僚机构更进一步完备。《金史·百官志一》载：

泰和四年（公元1204年），定考课法，准唐令，作四善，十七最之制……凡县令以下，三最以上有四善或三善者为上，升一等；三最以上有二善者为中，减两资历；三最以上有一善为下，减一资历。节度判官，防御判官，军判以下，一最而有四善或三善为上，减一资历；一最而有二善为中，升为榜首；一最而有一善为下，陞本等首。

章宗所规定的考课内容和分等办法，与唐代基本相同。泰和六年（公元1206年）置递铺，其制规定，该军马路十里一铺，铺设四人，其中铺头1人，铺兵3人，以所辖军、射、粮，军内差充，腰铃日行三百里。凡元帅府，六部文移，以敕递、省递牌子，入铺转送。同年置陕西路宣抚司，节制陕西右监军、右都监兵马从事。八年改称陕西安抚司，并增置山东东西、大名、河北东西、河东南北、辽东、咸平、隆安、上京、肇州、北京等十处安抚司。每司设安抚使1人，从一品，副使1人，正三品。永安四年（公元1199年）设审官院，置知院1人，从三品。掌奏驳、除授失当事。此外，内侍寄禄军、军器监、甲坊署，提举圉牧所，提刑司（后改按察司）等机构，均章宗时设置。官僚机构的增多，势必造成官吏员额的增多。据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的统计，在职官员四万七千余人，比世宗时增多三倍。

总之，金代的官制是缺乏系统性的，往往随事置官。故有旁见侧出之弊。例如宗正寺升为大睦亲府，而於各处置司，既属中央性质，也属地方性质；司农司置大司农，又置卿及少卿，而各地方又有置行司农司的；又如掌近卫的官，有的属於卫尉司，有的属於刑部的各官提举；再如惠民司掌汤药而隶属礼部；武库署属於殿前都点检司，而军器库又隶属军器监。这些都可以看出其制度之混乱。

地方官制就更加复杂。例如转运使本掌钱谷，提刑使本掌刑狱，而又把提刑使改为按察使，有时兼转运使，有时兼安抚使，有时兼劝农使。这样，就看不出钱谷、刑狱、民政、监察之权有什么明确的界限。又如地方的军政长官，则以诸京留守司留守带本府府尹兼本路兵马都总管为第一级，诸府府尹兼都总管为第二级，诸府府尹不兼总管为第三级。而节度州、观察州、防御州、刺史州则仍旧设置节度使，观察史，防御使，刺史。这是唐、宋两重制度的混合。再如府州的僚属，诸京有警巡院使，诸府及节度州有录事司录事、防御，刺史州有司候司司候。这些设置是前代所无的。而唐宋府、州的幕职官也依然存在。

至于金代地方官职性质的区别，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名称：京府尹牧、留守、知州、县令、详稳、群牧（这两个是用女真语官名）为长官，同知、签院、副使、少尹、通判、丞为佐贰官，判官、推官、掌书记、主簿、县尉为幕职官。兵马司为军职官。警巡、市令、录事、司候、诸参军、知律、勘事、勘判为釐务官。主管仓库院务者为监当官。知事孔目以下行文书者为吏。

金代的铨选有一些特定的名称，必须特加说明；凡外任循资官谓之常调，选为朝官的谓之随朝，以廉察而升者谓之廉升。授东北沿边州郡而升者谓之边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