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王朝是湖北巴族长阳部落首领廪君建立的中国西南地区政权，史历史悠久的古王国之一。

　　巴国，在先秦时期位处中原西南面、四川盆地东部的一个国家。始于先夏时期，于夏初加入夏王朝，成为其中一个诸侯国，灭于战国秦惠王时期。巴国的都城为江州，今重庆市渝中区。

　　巴族起源甚早，据史籍《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故知巴族起源于先夏，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殷墟甲骨文中有殷王武丁用兵江汉、派妇好率沚戜伐巴方的记载，所说“巴方“被认为就是古巴国，证明至少在殷商之时，巴作为一个部族方国已经存在了。

　　据考古发掘，川东地区史前文化发端于20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早期，其代表性古人类是“巫山人”。结束于距今4000多年前，即新石器时代末叶，其代表性文化是“巫山大溪文化”。约4000多年前，巴人先民们就世世代代在川东地区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生息繁衍。他们战天斗地，自强不息，创造了灿烂的巴文化。

　　但巴族的起源及建国的具体情况，古文献言之不详，史学研究以推论为多。或认为巴王朝有几个不同的部族，分别活动于不同的地区：夷水廪君之巴，其族为巫蜒，以白虎为图腾，商周之际已经开始进入文明社会，活动于今湖北西南，也许就是甲骨文中所指的“巴方”；周武王灭商曾封宗姬于巴国，建国于今汉水中游，统治者为华夏族；涪陵水会之巴国，其族为土著獽蜒之民，春秋战国时曾建都于今重庆涪陵，又称“枳巴”；而大约同时建都于重庆的又可能是另一个土著巴族；阆中渝水之巴源于古氐族，以蛇为图腾，自今甘肃、陕西、四川交界处南下，春秋战国时活动在今四川北及东北部，以后演化为“賨人”，又称巴氐。上述诸部族或部落式国家最终融合为强大的巴国。

　　还有第二种说法，认为巴族起源于今长江中游广大地区，至今仍留下与“巴”有关的大量地名，如湖南岳阳古称巴陵，也称巴丘或其外港城陵矶古称巴丘；江西赣江畔也有巴丘；鄂东有巴水，入长江处称巴河口；鄂西有巴东县，而巴东、松滋、长阳等县均有巴水；川东巫山大宁河有巴雾峡，其北为大巴山等。这些巴族大约于商末周初自长江中游向四川盆地转移，脱离渔猎而转向农耕，定居于盆地东部建立巴国。

　　巴国的形成时期：商周之际。

　　据《辞源》：“巴者，古国名，位于今重庆市及四川省东部一带地方”。川东地区在夏朝(距今4100年～3600年)称“巴方”，在商朝(公元前16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中)称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纳贡，岁岁服役。后来巴人不甘商朝的压迫，于公元前11世纪，参与周武王伐纣，由于巴人英勇善战，迫使纣王军队阵前倒戈，终于打败商纣王，西周建立。西周（公元前11纪中～公元前771年)初期分封了71个诸侯国，巴氏被封为子国，首领为巴子，因而叫巴子国，通常简称巴国。巴国的地域大致在重庆全境，北到陕南的汉水上游，大巴山北缘，东至襄阳，春秋时有所扩展

巴国的发展时期：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巴国竭力扩张其势力范围，东渡汉水，与邓国相争，又同楚国缔结军事联盟，扫荡江汉小国，北进中原。

　　巴国的鼎盛时期：春秋末叶至战国晚期。

　　在此期间，巴国青铜文化发展到高峰。青铜器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制作水平也日臻成熟，地方特征鲜明突出。巴国文字和符号广泛流行，都城已发展成为地域性的经济增长中心和多种产业的生长点，具有组织地区商业贸易的经济功能。

巴国的灭亡时期：公元前316年。

　　公元前316年，巴国为秦国所灭，巴王被虏。秦国在江州（今重庆）筑城，设置巴都，把巴地纳入了秦国的郡县体制。巴国形成于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初期，灭亡于公元前316年的战国中期，约有800年历史。

　　对古文献记载进行综合分析，巴国的出现常与蜀相联系，自古即“巴蜀”并称，因此巴族起源于长江中游一带，而在四川盆地东部建国的可能性最大。据史籍《世本》记载：“巴郡蛮，本有五姓……廪君名务相，姓巴氏，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皆登呼躧穴屋，掷剑刺之，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能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廪君于是君乎夷城”。这是巴国首建部落式国家的较为确切的记载。

　　经各家考证，武落钟离山位于今湖北长阳西北约四十公里的贺家坪与高家堰一带，这里是巴国发祥之地，而夷城则是其首次建都地点。夷城位置古籍无记载，但应在武落钟离山不远处的夷水旁。据史籍《水经注·卷三十七》记载：“夷水即佷山(湖北长阳都湾镇)清江也”。据文献《中国文物报》1994年12月18日报道，在湖北长阳发现一处具上古三代遗物的香炉石遗址，正位于清江(夷水)之南，应为古籍上说的夷城。有人估计，巴族统一及始建国时间约在夏商之际，此后几百年间逐渐向西迁移，进入长江三峡。至商末，巴国人已入川东建立了成熟型的奴隶制国家。

　　在巴建国过程中曾建立过多个都城。据史籍《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重庆合川南)，或治平都(今重庆丰都)，后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庆涪陵)。”上古陵墓所在地实即国家都城，因此巴国明确记载的共有五都。古文献中也有将垫江及平都称为“巴子别都”的，可能指的是建都江州时的情况。

　　巴国的五个都城先后的迁徙路线，古书没有交代，仅知主要都城在江州，建都时间最长，而最后建都阆中。有人认为，如果巴族由长江中游向四川盆地的迁移推断不误，则巴人迂徙应遵循武落钟离山(或夷城)→巴丘→平都→枳→江州→垫江→阆中的路线。巴国定都平都和枳大约在西周初年或前期，此时巴国已相当强盛，周武王伐纣，巴师作战极其骁勇，立有大功，因此在史籍《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但巴国建都平都及枳时间都不会很长，两周中后期已迁江州。江州是巴国的主要都城和经营川东之地的大本营，建都长达四五百年之久(一说长达七百余年)。

　　巴国盛时，地域“东至鱼复(今重庆奉节及湖北西南一带)，西至僰道(今四川沪州、宜宾一带)，北接汉中(今陕西汉水流域)，南极黔涪(今重庆至贵州北部乌江流域)”，是一个相当大的国家。巴国的强大导致与四川盆地另一大国古蜀国争夺川中之地，两国间征战不断，成为世仇。东方楚国兴起，双方既联合又争夺。据史籍《左传·鲁桓公九年》(公元前703年)记载，巴与楚共伐邓(今湖北襄樊)，巴国事迹始见于史籍。

　　公元前688年，巴又与楚共伐申(今河南南阳)。行动中“楚惊巴师”，两国关系暂告破裂。

　　公元前676年，巴伐楚，“克之”，此后关系又告缓和。

　　公元前611年，巴与秦、楚共伐庸(今湖北竹山)，三分其地。

　　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败于鄾(今湖北襄樊北)。

进入战国时期，巴与楚有联姻关系。大约与七国称王的同时，巴亦称王。据史籍《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王叹曰：“使吾得臣若巴蔓子，用城何为！”乃以上卿礼葬其头；巴国葬其身，亦以上卿礼。”今传巴蔓子葬地共四处：湖北荆门山之阳是楚王礼葬头处；湖北恩施城西北都亭山有巴蔓子墓，也称“蛮王墓”；重庆忠县西北一里有“蔓子冢”，城东有“巴王庙”祀巴蔓子，传古“忠州”即因纪念巴蔓子忠贞于国命名；重庆七星岗也有巴蔓子墓，俗名“将军坟”。这些墓、庙恐多系后人假托，但也可反映巴国盛时地域。

　　至战国中期，巴国国势大衰，楚国曾大举进攻巴国，先后占领鄂西南、川东及黔涪一带，迫使巴国向川中转移。据史籍《战国策·燕策》记载，苏代告燕昭王曰：“楚得枳而国亡”。燕昭王在位于公元前311～279年，故楚国占领枳进而威胁江州迫使迁都垫江不会晚于公元前279年，也可能更早。

　　公元前332年，巴国又迁都阆中。阆中紧接苴(今四川广元南昭化镇)，苴本属巴，在昭化宝轮院发掘的战国墓葬与重庆冬笋坝巴族墓群极为相似，同属巴文化，后来苴被蜀国占领。

　　约在公元前385年，蜀王封其弟葭萌为苴侯。据史籍《华阳国志·蜀志》记载：“苴侯与巴王求好，巴与蜀仇，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秦国欲并巴、蜀地区久矣，巴国引狼入室正是大好良机。公元前316年，秦国乃用司马错之计，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大军入蜀地，先灭蜀国然后乘机灭苴国与巴国，执巴王归，巴国灭亡。

　　秦国灭巴、蜀二国后，对巴国和蜀国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对蜀地实行郡县制，由中央委任蜀侯封国管辖。而在巴地则保留王室及其他部族集团，采用怀柔和羁縻的政策，有的地方是郡县与部族统治并存。故古书有“君长世尚秦女，人民爵比不更”的记载，因此在今涪陵小田溪发掘的战国末期，巴国人墓葬仍有王陵存在。

　　在秦汉之际及以后的长期发展中，巴国人辗转迁徙分散于渝东、川北、鄂西、黔东、湘西等山区，与其他民族融合，逐渐演化为新的民族，如渝东及川北一带的巴賨族和巴氐族，黔北的巴濮族，湘西及鄂西的五溪蛮族等。西汉时有名的板楯蛮就是巴国人的一支，其首领范目曾率板楯七姓协助汉高祖刘邦暗度陈仓、平定三秦，被晋封为慈凫乡侯。

巴国王陵

　　据史籍《华阳国志·巴志》记载：“巴子虽都江州(今重庆)，或治垫江(今重庆合川)，或治平都(今重庆丰都)，后治阆中(今四川阆中)，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庆涪陵)”。

　　枳，是巴王朝在西周时期的国都，故是巴王朝的祖茔所在。但因年代久远，巴王朝早期陵墓尚未发现。1972～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涪陵市区东南十九公里的乌江西岸，属白涛镇陈家嘴小田溪的地方，因被盗发现并发掘出八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棺木已朽，但铜环(兽面衔环)位置大体整齐，漆木痕迹明显，随葬品部分埋在土中保存原状，被盗文物已基本追回。

　　巴王朝陵墓中出土文物众多，总数为一百八十九件，其中青铜器一百七十三件，有生活用具四十一件，为釜、甑、鏊、勺、豆、壶、罍等；兵器五十四件，为戈、矛、剑、钺、弩机、箭镞等；生产工具三件，为铜质凿、斤；乐器三十七件，有编钟、钲、錞于等；陶器残片五十四件。

　其中，一号墓出土十四件错金铜编钟及错银铜壶最为精美。在编钟之中，大的高二十七厘米，小的高十五厘米，纹饰繁缛，出土时光采夺目，制作极其精巧。其余钟架虎头饰件、双龙纹方铜镜等均为文物珍品。有虎纽铜錞于与铜钲出土，是巴蜀特有的乐器。青铜礼器特别是编钟的成套出土，在四川巴国人墓中还是首次。

　　1993年，考古工作者在三峡水库淹没区调查中又发现九号墓。墓为竖穴土坑，长三米八六，宽一米七，有棺，棺环铜制，非常讲究。出土文物五十二件，其中青铜器四十四件、陶器四件、玉器两件、琉璃饰件两件。兵器中以巴式剑为多。兵器及印章有巴蜀图文符号。

　　以上九座墓的发掘证明，这是一处巴王室陵墓群。一号墓埋成套编钟，二号墓出土钲上有两个“王”字，九号鎏银巴式剑上也有“王”字，且极精美。此三墓大概都是王陵。从而证实古书上所说巴人“先王陵墓多在枳”的记载，因而具有重大史料价值。

　　据青铜器铭文为战国晚期产物，此时秦已灭巴蜀，但巴王室仍然存在，有不少巴王见于史籍。如在史籍《后汉书·巴郡南蛮传》中记载：“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在史籍《华阳国志·汉中志》中也记载：“魏武以巴夷王杜濩、朴胡、袁约为三巴太守。”还有“白虎夷王”的说法。因此小田溪墓群中出现王陵并非不可理解。

　　巴王朝在江州建都四百年之久，必留有陵墓遗迹。但在史籍《华阳国志·巴志》中对巴国建都的情况说的甚详，却没有说明墓葬情况，仅说葬于枳。在史籍《舆地记胜》中也有记载：“巴县西北五里前后有石兽石龟各二，麒麟石虎各一，即古巴国之君也”。在史籍《蜀中名胜记·重庆府·本志》中记载：“郡学后莲花坝，有石麟石虎，相传为古时巴君冢”。

　　上述记载的遗迹今已不存。

　　在史籍《名胜记》中记载：“治北康村有小阜二十余，俗称古陵，也曰巴子冢”。但数十年大规模的建设，所谓小阜早已平毁，至今市区尚无古墓发掘的报道。

　　在1954年的城市基建施工中，在北距重庆四十四公里的巴县铜罐驿镇东冬笋坝发现一处巴王陵墓群，随即发掘。先后清理墓葬八十一座，出土文物近千件，对研究巴国历史有重大价值。墓群位于长江西岸台地上，高出河床约四十米，长约一千米，宽约四百米。发掘时，墓群的大部分已被取土破坏，另有少部分至今尚埋在建筑物之下，不能发掘，因此所清理的墓葬占总数尚不及五分之一。

　　已清理的八十一座墓中，巴蜀特有的船棺葬二十一座，木椁墓十四座，时代由战国到秦代。船棺葬均系土坑竖穴，大小仅容一船棺，长约四米五～七米，宽约一米～一米五，深三～四米。船棺均用楠木制成，长约五米，直径约一米，中间凿空，底削平形成船状。实际上是一只独木舟。冬笋坝出土的四具均较完整。

　　另在四川广元昭化宝轮院亦发掘出船棺葬九座，形制、大小均与冬笋坝同。此外在四川成都、绵竹、广汉、绵阳、双流、什邡等地也有船棺葬发现。

　　可以认为，船棺葬是巴蜀在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特有墓葬形式。船棺墓中多有随葬品，主要为陶器、青铜容器、兵器。兵器中以巴式柳叶剑和圆刃折腰式铜钺为突出，容器中以铜炊爨器为常见。共出土铜印章十七枚，其中十二枚出于船棺墓中，最多的一墓有印章五个。印章上有汉字“富贵”、“万岁”、“敬事”、“中仁”、“高”等，其他文字不能识。各类铜器上也均有各式符号文字，具象形及会意字特征。有三个墓中出土秦半两钱币，还有所谓“桥形币”。也许是装饰品。根据出土文物分析，冬笋坝墓群时代大部属战国中及后期。出土秦半两钱币的三座墓最晚，已近于秦灭巴蜀。冬笋坝墓葬形制及出土文物具明显的巴文化特点，船棺葬应属巴族上层人物丧葬礼俗，因此该墓群的主体部分属于巴王族。

　据史籍《水经注》记载：云阳故陵镇有楚王“六大坟”。重庆云阳故陵镇即巴国在夏、商之际定都三峡中的巴丘，楚王陵应为巴王陵。今“六大坟”位置尚未查明，正在探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