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族源与分布
挹娄是肃慎族系继肃慎称号后使用的第二个族称，前后约有600余年（汉至晋），其间有时也称肃慎。公元5世纪后，改号勿吉。
挹娄族称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时（西汉），诸史《挹娄传》皆记挹娄“自汉兴已后，臣属夫余”。但有说始于东汉，一说在“汉晋之间”。两说皆因《后汉书》和《三国志》始为挹娄立传之故。
挹娄一词，含义有两说：一，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从史载挹娄人好养猎，养牛马，未言及养鹿，又从“常为穴居”分析，后说是比较可信的。挹娄用作族称，即“穴居人”的意思。挹娄称号本是他称，久之成为族称，然直到公元554年（北齐天保五年），他们向中原王朝纳贡还自称肃慎。捐娄源于肃慎，参稽诸史，有明确记载，是可信的。
挹娄人的活动区域，与肃慎时大体相同，只是西南部因受夫余人侵逼，稍有缩小。其四至：东至大海，西接寇漫汗国，南与北沃沮接（或说在“不咸山”北），北极弱水。即今东临日本海，西到呼兰河流域一带，南抵吉林省汪清和浑春县以北地区与北沃沮为邻，北达黑龙江入海口以东以西的广大地区
二、社会经济与社会组织
挹娄社会的经济，有渔猎业、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狩猎和捕鱼在社会经济中仍占有重要地位，山林中的野兽和江河湖泊中的鱼类，仍是食物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居住深山老林里的部落，主要以狩猎为生；分布江河湖泊附近地区的居民，捕鱼是他们从事的主要生产，因这些地区属捐娄时的遗址，发现带有烧痕的各种碎骨中“最多的是鱼骨”，出土的陶网坠“十分突出”。
狩猎用的工具还是以“楛矢石砮”弓箭为主，“弓长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长尺八寸，青石为镞”。不过，与肃慎时比较，“石砮”已有很大改进和发展，这不仅反映在使用的箭“簇皆施毒”，中者即死，而且在距今1700年左右的宁安县东康遗址中，发现了仿金属工具制造的圆铤双翼石镞，还出土了三棱形骨镞。猎取的对象，有狍、鹿、獾和貂等。考古发现的鹿、狍、獾等兽骨皆带有烧痕，说明他们猎取这些肉多毛厚的野兽，是为解决衣食之需。历史上有名的“挹娄貂”反映出捕貂是为获取貂皮向中原玉朝纳贡和与中原居民或邻近民族的交换。鱼网和鱼钩是挹娄人的主要捕鱼工具，已熟练地掌握了网捕和钩鱼等捕捞方法，因为在挹娄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网坠，发现了钩网器和“精细的鱼钩”。
农业是挹娄社会经济的另一项重要生产。从事农业生产的，是分布其区域南部平原和半山地区的部落。史载明的农作物有五谷和麻，出土的随葬谷物包括粟、豆、荏、西天谷、黍、稷等。麻用作织麻布。挹娄时遗址发现马鞍形石磨盘和磨棒之类的脱谷器具，墓葬中出土作为“死者之粮”的随葬谷物，均可说明粮食已成为主要食物之一。生产主要还是以石器作工具，有板状石斧、梯形石锛、新月形穿孔石刀、石镰、石铲等，个别遗址有铁镰出土。石器作为主要生产工具这一事实，说明挹娄时的农业还处在原始形态发展阶段；不过，铁镰的发现，又预示着原始农业将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畜牧业是各户在从事其它生产同时兼营的一项生产。饲养的牲畜主要是猪，其次是马，牛的数量极有限。挹娄人“好养豕”，“食其肉，衣其皮”，解决衣食之需。猪还有特殊作用，即在严寒的冬天，为了防上皮肤皲裂，“以豕膏涂身，厚数分，以御风寒”。养马“不乘，但以为财产而已”，马是对外的交换物。
手工业门类很多，有纺织、制陶、造船、石器与骨器的加工等。纺织还处在原始阶段，早期只会织麻布，麻线用纺轮捻成；公元3世纪中叶以后（晋代），已知用猪毛“绩布”。布的产量极有限，以致在夏天只能用尺布作“襜”，以遮蔽前后形体。陶器均手制，生活所需的用具都能制造，在一个遗址发现的器型就有罐、瓮、盆、碗、杯、豆以及捕鱼用的陶网坠等。史载挹娄人“便乘船”，说明已掌握了造船技术。不过船的形制和制作方法，现尚不知。石器与骨器的加工，比肃慎时有了很大进步，除了前已讲到的已能仿金属工具制作圆挺双翼石镞、三棱形骨镞以及石刀外，还会用皮、骨、铁杂制成铠甲。已掌握了采琢“赤玉”的技能，所产赤玉，与貂皮驰名中原
综观挹娄社会经济，尽管农业生产已有一定发展，铁器已经出现（当是与周邻民族交换获得），但晚期遗址的遗存，大量的生产工具还是石器，说明社会经济还是一种原始生产形态的经济。
建立在上述社会经济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是以氏族为单位分布各地，各氏族独立地组织生产和生活，“无大君长，邑落各有大人”，一切社会事务由氏族首领主持处理。私有制比肃慎时有了进一步发展，掠夺邻近部族财富成为经常进行的一项活动，致使“邻国畏患”。进入3世纪后，为了反抗夫余贵族的民族压迫和剥削，各部落认识到结成部落联盟的必要，并在实践中看到了联合起来的强大力量。这一变化的结果，导致了“父子世为君长”的出现。随着社会这一进步，财产私有得到进一步发展，于是保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严酷刑罚出现了，“相盗窃，无多少皆杀之”，成了社会公认的准则。
挹娄人有自己的语言，但尚无文字，一切“以言语为约”。人多“勇力”，皆编发，贵壮贱老。冬穿猪皮及野兽皮衣，夏“裸袒”，仅以尺布遮前后形体。地不产盐，烧木成灰灌水取汁液，用以代盐。夏天“巢居”，冬则住在周各5米的半地穴式的房子里，以深为贵，富有的“大家”深“至接九梯”。婚姻为一夫一妻制，然有“女淫”即未婚女子享有性自由的习俗。古老婚制的残存，还反映在婚姻缔结上，“将嫁娶，男以毛羽插女头，女和则持归，然后致礼聘之”。即女子同意后便与男子同归，男家才给女方父母送札订婚。人死，即便是父母，男的也不哭泣，认为哭者“不壮”。无停丧习俗，死者当日葬之于野。葬具用圆木纵横交错堆成井字形的“小椁”，杀猪置椁上，“以为死者之粮”。考古发现的随葬物很多，不仅有猪骨，还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物等，表明挹娄社会流行厚葬。
三、与中原王朝及邻近各民族的关系
挹娄时的东北地区，先有处于鼎盛时期的夫余族，后有高句骊族的崛起，这一形势支配和影响着挹娄与中原王朝及邻近各民族的关系
秦末汉初的中原战乱，给夫余贵族以侵凌邻近弱小民族的时机，挹娄就在“汉兴已后”被迫臣属于夫余国，向夫余贵族缴纳繁重的租赋。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公元3世纪初。在长达400余年的后期，挹娄社会发展已经进到“好寇盗”阶段。社会进步使他们越来越不堪夫余贵族“责其租赋重”之苦，愈益要求挣脱这种民族压迫和剥削，于是在曹魏黄初年间（220—226）起兵反抗。夫余贵族多次调兵遣将进行镇压，但未能使挹娄人屈服，挹娄人摆脱了夫余人的统治。
为了与夫余及正在兴起的高句骊抗衡，挹娄于236年（魏青龙四年），遣使向曹魏“献楛矢”，建立直接臣属关系，曹魏将其划归辽东郡管辖。这是挹娄民族共同体继春秋（公元前770—前476）肃慎以后，第一次与中原王朝直接来往，并自此保持着融洽的臣属关系。史载挹娄人来中原朝贡凡6次，其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有两次：一是262年（曹魏景元三年），挹娄向曹魏朝献，第一次详细记录了贡物种类和数量，也是第一次记录中原王朝回赠物品和品名。捐娄的贡物有“国弓”30张、石砮300枚、皮骨铁杂制的铠甲20领、貂皮400张，魏帝回赠的有“鸡、锦罽、绵帛”；二是西晋朝经“永嘉之乱”后，虽有“元帝中兴”，但辖区已大体局限于淮河一线以南，挹娄仍于319年（大兴二年）遣使向东晋献楛矢石砮”，足见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是友好的臣属关系。
挹娄与高句骊国，也有过臣服关系。朱蒙建高句骊国后，北与挹娄南境毗连，以“恐侵盗为害”为由，出兵攻挹娄，迫使挹娄“畏服”。以后，挹娄时常遣使向高句骊献方物，121年（高句骊太祖大王六十九年）挹娄献有紫狐裘、白鹰、白马。当摆脱夫余人的统治，与曹魏政权建立臣属关系后，趁高句骊受到魏幽州刺史册丘俭军的沉重打击之机，断绝了与高句骊国的来往。降至西晋，鲜卑慕容氏崛起，与高句骊争夺辽东，挹娄乘机南下，攻掠高句骊北境，“屠害边民”，以报旧仇，结果高句骊于280年（西川王十一年）发兵征讨，降其“部落六七所以为附庸”，掠走挹娄“六百余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双方处于敌对状态。谈德为高句骊国王后，在进攻百济取得胜利后，398年（好太王八年）“遣偏师”进攻挹娄，挹娄大败，300余人被俘，挹娄再度被迫屈服，“朝贡论事”。高句骊迁都平壤后，挹娄后裔勿吉、靺鞨，多次受高句骊王调遣，随高句骊兵攻新罗，征百济，“侵辽西”。
挹娄虽深受夫余、高句骊的民族压迫和剥削，但凭着“便乘船”、“善射”的优势，对居住今图们江流域人少势弱的北沃沮，进行肆无忌惮的“寇钞”，致使北沃沮人常躲到深山岩穴中防备其袭击，只在冬天冰封河道后，才返回村中居住。
挹娄与中原王朝和邻近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在上述政治关系时已经涉及，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挹娄在两汉时臣属夫余国的情况。由于夫余国是汉玄菟郡管辖下的“藩属”，且与汉王朝的关系又比较紧密，所以在那时，挹娄人与中原或汉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比以前频繁。《汉书·司马相如传》中有，“今齐列为东蕃，而外私肃慎”，讲的就是山东半岛一带的居民，在西汉时代通过海路与挹娄人的经济文化交往。本世纪以来的考古发掘，提供了更丰富的资料，今俄罗斯伯力博物馆保存的在黑龙江流域发现的西汉五铣、东汉五铣、大泉五十、小泉直一、么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壮泉四十等钱币，今黑龙江省东宁县团结遗址发现形制类似东北南部地区汉代使用的铁镰和西汉宣帝时流通的五铣钱，在宁安县东康遗址出土富有古代黄河流域文化特点的穿孔石刀、石镰、陶豆等农业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证实挹娄在这一时期与中原或汉区的经济文化交往，不但未因挹娄臣属夫余中断，相反，随着时代进步，这种交往的确比肃慎时代更密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