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措施无非是为提高官员工作的积极性，让他们尽忠职守。奖励是君主用来笼络官僚，平衡各种政治势力，巩固并加强君主专制的重要手段，当然也有很大的局限性。在考核中，成绩较差的被称为“殿”。对那些被评定为“殿”者要追究其责任，“吏有罪”为汉代“七科谪”之首处罚是相当严厉的。对不称职守或违反朝章法纪者，应视其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处分。处分是按申诫、鞭杖、罚金、降秩、降职、罢官、判刑、抄家、处死、诛连家族等顺序由轻到重地进行，有时也数罚并行。

    对考课不称职和被监察人员指控的二千石以上官吏，先要由三公或尚书派遣掾史或郎吏进行核实，情况属实者，奏请皇帝加以黜免或交廷尉问罪；如情况不实，指控者也要受到处分。如东汉光武帝时，大司空宋弘“坐考上党太守无所据，免归第”，明帝时，太尉赵熹“坐考中山相薛修不实免”。二千石以下官吏由专管考课的掾史进行了解和责问，并可以进行一些调查，如认为确有犯法嫌疑，经核实后，报主管长官来绳之以法。主管长官对辟用的吏属有直接处死权。如南宋时，历阳太守刘湛，对“奸吏犯脏百钱以上，皆杀之”。但对朝廷任命或经朝廷核准任职的官，主管长官则不能擅自施刑，要上奏朝廷获准后再行处置。对下属的惩处，往往在一年一度的课吏大会时与奖励同时进行。西汉东海太守尹翁归，“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这样借课吏大会以行奖惩，是为了促进吏治。“赏罚所以劝善禁恶，政之本也”。

    封建统治阶级深知，兼用刑罚旌赏手段是管理和约束官吏，强迫他们接受驱使和遵守朝章的有效办法。然而，在当时，任何制度都是围绕着君主专制而制定的，由于立法和执法中的偏差，以及君主和各级官吏的个人爱憎，奖惩往往又成为一些人谋取私利和陷害他人的手段。例如，汉代的霍光“赏赐前后黄金七千斤，钱六千万，东缯三万匹，奴婢百七十人，马二千匹，甲第一区”，这是由于霍氏已经执掌重权，皇帝对他又恨又惧，“内严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所以给予逾格的重赏，一方面是为了安抚他，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帝位。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迁就，是对实际专权威胁无可奈何的妥协手段。一旦皇帝恢复自己的权位，曾蒙受重赏的霍光便“身死而宗族竟诛”。又如，韩延寿在郡多次被考课为最，因案校御史大夫萧望之散放官钱事，反被萧望之案具以前旧事而坐弃市，虽然“百姓莫不流涕”，但最终仍难免于死。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史册中屡见不鲜。“阿旨曲从，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的现象，是伴随着赏罚不明、奖惩无信而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