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甘露之变

　　司马光：论者皆谓涯、有文学名声，初不知训、注之谋，横罹覆族之祸。臣独以为不然。夫颠危不扶，焉用彼相！涯、安高位，饱重禄；训、注小人，穷奸究险，为取将相。涯、与之比肩，不以为耻；国家危殆，不以为忧。偷合苟容，日复一日，自谓得保身之良策，莫我如也。若使人人如此而无祸，则奸臣孰不愿之哉！一旦祸生不虞，足折刑，盖天诛之也，士良安能族之哉！

　　王鸣盛：俾王叔文一不成，训、注再不成，以至不可救，而训、注固未可深责。

　　蔡东藩：李训、郑注，皆小人耳，小人安能成大事？观本回甘露之变，训注志在诛阉，似属名正言顺，但须先肃纲纪，正赏罚，调护维持，俾天子得操威令，然后执元恶以伸国法，一举可成，训注非其比也。注欲兴甲于送葬之日，已非上计，然天子未尝临丧，内官无从挟胁，尚无投鼠忌器之忧，成固万幸，不成亦不致起大狱。何物李训，萦私变计，蛮触穴中，危及乘舆，譬诸持刀刺人，反先授人以柄，亦曷怪其自致夷灭也。王涯贾餗舒元舆辈，不知进退，徒蹈危机，死何足惜？但亲属连坐，老幼悉诛，毋乃惨甚。郑覃令狐楚，不能为涯餗辨冤，但知依阿取容，状亦可鄙。至于讹言再起，覃且欲趋而避之，幸李石从容坐镇，始得无事，铁中铮铮，唯石一人，其次则为薛元赏，正人寥落，邪焰熏迷，唐之为唐，已可知矣。

　　《旧唐书》：王者之政以德，霸者之政以权。古先后王，率由兹道，而遂能息人靖乱，垂统作则者。如梓人共柯而殊工，良奕同枰而独胜，盖在得其术，则事无后艰。昭献皇帝端冕深帷，愤其厮养，欲铲宫居之弊，载澄刑政之源。当宜礼一代正人，访先朝耆德，修文教而厚风俗，设武备以服要荒。俾西被东渐，皆陶于景化；柔祗苍昊，必降于阙祥，自然怀德以宁，无思不服。况区区宦者，独能悖化哉？故竖刁、易牙，不废齐桓之霸；韩嫣、籍孺，何妨汉帝之明。盖有管仲、亚夫之贤，属之以大政故也。此二君者，制御阍寺，得其道也。而昭献忽君人之大体，惑纤狡之庸儒。虽终日横经，连篇属思，但得好文之誉，庸非致治之先。且李训者，狙诈百端，阴险万状，背守澄而劝鸩，出郑注以擅权。只如尽陨四星，兼权八校，小人方寸，即又难知。但虑为蚤虱而采溪荪，翻获螾蜓之患也。呜呼明主！夫何不思，遽致血溅黄门，兵交青琐。苟无籓后之势，黄屋危哉！涯、餗绰有士风，晚为利丧，致身鬼蜮之伍，何逃瞰室之灾。非天不仁，子失道也！

　　《新唐书》：李训浮躁寡谋，郑注斩斩小人，王涯暗沓，舒元舆险而轻，邀幸天功，宁不殆哉！李德裕尝言天下有常势，北军是也。训因王守澄以进，此时出入北军，若以上意说诸将，易如靡风，而反以台、府抱关游徼抗中人以搏精兵，其死宜哉！文宗与宰相李石、李固言、郑覃称：“训禀五常性，服人伦之教，不如公等，然天下奇才，公等弗及也。”德裕曰：“训曾不得齿徒隶，尚才之云！”世以德裕言为然。《传》曰：“国将亡，天与之乱人。”若训等持腐株支大厦之颠，天下为寒心竖毛，文宗偃然倚之成功，卒为阉谒所乘，天果厌唐德哉！

　　甘露之变后几位诗人的反应

　　白居易听闻此事后显得十分的幸灾乐祸，于是就作了诗《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

　　裴度借酒消愁，在诗文之间，透露着看似闲适的心境，但也有藏不住的笑意和或者是抑制不住的悲愤。

　　正值青年的李商隐就显得更加的意气风发，他立马作了一首《有感二首》，表达自己的愤愤不平，同时感慨时局。

　　杜牧的态度跟李商隐完全是相反的，当时一直在外辗转反侧的杜牧刚刚入京作监察御史，正值李训和郑注气势高涨，杜牧对两人又反感又惧怕。后来他的好友被贬值，让他气愤之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