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和扎西会议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扎西会议不会召开得如此顺利，红军长征的重要思想和理论基础也不可能建立起来，中国革命恐怕会更加曲折，甚至再次步入歧途。究竟扎西会议和毛泽东还有哪些联系？毛泽东在扎西会议中又有哪些贡献和作用呢？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一渡赤水，向云南扎西集结的行程中，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2月上旬曾连续在扎西境内召开会议，这些会议史称扎西会议。笔者认为，扎西会议能够召开与毛泽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扎西会议的召开，而扎西会议的召开为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创造了条件。
扎西会议能够召开的必要的条件就是党中央和红军必须达到扎西，如果没有这个条件，扎西会议是开不成的，既使是在其它的地方开了同样内容的会，那也不叫扎西会议，应该叫做其它的什么会议了。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在长征途中的正确意见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自红军长征以来，按照原定计划，中央红军准备转移到湖南西部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钱，安排重兵进行堵截和尾追。红军为通过这四道封锁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面对国民党的重兵围剿，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在这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红六军会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毛泽同的建议得到了大多数中央负责人的支持。1934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湖南通道举行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多数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上述转向的方针。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会后，博古、李德仍坚持到湘西去。后经毛泽东反复做工作，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的这一建议得到与会多数同志的赞同，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到达乌江南岸的猴场，中共中央在猴场再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这个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遵义会议后，由于敌人重兵云集，渡江已不可能。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当机立断，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率领红军由四川南部的叙永、古蔺地区折向云南东北部的扎西集中，待机破敌。这样一来，红军暂时摆脱了国民党的围剿，获得了相对平静的时间召开扎西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未完成的任务。从上面的情况可以看出，党中央和红军行军能够到达扎西，无论是属于被迫和无奈，但在这种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毛泽东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为扎西会议的胜利召开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二、扎西会议审议和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彻底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重新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路线，对取得长征的胜利在军事上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左”的军事路线错误。会上，博古作了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总结的主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客观的困难，把不能粉碎第五次“围剿”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力量的强大，白区革命运动和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配合薄弱，而对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没有认识。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的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同时，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毛泽东作了重要发言，分析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报告中为其错误所作的辩护，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会议最后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然后发到支部讨论。
张闻天在会后根据与会多数人特别是毛泽东发言的内容，起草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重要原因。《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是反“围剿”战争经验教训的历史总结，是党和军队集体智慧的结晶，决议全面系统地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阐述了符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与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其中，毛泽东军事思想无疑居于主导地位，所以说，决议是对毛泽东为代表的军事思想的第一次系统的概括。《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精神传达后，统一了全党全军的思想，极大地鼓舞了中央红军在正确的军事路线指导下，用运动战冲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伟大的战略转移。正如聂荣臻所说的：“以毛泽东同志的发言为基础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贯穿了弱小的红军与强敌作战所必须遵循的高度运动战思想，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这也是当时红军摆脱困境的唯一有效途径。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遵义会议后党的领导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使万分危急的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从胜利走向胜利，直至赢得了新中国的诞生。”
三、扎西会议完成了中央总负责人的交替，为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后在全党全军领导地位的最终确立创造了条件。
领导地位的确立，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和机制作为保障。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选为常委，但朱德和周恩来仍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这表明，遵义会后毛泽东在军事方面没有指挥权。遵义会议虽然取消了“三人团”，但博古在军内仍是军委委员，由于常委没有进行分工，他仍然是中央的总负责人，根据一贯的党管军队原则，只要博古继续担任中央总负责人，毛泽东正确的军事指挥就不可能有保证，也谈不上军事指挥者的确立。要保证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确立其军事指挥权使红军转危为安只有博古交权。为此，党中央进入扎西后，在2月5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进行了常委分工，决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对于此事，周恩来回忆说：遵义会议后“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人总是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后到‘鸡鸣三省’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从周恩来的话可以看出，当时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大家对毛泽东的信任度也相当的高，只是鉴于当时的客观情况，毛泽东力挺张闻天，使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情况下党的集体意志所作出的决定。
张闻天主持中央工作后，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为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确立创造了条件，铺平了道路。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保证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并不等于毛泽东对红军的军事行动全权负责。就在扎西会议以后，按照毛泽东提出的正确决策，红军重占遵义，就在张闻天等人支持下，毛泽东就任“前敌总指挥”。张闻天对毛泽东非常尊重但并不意味在作战指挥上都按毛泽东的意图办。在是否攻打鼓新场的问题上就是例子。红军“二占遵义后在是否攻打鼓新场的问题上，领导班子内部又发生分歧，大多数人主张打，毛泽东反对，并以辞去总指挥职务力争，张闻天主持会议，他鉴于以往党内缺少民放的教训，决定民主表决，但没想到毛泽东的职务也被表决掉了。这说明毛泽东的军事批挥权在这时也产没有完全确立。然而张闻天是一生追求真理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位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的人，经过是否攻打鼓新场采用民主表决这件事使他很快认识到，战争瞬息万变，靠中央会议民主表决这件事使军事指挥贻误战机，因此就接受毛泽东建议，于1935年3月12日成立了军事三人小组，从此长征中的军事行动就由毛泽东全权负责了。这样，就在扎西会议以后，中国共产党内逐步形成了党中央书记张闻天同红军实际上的最高统帅毛泽东的密切合作，配合默契，领导全党全军的格局。当然在这个格局中，毛泽东起到了核心作用。对于这种情况正如邓小平讲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对全党全军的领导作用时曾说过的：“在重要的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尽管名誉上他没有当什么总书记或军委主席，他实际上对军队的指挥及其重大问题上的决策都为别的领导人所承认。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张闻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们这些同志都确实照顾大局，确实有党性原则。只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对的，都一致支持，坚决执行。”这种格局一直保持到1938年9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全党领袖地位的最终确立。这与张闻天同志扎西会议以后对毛泽东同志的密切合作、坚决支持是分不开的。而肇其始者正是扎西会议。杨尚昆在《坚持真理，竭忠尽智---缅怀张闻天同志》一文中，也是这样说的：“2月5日，到了“鸡鸣三省”这个地方，常委决定闻天同志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这是在当时条件下党的集体意志作出的选择。他的任职保证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闻天同志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他总是说：“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
四、毛泽东作为扎西会议的直接参与者，为扎西会议上作出的一系列决定做出了贡献。
中央政治局在扎西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作出了一系列的决定，毛泽东同志作为直接参与者，做出了贡献。
一是在组织上，力推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中央负总的责任，改组撤换党中央最高领导，从而在组织上终结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的正确。
二是在战略方向上，毛泽东建议改变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的进军目标，确定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根据地。这一决定，隐蔽了党中央和红军的战略意图，稳定军心、民意，打乱了国民党围剿红军的部署。
三是在军事路线上，进一步分清是非，审议通过了以毛泽东军事思想占主导地位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彻底否定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路线。
四是在战略措施上，毛泽东建议轻装、精简机构、充实连队，为中央红军集结扎西休整，实行精简缩编，充实边队，加强作战第一钱，为机动作战歼灭敌人创造条件。《毛泽东年谱》447页。
五是在战略方针上，毛泽东提出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点遵义的建议，成为这次会议确定的回师黔北、重占遵义的重大决策。在遵义战役中，红军取得歼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3000余人的胜利，这也是毛泽东方针的重大胜利。
六是在战略意图上，毛泽东建议抽调干部和武装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红军川南游击纵队，播下了革命火种，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牵制、打击敌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七是在全局发展上，部署全国苏区和红军的战略方针与组织领导问题，全面实施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政治、组织、军事思想和路线，开始了组织领导和军事路线上的根本转变。
八是在思想路线上，传达遵义-扎西会议精神，统一全党思想，提高政治军事素质，为全军将士拨开云雾，振奋精神，扭转局势，完成伟大历史转折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扎西会议的安排部署，张闻天、毛泽东和陈云负责会议精神的传达。毛泽东向中央纵队作了会议精神的传达。通过各方面的传达贯彻，统一了全党思想，要求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在新的领导和正确路线的指导下，广大指战员消除了疑虑和不满情绪，振奋精神，意识到险滩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