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外交”，顾名思义，其实就是北洋政府时期，中国的外交情况。这一时期从1912年北洋政府成立到1928年北洋政府的覆灭，持续时间大致为16年。在这16年时间里，北洋政府对外的交涉究竟有哪些特点？而我们又该如何评价这一时期的中国外交呢？
“北洋外交”指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时期(1912—1928)对外交涉的表现，属于近代中外关系史领域下，外交史中一个较短的时段，过去一直不受重视。“北洋外交”长期被忽视，既有中国外交史研究共同的问题，也有其特别的原因。台海两岸近代中国外交史研究，依据旅美历史学者唐德刚的说法，是民国史研究中与西方汉学界研究水平差距最大的领域，并指出主要原因在于外交史、国际关系史未曾成为真正的专业。这种说法或许过重，但是确实反映出外交史研究的一些问题。主要原因应是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欺凌，民族主义强烈，外交史与培养爱国精神密切相关，因而深受政治影响，加以外交档案开放的限制，更减损了外交史研究的学术性。
值得骄傲的是1921～1922年，北洋政府以与各国一律平等方能参预华盛顿会议，“共襄盛举”为先决条件，同时声明三点：“（一）各国不再乘中国内乱之机会，损害中国独立国家之权利；（二）撤销各项有害于中国主权之行动，而该各项行动并无条约之根据者；（三）将限制中国自由行动之若干现存条约加以修正”。（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一），正中书局1945年版第426页。）华会对北洋政府三项要求给予了基本圆满的答复。“与会国同意撤销在中国境内的外国邮局”，限制在华的外国无线电台；与会国同意修正1918年采用的中国进口货海关税，允许交还威海卫、广州湾等。但对在华的外国驻军、警察、护路军仍不让步，领事裁判权亦不撤销，关税自主尚没收回。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北洋外交尽管没获得完全成功，但争回了部分主权。“九国公约”的成立、“蓝辛——石井协定”的取消及“英日同盟”被拆散，均有利于中国。
北洋末期召开关税会议、法权会议和开展修约运动，更加体现了国权平等主义外交思想的光辉。近代中国国权丧尽，而争回国权的外交斗争，必然是一个长时期的历史过程。该过程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得以完成。
特点及其评价
北洋外交的特点，首先是它的内向性，即国家实力多半运用于国内。而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则大大削弱了北洋外交的能力。各利益集团的外交努力实质上是利用外国势力制服国内政敌，以掌握全国政权，故形成“外交团制华”，即“众夷制华”的局面。
北洋外交内向性特点的形成有两个基本原因：一是国内缺乏稳定、健全、统一的政治环境；二是帝国主义列强势力早已深入中国内部，并互相间存在双边或多边合作原则，如“蓝辛——石井协定”、“九国公约”等。
内向性外交对中国主权和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造成北洋外交长期缺乏积极进取精神，一战前始终处于无力外争之困境；内向性外交也使中国无法在国际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无力维护国际和平与正义，不能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从而不能取得与列强平等的国际地位。
北洋外交的第二个特点是开放性。这表现在“门户开放”政策的实行，历届北洋政府依赖外援及承受不合理义务诸方面。袁世凯就职演说中认为：“夫输入外国文明与资本，是国家主义，而实世界主义，世界文明之极，无非以己之有余，济人之不足，使社会各得其所，几无国界可言。孔子喜言大同，吾国现行共和，则闭关时代之旧思想，必当扫除净绝。”（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这段话体现了北洋外交的开放姿态。
开放对于闭关、排外来说，无疑是一种历史性进步。但是，大凡历史性进步往往需要付出代价。北洋开放性外交一方面引进了外国资本、商品和科学技术，以及间接引进了西方文化，这些均有利于北洋政府摆脱财政危机和中国民众提高思想素质，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起刺激和促进作用。但同时，外国得以控制中国市场和财政，操纵金融和海关等经济命脉，使已丧失的国权更难以收回，许多次的外交交涉因国力不足而宣告失败。
总之，开放性外交利弊兼而有之，而利大于弊。从历史发展看，开放性外交是适应国际政治环境必然要求的。北洋奉行开放性外交是正确的。
但从总体上说，北洋时期中国既无自由、平等的国际地位，又无可靠的同盟者。北洋政府在国际社会中缺乏支持者，外交上总是走投无路。因此，钱亦石在评论中国近代外交史时这样指出：“中国实在没有外交史，只有丧权辱国史、卖国殃民史。或者从对方来讲，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压迫中国史。或者从另一方面讲，中国只有外交失败史在分析中国外交失败的根源时指出中国当局没有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