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落后就要挨打。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政府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这就足以证明当时中国有多落后。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不挨打那才叫怪事。因此，戊戌变法给我们的一个教训就是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只有强大了，才没有谁敢欺负我们。中国才不会再出现戊戌变法的悲剧。

第二：要改革开放，不能闭关自守。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梁启超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戊戌政变记》)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中国和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能脱离了世界关起门来自己发展。这是行不通的。大清朝之所以如此落后，就是因为闭关自守。在世界列强发展到那么强大的时候，清政府的统治者还不知道，还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在这样的情况下，戊戌变法是很难在统治阶级内部得到认可的，他们会认为你是在造反，你是在破坏国本。因此，戊戌变法的另一个教训就是要改革开放，向全世界先进的文化学习。

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不管是改革还是革命。都应该密切联系群众。没有群众的改革或革命是无法完成的。戊戌变法的失败正说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的领导阶级就该吸取这个教训，做什么都要得到群众的支持。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群众基础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四：做任何事情都要实事求是，不能抱有幻想。维新派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采取改良的办法，他们虽提出了“救亡图存”的响亮口号，但认为要挽救民族危亡，不必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向西方学习，实行资本主义改革，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可免于侵略。他们甚至幻想英、美、日等帝国主义来帮助变法。这反映了维新派的妥协性。同时，维新派既不满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却又与封建主义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原想不流血的戊戌变法，结果以流血的戊戌政变而告终，然而，维新志士的生命唤醒了国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想通过和平改革的途径来使中国富强起来，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后来，许多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主义的幻想，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

第五：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戊戌变法是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之后还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中华民国。但最后还是失败了。这就足以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只有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道路才是适合中国的。并且，现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巨大成就，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比拟的。新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综合国力越来越强。这是世界有目共睹的。中国这个巨人正在醒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在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