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叫“光武中兴”
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奉行的是一家一姓的“家天下”制度。古代把一个姓氏崛起从而建立国家的过程叫做“兴”，对于刘氏家族来讲，刘邦建立前汉的过程叫做“兴”，刘秀建立后汉的过程叫做“再兴”，即第二次兴起之意。刘氏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唯一的“一姓之再兴”的家族。为表日后刘家江山在刘邦、刘秀之后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兴起，所以东汉统治者把刘秀建立后汉王朝的过程叫做刘氏江山的—“中兴”，即这不是刘氏江山的最后一次兴起。
光武中兴具体表现
政治方面
加强皇权
光武帝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光武鉴于西汉前期三公权重，权柄下移，虽设三公之位，而把一切行政大权归之于设在中朝由皇帝直接指挥的尚书台。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秩千石，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以下设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从此，“天下事皆上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公）府”；“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三公之职，备员而已”。但是到了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的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仁心待人
光武帝认为“天地之性为人贵。”新莽末年，群雄并起，光武帝能使天下归心，他的人为贵思想起了不小作用。他不妄杀生灵。更始元年十月(公元23年)，他奉刘玄之命，持节行巡河北，进至邯郸时，故赵缪王的儿子刘林劝光武帝说：赤眉军正在河东地区，只要决开黄河大堤放水淹灌，百万之众的赤眉军就可成为水中之鱼。光武帝没有同意，保全了百万生灵。他善待降卒。更始二年秋，光武帝军大破铜马军之后，光武帝非但没有杀投降的铜马军的一兵一卒，反倒封他们的首领为列侯。投降的人还是不放心，光武帝就命令他们各自回本营统领军队，而自己轻装简从巡行各部阵地。投降的人互相交谈：“萧王待人以诚推心置腹，我们哪能不以死效力呢!”从此都心悦诚服了。光武帝把投降的士兵全部配给各个将领，于是部众多达几十万，所以关西一带称光武帝为“铜马帝”。他不计私怨，崇尚“人道”。更始帝刘玄曾亲自下令杀死了光武帝的大哥刘縯，其仇可谓大矣。可当更始帝兵败逃亡之时，他却颁布了一道令常人无法理解的诏书，诏告天下说：更始兵败弃城逃走，妻子儿女衣不遮体，游离失所在路途。朕很怜悯他们。现封更始为淮阳王。吏民如有敢伤害他的，罪过如同大逆。后来，刘玄被赤眉军将领谢禄绞杀。光武帝听了很悲伤，诏大司徒邓禹葬之于霸陵，同时将刘玄的三个儿子均封为侯。
简化机构
建武六年（公元30年）光武帝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于是“条奏并有四百余县，吏职省减，十置其一”。同时，废除西汉时的地方兵制，撤销内地各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之职，也取消了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但是，到了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中和矛盾
光武帝爱好经术，深谙“中和”之道，并以此道化解了诸多矛盾，破解了一道道难题。即位之初，光武帝根据谶文任命平狄将军孙咸代理大司马，众人都不高兴。于是他就转而采取推举法，令推举可以担任大司马的人选。群臣推举的结果有两个人选，即吴汉和景丹。究竟怎样摆平这个关系呢？光武帝说：“景将军是北州的大将，是大司马这样的人选，但吴将军有贡献重大决策的大功，又严惩了苗幽州（牧）、谢尚书，他的功劳大。过去官制规定，骠骑将军的官职可以与大司马相互兼任。”于是任用吴汉为大司马，授任景丹为骠骑大将军。这样以来二人及群臣都再没什么意见了。 在处理封建土地关系上，光武帝遵循的总原则是抑强扶弱。对土地所有者，他的主导政策是：宽容而又略加限制。在政治方面，他一方面采取给予大土地所有者政治权力，将其中的人才罗织到政权中加以管束；另一方面，他通过树立典范，引导大土地占有者，寻求新的、温和的、道德型的管理手段来缓和阶级矛盾。
整顿吏治
光武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即位以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以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吏严格要求，赏罚从严。因而经过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变。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军事方面
东汉建立后，立即出动大军渡河南征。首先是扫荡更始政权在各地的残余势力，然后集中主力镇压赤眉军。建武元年八月，攻取洛阳。这年十月，光武帝由河北至洛阳，遂定都于此。建武二年（公元26年）春天，邓禹率部到达关中地区，趁赤眉军撤离长安到扶风（今陕西兴平）的时机进入长安。不久，赤眉军复还长安，击败邓禹军，迫使其撤出关中。但这时赤眉军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一方面，关中地区的豪族地主结成营垒，负隅顽抗；另一方面，关中又接连发生灾荒，粮草供应非常困难。赤眉不得已再度撤离长安，决意引兵东归。不料在东归途中陷入汉军的重围之中。建武三年（公元27年）正月，光武以邓禹屡战败绩，乃命偏将军冯异为征西大将军，代邓禹总统诸军；又命邓禹率军与冯异会合，在崤山（今河南渑池以南）一带布防，狙击赤眉军。崤底（今河南渑池西南）之役，赤眉军大败，损失八万余人。余众十余万人南走，在宜阳（今河南宜阳县西）附近陷入重围。光武“自将征之”，赤眉忽遇大军，非常惊震，乃遣刘恭乞降。平定农民起义后，东汉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进攻南北各地的封建割据势力。从建武五年至十二年（公元29—36年）之间，陆续消灭掉渔阳的彭宠，南郡的秦丰，梁地的刘永，齐地的张步，卢江的李宪，东海的董宪，汉中的延岑，夷陵的田戎，陇西的隗嚣，安定的卢芳和巴蜀的公孙述，重建统一的刘汉政权。
经济方面
与民休息
释放奴婢、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的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帝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的范围，主要是，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在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除此之外，还规定禁止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比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释放奴婢
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之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成为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的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了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力量，也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多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还有，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以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说明奴婢的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还曾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
抑制豪强
实行度田政策。东汉政权本是在豪强势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但豪强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的逐渐严重，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以及为了加强朝廷对全国垦田和劳动人手的控制，平均赋税徭役负担，于建武十五年（公元39年）下诏“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就是令各郡县丈量土地，核实户口，作为纠正垦田、人口和赋税的根据。诏下之后，遇到豪强势力的抵制。
文化方面
重视文教
光武帝极为重视图书文化建设和皇家藏书的收藏。王莽末，典籍被焚，鉴于西汉官府藏书散佚，而民间藏书颇多，他每至一地，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遗漏。他下旨天下，广为收集。先是四方学士，多怀挟图籍，遁逃林籔。自此而后，鸿生矩儒，莫不抱负典策图籍，芸汇京师。数十年间，朝廷各藏书阁，旧典新籍，叠积盈宇，汗牛充栋。如“石室”、“兰台”、“仁寿阁”、“东观”等多处，藏书的规模和数量超过了西汉。迁还洛阳时，其经牒秘书，载乘2 000余辆。奠定了东汉国家藏书的基础。
提倡儒学
光武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即兴建太学，设置博士，各以家法传授诸经。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特别是对儒家今文学派制造的谶纬迷信更是崇拜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了一个叫做“赤伏符”的谶语：“光武帝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在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更“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在提倡儒学神学的同时，光武鉴于西汉末年一些官僚、名士醉心利禄，依附王莽，乃表彰气节，对于王莽代汉时期隐居不仕的官僚、名士加以表彰、礼聘，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
谦和纳士
据《后汉书·逸民列传》载：建武五年，光武帝征召名士周党、严光入朝，想起用他们。结果是周党，入见俯伏而不拜谒，陈述自己愿意谨守志向，隐居村野。严光不受“谏议大夫”之职，而自愿到富春江去耕地、垂钓。对于周党、严光的“狂放”，光武帝不仅没有责备他们，反而表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豁达。当博士范升上奏对其二人进行贬斥之时，光武帝却下诏说：“自古以来高明之君、圣德之主，必定有不服的人。伯夷、叔齐不吃周代的粮食，太原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是人各有志。”周党隐居黾池前，光武帝赐予他帛四十匹；严光老死家中，光武帝为他哀伤，下诏赐给钱百万，谷千斛。光武帝的“谦和”，还表现在他能虚心听取不同意见。太学生出身的任延，被光武帝征用。
外交方面
鉴于王莽的教训，汉光武帝光武帝，一改汉武帝以来对少数民族的征服和王莽的大民族主义，从休养生息的总方针出发，确定了自己的一套民族政策，从而为东汉王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和平的外部环境。比如实行“逸政”安边，不妄开战端；着眼于合作发展，实施扶持政策；试行“以边制边”，采取“自治”政策等。从主流上看，光武帝对周边少数民族采取的是友好、友善、自治、互助的的政策，属于以德治边。这些政策成功地缓和了民族矛盾，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通都大邑商业繁荣，商人的足迹远至西域和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