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宦官为什么不如明代那样有权?

导读:清朝皇帝自始至终也对太监采用高压态势。康熙说话很绝,他说“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对宦官任职的具体权限做了琐细的规定,对于太监的家属也进行了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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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明的政局被阉党与东林党搅合得一团糟。

黄宗羲在点评历朝宦官时候说,阉党之祸,汉代、唐代、宋代都有,但没有像明代这么猛烈的。汉代、唐代、宋代都有干预朝政的宦官,没有宦官当家的朝政。明代奏章的批答,先有口头传谕,后有票拟;天下的财赋,先供给皇帝的私库,再分到国库;天下的法律都是先经过东厂,再走朝廷司法程序。

黄宗羲作为明清之际东林党一系的大儒,对明代的宦官深恶痛绝,认为明代宦官的权势亘古未有,甚至明朝的朝政都被宦官把持。明亡于宦官干政,这是晚明一大批士大夫的共识。如何不让宦官干政,成了摆在清代统治者面前的棘手问题。

从结果上来看,整个清王朝都没有出现太监干政的局面,朝政被牢牢把持在皇帝手中,文官集团辅助皇帝处理好国事,压根儿见不到太监参政的影子。不得不说,清代的皇帝们在处理太监问题上,颇有建树。

清代的宦官为什么不如明代那样有权?

那么,清代是如何解决宦官问题的呢?这里面有虚招,也有实招。

以明亡为鉴,严禁太监干政

历朝历代的皇帝,几乎都明白宦官不能太得势,一得势就容易败坏朝纲,导致外廷文官与内廷宦官死掐,皇帝自己的名声也跟着受连累。

但太监作为皇帝的奴才,确实有其好使、放心、听话的一方面,当皇帝就是离不开太监。明朝宦官干政虽然厉害,但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于太监可是深恶痛绝。朱元璋曾大骂太监,“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洪武十七年还铸造铁牌,悬置宫门,明令“内臣不得干予政事,犯者斩”,并敕诸司“毋得与内官监文移往来”。朱元璋虽然骂得凶,还设了高压线,但基本没什么用。从他儿子永乐皇帝开始,就无视朱元璋的警告,大胆任用宦官,甚至在制度上把宦官嵌入到中枢机构内,让内廷宦官跟外廷文官分庭抗礼。

清朝皇帝自始至终也对太监采用高压态势。康熙有时说话很绝,他说“太监最为下贱,虫蚁一般之人”。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不仅对宦官任职的具体权限做了琐细的规定,对于太监的家属也进行了有效管理。乾隆皇帝继位之初,就立即颁布诏令,严禁宦官在宫内传言政事。太监要是把外界的闲话传到内廷,就算违法,要被正法。如此一来,极力杜绝太监跟外廷的联系,将太监的执事范围圈禁在宫廷内。晚清有个特例,慈禧太后身边围着安德海、李莲英等太监,他们深受宠爱,但这些宦官也无法干预朝政,触及不到权力的核心。更为关健的是,慈禧太后自始至终对于这些宦官保持高度警惕,在临终前,慈禧非常郑重地说:“此后,女人不可预闻国政。此与本朝家法相违,必须严加限制。尤须严防,不得令太监擅权。明末之事,可为殷鉴!”连慈禧太后都根深蒂固地认为要严防太监,可见清朝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于太监不得参政这根“弦”绷得有多紧了。

严格控制太监数量

除了意识形态领域之外,清朝严格控制太监数量。多尔衮带兵杀入北京城的时候,明末宫廷太监号称10万之众。10万人都赶上明朝御林军的规模了。这么一帮浩浩荡荡的太监,难免人多生事。多尔衮一进北京城,就大规模裁减宫内太监,顺治初期只留宦官千余人。到了乾隆年间,随着宫廷事务的增加,宦官的人数略有增加,但也控制在3000人左右,其后一直保持这样的规模。

用更集中的皇权压制文官

明代太监之所以能够左右政局,跟明代的政治制度设计也有关系。

明代皇宫里管理太监与宫内事务的机构称为“十二监二十四衙门”,有提督、掌印、秉笔、随堂等太监。说白了,就是皇帝家里管事的机构。其中,最要害的衙门是“司礼监”,凡皇帝口述命令,例由秉笔太监用朱笔记录,再交内阁撰拟诏谕并由六部校对颁发,由此司礼监的太监获得了牵制内阁的权力。从明武宗一朝宦官刘瑾专权开始,司礼监专掌机密,批阅章奏,实权甚至在内阁首辅之上。

司礼监为首的太监群体,因为能直接参与朝政,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明朝中期的朝局,一度延续着宦官王振、冯保、刘瑾、魏忠贤、王承恩等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外朝内阁共治的局面。

清代的统治者看穿了明代宦官乱政的根源,从政治制度上杜绝了宦官参政的空间。

清朝专职管理宫廷事务的机构是内务府,而内务府是在满清“包衣”组织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内务府的总管一般由满清贵族担任,主要人员分别由满洲八旗中的上三旗(即镶黄、正黄、正白旗)所属包衣组成。包衣的来源是满清贵族的奴隶,没有人身自由,主要伺候满清贵族。因此,太监们的顶头上司并不是太监,而是内务府满清贵族的包衣。内务府下设“敬事房”,作为太监的管理机构,这就在太监与皇帝之间设置了制度“隔断”,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太监的权力。

顺治皇帝想破坏压制太监的规则,恢复明朝二十四衙门的太监管理体制,新设立“十三衙门”。这个圣议遭到了朝廷官员的一致反对,他们对于明朝太监干政的恐惧使得他们对于顺治帝的举措大为不安。最终,康熙皇帝一登基继位,在索尼、苏克萨哈等大臣的压力下,立刻颁布诏书,“十三衙门尽行革去,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内管俱永不用”。

明朝太监深受皇帝信任,职权越来越大,实际上与明代皇帝对于官员不信任加深有关。因此,太监才能够在皇帝与文官之间,成为皇权与官僚系统之间的纽带。明朝的皇帝需要依靠太监来压制文官,但清朝的皇帝较之于明代更为集权,文官在皇帝眼里都是奴才、臣子,只有听话执行的份儿。康熙皇帝培养起来的南书房、雍正皇帝设立的军机处,职责都是担任皇帝的秘书,帮皇帝在军国大事上出谋划策、提供咨询、撰写文书,并没有前代宰相的行政权。清代的军机处都驯服于皇权之下,皇帝也就没必要任用宦官去压制文官了。

太监是伴随着皇权而生的一个特异群体,他们身处在权力的漩涡中心,蕴藏着巨大的政治能量。清代对太监干政问题处理得太成功了,没有太监能在朝政上兴风作浪,因而后人容易忽视清朝在这方面的作为。这正是清朝统治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