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谈话中，毛主席提出要我先回北京。他说：“你先回去，让总理和康生召集会议，把你给我的信给他们看，传达我对你的信的批示及我今天谈话的内容，争取犯错误的人早点觉悟。”毛主席还说：“你这封信可以启发他们，让他们也可以写或找我来谈。”出于对毛主席安全的考虑，我说：“我的意见，我们还是一起回北京。我的那封信可以叫通讯员先带回去。”但是，毛主席还是坚持要我乘送文件来的飞机先回北京。他说：“早一天回去，让他们早一点觉悟也好嘛。” 这样，我只好准备第二天早上先飞回北京去了。16日下午，我去找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的曾思玉聊了两个小时，他还陪我吃了晚饭。谈起庐山会议，曾思玉同志说：“当时我是一盆浆糊，弄不清楚。”我笑着问：“现在你还是一盆浆糊？”他说：“开始我脑子是一盆浆糊，毛主席发表《我的一点意见》后，通过学习，慢慢地了解了。”我诚恳地说：“庐山会议上我也犯了错误。”他说：“中南组也是紧张的，说有人要推翻毛主席，打倒毛主席，有人要夺毛主席的权。叶群发言就是这样讲的，她还说毛主席是天才没有错。” 我讲自己的看法：“毛主席的天才是从实际中学的，是靠看书学习，天才不完全是先天的，天才主要是后天的。我们过去认识不清，现在才有所认识。”曾思玉说：“那几个副词，我也是同意的。毛主席在‘九大’报告中把它去掉了，我未听进去，总觉得这是毛主席的谦虚。”我和曾思玉谈话中，互相交换了一些思想认识。晚饭后，我向毛主席辞行。毛主席已经休息了，我就没有打扰他。 午夜12点钟吃过夜餐后，我上床休息。到了凌晨4点钟左右，护士长吴旭君来敲我的门，我正要起身开门，吴旭君说不用开了。她从门缝塞进来一张纸条，并且告诉我说：“你不要起来了，看一看条子就行了。”我捡起条子见上面写着：“主席讲，你不要走了，一齐走。”这样，我就又回到床上睡觉。不久，我陪同毛主席一起回北京。当专列走到石家庄时，我将曾思玉同我谈话的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我对毛主席说，曾思玉是老实人，他的态度是好的，有什么谈什么，只是水平与我差不多，我想曾思玉慢慢会通的。毛主席听后“嗯”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毛主席回到北京以后，继续做黄、吴、叶、李、邱等人的工作，并将我于9月15日写给他的信和他的批示在政治局作了传达。吴法宪看到我的书面检讨和毛主席的批示后，于9月29日第一次写出了书面检讨。在这份检讨中，吴法宪承认“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并带着“最沉痛的心情向主席检讨认错”。可是，他在检讨中把自己说成是“上了大坏蛋陈伯达的当”，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我把吴法宪的这份检讨书送给了毛主席。 毛主席看后，在10月14日作了批示：“此件已阅。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主席还在吴法宪的检讨书上写了许多批语。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主席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在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段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在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这句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