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的效应几乎立竿见影，超过200万台湾人由此获得了财产所有权，农民的收入几乎增加两倍，从1949年到1953年，台湾的自有耕作土地从51%增加到79%。比起租来的土地，农民当然更努力地种自己的地。从1952年到1963年间，耕作生产力增加了50%。 农业效率当然是明显提高了，但土改根本不是一件纯农业的事情，其影响远超农业领域。地主失去原有大片土地，但获得了债券和股票。许多地主转而从事工商业，原来一些拥有土地较多的地主变成工商巨头，比如板桥林家、鹿港辜家等，为台湾转型成为工业社会增加了助力。此外，社会的阶级落差被拉近，地主原本享有不可冒犯的半封建特权，强迫他们放弃土地后，大部分地主卖掉补偿他们的股票，之后土地价格跟这些股票双双上涨，为传统精英人士之外的台湾人创造了财富，贫富差距由此稳定地缩小。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台湾居民所得是全世界差距最小的地区之一，比美国与日本的状况还好。 在政治领域，土改以前，台湾乡村的政治权力大都操纵在少数乡绅地主手中，其地位和权力的基础就是土地。土地改革使地主失去了权力根基，让退入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无形中减少了反对势力的潜在来源，影响了台湾地方政治的权力结构，不着痕迹地将台湾民间的组织动员力量瓦解，让国民党当局更从容地维系统治。 说一千道一万，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搞不了土改却在台湾搞­为什么在台湾能成功­这两个问题其实是一个问题，拥有一个答案： 不管在哪朝哪代哪个地方，既是改革，就有阻力。土地改革的阻力当然是地主，甭管是将地主打倒在地踏上一只脚，还是好言相劝发债券发股票，你要重新分配土地，地主总归是不乐意，如何克服这一阻力，决定着改革的成败。 简单来讲，在大陆，国民党统治阶层与地主阶级是重叠的，自己就是地主，自己要改革自己，当然阻力重重。在台湾，国民党当局是外来的，地主阶级是本地的，改革就得心应手。 严厉的土地改革与经济重整计划，对在大陆的国民党当局来讲是不可能的，会遭受富有阶层(地主居多)的抗拒，而富有阶层正是蒋介石的支持者。台湾不一样，国民党的高阶官员很少持有岛上的大片土地，大陆人倾向于把钱投资到生产企业，这样可以保证比购买土地的回收更快速。台湾地主虽有财富，却缺乏政治影响力，对大陆人为主的“政府”所支持的土地改革计划难以阻挡。 为克服阻力，当局也表明了铁腕态度。陈诚本就是个军人，营造肃杀之气不费劲，他公开说：“三七五减租工作一定要确实施行，我相信困难是有的，刁皮捣蛋不要脸的人也许有，但是我相信，不要命的人总不会有。”这种话一出口，地主们只有纷纷“深明大义”，支持土改了。 土改当然也付出了政治代价，地主阶级因为受到损失，许多人选择离开这座岛屿，其中有些人成为海外“台独”运动的基础，留在岛内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党外”运动和民进党的经济资助者。另外，当初的台湾知识分子大都来自地主家庭，也使国民党后来在舆论战中总被动挨打。但到了今天，没有人不承认，台湾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是土改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