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澳，和澳总理达成“成立非官方研讨会，共同推动OPTAD”的协议。5月，日本在前一年成立的“太平洋盆地合作研究小组”提出成果报告，归纳出“亚太经济合作三原则”，包括防止排外的区域主义在亚太崛起，维持合作区域内自由、开放、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等。根据这一原则，当年9月，在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召开了首届“太平洋共同体研讨会”，提出了由经贸合作迈向区域整合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成立“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PECC)，这被认为是APEC平台的第二阶段雏形。 然而在大平正芳去世后，日本似乎对“花钱买空间”的亚太经济合作意兴阑珊，于是急欲在亚太寻找新定位的澳大利亚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推动者。由于本身远离远东是非，也不是区域经济核心，澳大利亚的亚太区域合作构想更开放、平等，更强调多边、互惠和相互依存，淡化了“头雁”、“雁阵”、“先进”、“后进”等概念，以及政治色彩强烈的排他性，中国的加入也变得不再虚无缥缈。许多澳大利亚学者认为，把人口最多、市场潜力最大的亚太国家——中国排除在外，是不可想象的。 1989年1月，澳大利亚总理霍克访问韩国，在汉城(今首尔)发出倡议，提议年内召开“亚洲及太平洋国家部长级会议”。同年11月，首届“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在堪培拉召开。同年底，包括高管会议、峰会机制等在内，APEC轮廓大体形成。1991年11月，APEC宗旨目标、工作范围、运作方式、参与形式、组织架构等正式确立，中国、中华台北和香港三个经济体也同时加入，成为历史性一幕。 有趣的是，不仅PAFTAD，APEC的另一个前身平台——PECC也并未消失，只不过在APEC这个包容性强大的平台被亚太各国和地区普遍认同的今天，这几个雏形都演变成学术、知识交流平台。（陶短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