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数百年，蜀魏正统之争纷纷扬扬。到了唐朝，正统之争开始出现在唐诗中。首先是杜甫，对蜀汉的诸葛亮极为推崇，对于这位忧国忧民的名相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再就是杜牧，这位诗人在诗中不加掩饰地调侃周瑜，历史在文学中开始出现偏差，“东风不予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到了宋朝，宋人治史之风颇盛，常常明是治史实为思想政治观的较量，文人政客间的朋党之争更是惊心触目，三国正统之争也在争斗之列，宋文坛多位大家被卷入。最终朱熹的理学占据了历史的上风，帝蜀寇魏、尊刘贬曹渐成定局。随后的元明清三代，史家多承朱熹的“帝蜀寇魏”论。人物的善恶褒贬也随之潮起潮落，数度浮沉，最尴尬的当属身处其中的东吴。为了尊刘，自然就得贬曹贬孙，作为孙权集团的周瑜，其形象自然也难逃打压。 然而，在民间的话语权里，周瑜的身后命运更惨。 三国故事在三国时代结束之后不久便在民间有所流传。到了宋代，周瑜的形象已经彻底地扭曲了。如今所能找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资料，就是宋元之际出现的话本《三分事略》。在这部为适应市民娱乐需求而产生的话本中，周瑜的形象已经是一落千丈了：在政治上，他鼠目寸光，为一己私利而置国家安危于不顾；在军事上，他看似颇有才华，却又似乎人皆可败；在人格修养上，他好大喜功，心胸狭隘。史传文学中那个雅量高致、出众人之表的周公瑾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才智碌碌、妒贤嫉能的平庸之辈。 市井间“尊刘贬曹”的观念早已有之。在苏轼的小品《东坡志林》中，就曾对民间三国有过这样的描述，“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感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民间对人物的褒贬品评是有着自己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他们“尊刘”，拥“帝蜀”，而对于站在对立面的周瑜，自然不会有好感。 之后，罗贯中著的《三国演义》的出现，彻底把周瑜的形象钉在了自相矛盾的演义标准上。 一方面，它肯定周瑜结交孙策，开拓江东，定建霸业；举荐鲁肃，纳降甘宁，举贤任能；最后火攻破敌，建立不朽功勋。 而另一面，当遇到刘备集团的中心人物，周瑜又不得不退一射之地。对于那些中心人物，周瑜只能是陪衬。 这一切，在那句“既生瑜、何生亮”的感叹中仿佛达到了极点。 《三国演义》对周瑜的形象做了大量的扭曲贬低，在此将演义与正史不同之处进行对比，以正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