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分开。”正争吵间，李铮来了，他不知事情的原委，见状十分吃惊，就劝解一番。这时，父亲的怒火略有遏制，说:“我人老了，难免说错话。”我说:“说错了，我并不在乎。”这时阿姨已经把花搬过来给他过目，但争吵已经发生，于事无补了。 第二天是除夕，晚上我包好了水饺，准备好了菜肴，但父亲余怒未消，拒绝用餐，躲到邻居家去了。每年初二例行的亲友聚会也无法举行，几十年的惯例就此终止了。年初三，在李铮的撮合和参与下，我与父亲交换了意见。我检讨了我的态度，并把老祖、母亲、姐姐和我对他的一些意见告诉他。我说，他说的那些话，犹如在我的心上插了几把刀，我感到万分痛苦和伤心。父亲又重复说，人老了，说些气话、过头话，不要当真。他承认在许多事情上有对不住老祖和母亲她们的地方。 事情到此告一段落。但是，当时我并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突然对我兴师讨伐，不明白那时父亲对我究竟有了什么意见。不过后来事情的发展说明，这件事的发生的确不是偶然的，那时父亲一定是对我有了很大的意见。可是，究竟是什么意见呢？是什么意见能在他心里铸成我们父子之间的所谓大恩大怨、大仇大恨，而竟至不能克制终于发作呢？ 后来我逐渐明白了，父亲对我有意见，并不是为了别的事情，更不是有些人分析的因为我和家里的小保姆相好，而是不满于我对母亲的厚爱和孝敬。 多少年来，父亲在家里总是像鹤立鸡群一般，显得有点孤高和寡。他总是沉迷于自己的治学和研究，在感情和亲情上与家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层隔膜。就是这层隔膜，使父亲内心里总是存在着“孤立”的感觉。日久天长，日积月累，父亲内心里积攒了不少姑且称之为感情“创伤”和扭曲了的心理。我和姐姐越努力孝敬叔祖母、母亲，当然也包括父亲在内，父亲的心里就越觉得不是滋味，“醋”味也就越浓。母亲重病住院期间，我不遗余力地加以照顾，似乎使父亲觉得我冷淡了他自己，他拿不准母亲去世后，我是否能够如同对待母亲那样对待他直到最后。父亲脱口而出的那两句话“我不指望你养老”，“你干的都是为了你妈”，就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 从远处讲，我们对父亲的意见，无非是觉得他对家里人太吝啬，太小气，太冷淡。他在外面表现得越慷慨，越大方，越热情，我们的这种感觉就越明显。 这以后，我一如既往，跑医院，伺候父亲，忙工作。可是，近十个月后，1994年12月4日，他突然在母亲去世前两天的时候，走到住处外面，对正在洗车的我说:“你很聪明。今后你不要来北大了。等你母亲去世后我再找你谈。”我当即明白了他的意思，立刻离开了他的家。 母亲去世后，父亲对人说，他的存单没有到期，而我竟逼他拿钱给母亲付住院费，还赠我“身败名裂，众叛亲离”(后者就是“孤家寡人”的意思)八个字。事实上，从母亲住院到她去世都是我付的住院费，我从没有向父亲要过钱。母亲住院当然要花钱，母亲住院期间，他把钱捐给山东老家，我什么也没说，我尊重他的选择，根本没有逼过他。只是有一次我们在湖边闲谈，他问起住院费的事，我报告说已经花了X万元了。过了一天，他给了我几张存单，总数不到一万元，都是没到期的，没有他的身份证根本取不出来。这就叫逼他了。母亲去世后，父亲说，本来他应该承担全部费用，现在他只肯出一半。至于那八个字，当然事出有因，我将要另加说明，这里暂且不表。不过，从这八个字可以看得出，父亲对我是多么的痛恨，他要判我的“死刑”，真的可谓大仇大恨了。过了许久，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信里重述了家人对他的那些意见，表白了我对季家的忠和孝，解释了我某些行动的原因并为之辩护，也针对有些人的作为说了八个字:“冠冕堂皇，男盗女娼”。我说这话完全不是针对父亲，而是另有所指。父亲看了之后大怒，以为我是在说他，也就是儿子骂老子了，当然属于大逆不道，说他这一辈子还没有人侮辱过他，现在却受到了儿子的侮辱。他还把这封信交给了北大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