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日，蒋介石离开武汉。次日，船到九江，他不再隐忍，见到程潜就直言： 余与鲍尔廷不能相容，既不能为国雪耻，何忍复为余辱国？革命至此，总受帝国主义与外人压迫，何如及时辞我以谢国民，与已死同志之灵。否则，殆有自杀而已。（《蒋介石日记》，1927年1 月19 日） 20 日，蒋介石写下了一大段类似“遗书”的文字： 余既不能为国雪耻， 何忍为余辱国。今日情况，余惟有一死，以殉国难，为中华民族争人格，为三民主义留精神，使全国同胞起而自救其危亡。苏俄解放被压迫民族之主义，深信其不误，然而来华如鲍尔廷等最近之行动，徒使国人丧失人格，倍增压迫，与其主义完全相反，国人有知，应驱而逐之。苏俄同志如诚为解放弱小民族，不使第三国际信用破产，应急改正其方法，不使恢复至帝国资本主义之道路，则世界革命必有成功之一日。否则，余虽一死，不足救国，且无以见已死同志于地下，吾甚愿全国同胞速起以图独立自主，不负总理卅年革命之苦心。余精力已尽，策略已竭，惟有一死以谢同胞。自知误信鲍尔廷之非，何敢再误国民以为万世罪人也。中华民族独立自由万岁！（《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0 日） 蒋介石痛恨鲍罗廷，但他深知鲍对国民党与政府有着重要的影响，且鲍的背后的苏联援助也是蒋所需要的，以蒋当时的实力，驱逐鲍罗廷并无把握，说不定是自寻死路。所以蒋既要有勇气，也需要策略。他开始是有些惧怕，敢怒不敢言，“消极异甚”，无奈之下，也数次夸张地想到以死来“唤醒”国民党人的觉悟。 然而，蒋并非等闲之辈，在经过一段犹豫彷徨后，他决定以攻为守，驱逐鲍罗廷以除后患。在策略上，蒋介石首先想到的是争取在江西的国民党官员支持。1月27 日，蒋介石不顾痢疾重病，在南昌连续与谭延闿、戴季陶等商谈驱逐鲍罗廷事。蒋提出，“必欲去鲍尔廷顾问，使政府与党部能运用自由也”。然而，蒋的提议并未得到众人的响应。何香凝、顾孟余等认为驱鲍事关重大，“恐牵动大局，不敢决断”。对此，蒋甚为失望，叹曰：“书生办事，诚非败坏不可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7 日） 两天后， 蒋再与戴季陶、张静江、谭延闿谈驱逐鲍罗廷事，结果仍是意见纷呈：戴季陶怯弱、张静江强硬，而谭延闿则默不作声。蒋极不满，认为戴等“皆有病也”。（《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29 日） 戴季陶、谭延闿等人不赞成驱逐鲍罗廷，主要是怕因此与苏联搞僵。戴等人劝蒋忍耐，不可贸然去鲍。蒋介石不听人劝，却又难以说服同僚，无人支持。他万分苦恼，在日记中写道： 近日消极灰心怠惰骄矜，患得患失，愁闷苦痛，不知所止。病在环境之怯弱，干事之无人也。惟能立于革命地位，则外闻之揣测怀疑，可以不顾也。鲍尔廷之横暴，如不速去，则不能革命。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外人不知原理，一味畏缩，可叹。（《蒋介石日记》，1927 年1 月30 日） 这里“惟欲联俄革命，所以欲去鲍尔廷，以免破裂，否则，不必去鲍也”一段，实际上是蒋介石自己对“联俄”与“驱鲍”关系的认识，即驱鲍不会破坏联俄事业，而是为了更好的联俄革命。他叹惜其他人无法理解他的“想法”。 蒋介石与鲍罗廷关系的恶化，被英国报纸所察觉，大肆报道，以期分化。蒋介石见此报道，有所警觉，反而决定暂停驱鲍举动：“见英报挑拨余与苏俄感情甚烈，余本决心去鲍，见此报，则适中帝国主义者之计，故虽欲急去，亦惟有忍耐不去，以待将来可也。”这反映了蒋介石对当时局势的判断，即与鲍罗廷的矛盾，是革命阵营内部的事情，而帝国主义则是主要的敌人。为了反帝，他考虑将与鲍罗廷的矛盾暂时搁置。2 月1 日，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等人商议“党务及鲍事”。蒋主动提出，“吾不忍为帝国主义者之诽笑，宁屈己卑思，以求革命之发展，故放弃（驱鲍）主张”，并愿意将政府迁移至武昌，以平息“迁都之争”。（《蒋介石日记》，1927 年2 月1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