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又何其毒也！ 5天后，他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群众发表讲话，希望大家要关心“国家大事”。8月18日，他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卫兵大型集会，类似的集会共八次，这是第一次。 这次集会揭开了中国大陆两年动乱的序幕，在这段期间内，中共高级干部或著名人士几乎都受到红卫兵或造反派的攻击。这段时期内有多少人遇害身亡或受伤，有多少公共纪念物和公众艺术与文学作品受到破坏，并没有官方的统计数字。更不用说私人财产受到的损害了。光是在街头暴动中死亡的人数就高达几万人。很多人在红卫兵敌对派系的战斗中丧生，更多的人死在军队手中。这些军队先是奉命支持红卫兵，最终又奉命解除红卫兵的武装以维护社会秩序。 大多数的暴力事件发生在1967～1968年，也就是红卫兵夺得武器或被发给武器的这段期间。但红卫兵有组织地使用武器，是在1966年8月和9月，当时红卫兵被煽动起来开始“破四旧”，他们经常随意闯进私人住宅，拷打一些作家、艺术家和音乐家，捣毁或烧毁他们的书籍、美术作品和乐器。第一批的死亡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中国最著名的剧作家老舍，在遭红卫兵毒打后，含恨自杀身亡。傅雷也自杀了，他是一位法国文学翻译家，是著名的钢琴家傅聪的父亲。 8月18日，邓小平陪着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当时还掌握实权，而从他随后所采取的行动来看，他当时最主要的工作是防止红卫兵破坏党的安定团结。他当时的处境还不是完全无望。他在外地有同盟者，至少有两个地方局的党委书记明确表示反对自下而上革中央的命。他还可以争辩说，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丝毫未涉及红卫兵(该决定只谈到文化革命委员会)，并且允许那些在政治上被审查的人为自己辩护。但书记处已经改组。书记处中只有一名新成员陶铸，坚定地支持毛主义(但他很快脱离了这个阵营)。他的政敌们正忙着向在那年夏末从各省涌进北京的数百万名红卫兵们发表演说。 但是到了9月底，毛泽东发现，大多数省委的党员干部不但不欢迎红卫兵，甚至不愿和红卫兵扯上任何关系。有些地方甚至组织武装队伍对抗红卫兵。他相当生气，因此召集各省委书记在北京开会。他这时已经惯于采取这种方法，并且认为他能很快就能让与会者屈服。但他遇到了顽强地抵抗。这次会议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使这些省级官员们屈服。 邓小平处于这场风暴的中心。10月16日，他对“文化大革命”的进度作出一项报告，却引来陈伯达和另外几个人的严厉批评。陈伯达抱怨跟邓小平讨论事情，比“登天”还难，并说，他是“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急先锋”。他声称，刘和邓的“思想作风”是反对毛的，而且刘和邓不会承认他们的错误，仍然“试图反扑”。他还说在刘和邓两个人中，邓更为顽固。林彪再次提出彭真阴谋发动政变的话题，还暗示邓可能是一名同谋。但代表们对刘和邓的同情远胜于对陈和林的支持。有一到两天时间，毛似乎失去了对会议的控制。他迅速作出反应，要求刘、邓作“自我检讨”。他的估计是，一旦地方干部们看到这两个掌管中央书记处的人屈服了，他们就会放弃抵抗。不知是谁通过什么途径对这两个人施加了压力，但这种做法很见效。毛度过了危机。 邓小平在作出上述报告的一周后，对自己作了自我批评，神情忧郁地念了他的检讨。其内容让人读了替他感到不平。由于他已经决定屈服，所以他放弃了一切反抗的念头，对自己作出自我谴责。他说，他毫无保留地接受毛泽东和林彪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以及陈伯达对他所作的所有指控。他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清除刘少奇和他自己所代表的“资产阶级错误路线”对“文化大革命”方向的影响；现在正进行中的群众运动，已经和“无产阶级的正确路线”发生正面冲突。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而应由他和刘少奇来负担。 邓小平说，他的“重大错误”的根源在于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对于学习、宣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他一直都在敷衍应付。他说，他自己的表现像一个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世界观”也一直没有改变。他承认，他干扰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身为总书记，没有尽到向毛泽东报告的责任，同时也没有理会毛泽东说他的书记处已经成为“独立王国”的警告。他接着说，如果他继续以以往的思想方法、工作态度及政治观点留在书记处，将会损害党和人民。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向林彪学习，因为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得最好，而且在贯彻毛泽东思想方面“无人能比”。他总结说：“如果我想改正我的错误，并在以后对党和人民作出贡献，这是唯一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