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出版了《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一书，该书第六章第一节列举了全国每一个省份的平均地价，全部折合成大洋，贵州每亩地不到一块钱，甘肃每亩地不到十块钱，河南每亩地十三块钱，广东和浙江两省的平均地价最高，也才五十块大洋一亩。由此可见，那个时代地价低廉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为什么土地那么便宜？因为在广大农村以及某些城市，土地的产出太少，而税费成本却太高，经营土地极不划算，故此买地的人不愿意出大价钱。吴组缃在短篇小说《一千八百担》里举过一个典型例子：南京城里一个商人贷给乡下某油坊主两千块大洋，每年收些利息，后来油坊破产，油坊主自杀，商人去要债，油坊主的家人说：“要钱没有，我们用土地还账好不好？”商人说：“我们家也有一百多亩地，去年反倒贴了几十块大洋来完粮纳税，我要的是钱，要你的地干嘛？”旁边一个律师跟着帮腔：“这年头，地是个倒霉东西，是个瘟神，谁见了谁怕！”您瞧瞧，一个谁见了谁怕的东西，当然只能便宜卖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土地都不值钱。民国时区域发展极不均衡，少数大城市畸形繁荣，其他地方基本破产，土地放在广大农村和死气沉沉的故都北京非常不值钱，放在上海、南京、广州、杭州等地方却是寸土寸金。以上海为例，从民国建立到抗战爆发，公共租界的地价差不多一年涨一倍，最贵时一亩地能卖三百万块大洋。还有广州，最繁华的惠爱路两边的商铺宅基，论井（折合十多个平方米）出售，每井高达四十万块大洋。跟其他地方几十块大洋甚至几块大洋一亩的地价比起来，广州、上海的地价贵了几万倍！

为什么这几个大城市的地价会这么贵？因为它们商业繁荣、交通便利、教育发达、文化先进，又没有土匪横行，有钱人都往那里挤，土地当然紧张，地价当然暴涨。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农村流行批斗大地主，其实从经济上讲，农村的大地主远远不如大城市里的小地主活得划算——只要你在大城市里拥有一块地皮，把它租给开发商盖成房子（民国流行租地建房），就什么都不用管了，哪怕天天睡大觉，也能源源不断地收到惊人的租金，等租期一满，甚至还能把开发商盖的那些房子无偿收归自己名下（这也是民国时的惯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