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袁世凯态度并非教科书上所说主动接受“二十一条”，对于任何当国者来说，“二十一条”对中国主权的侵占已经完全超出了可以承受的范围，袁世凯接到密约后，极为愤怒，当场向日本军事顾问表示：“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当晚，袁世凯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等人商讨应对之策，之后连续召见各部军长听取意见。

直到1915年5月7日袁世凯收到限48小时之内满足日本要求的最后通牒，他仍然在文件中手批：绝难承认。在此过程中，袁世凯极力在外交谈判中与日方据理力争，争取中国利益的最大化，同时寻求美英俄的支持，希望借助势力牵制日本。但随着中国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各国无暇东顾，为了维护在自身利益，反而逼迫中国立刻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袁世凯虽然在对日交涉中取得了不小的成效，修改了众多条约内容，但仍无法避免签订《民四条约》，袁世凯在此次事件后将5月9日定为国耻日，足见其无能为力，蒙受屈辱的绝望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