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活着时,他的诗无人转发、无人赞赏

公元769年春天,杜甫由岳阳前往长沙,途中写了一首题为《南征》的诗。诗里有一句凄凉的感慨:

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

此时,距离杜甫去世只剩下大约一年时间。这句感慨,是他对自己毕生写作的最终总结:我写的东西,我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我的《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我的《春望》《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我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无人转发,无人赞赏,没有知音。

这番总结,不是矫情,也不是自怨自艾,只是一个沉重的事实。

杜甫是个喜好交游的人,与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几乎全有往来,这些被他记录在了自己的诗中。但同时代的知名诗人,却几乎无人评价过杜诗,连李白这样的友人,在《戏赠杜甫》中,也只是回顾了两人交往中的玩笑话——“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李白笑杜甫太瘦,杜甫自嘲是因为作诗太苦,对杜诗本身,李白没有任何评价。赞赏杜诗的同时代之人,目前可见者只有三人,衡阳判官郭受、韶州牧韦迢与一位身份不明的任华,都是文坛的边缘人物。

 

图:杜甫像,今年是杜甫去世1250周年

 

“未见有知音”是一种无视。除了无视,杜甫关怀现实的写作风格,还招来过同时代之人的批评与攻击。今人已无法得知这些攻击的具体内容,但韩愈嘲笑过这些攻击是“群儿愚”,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杜甫也在《戏为六绝句》中“寓言以自况”,拿了庾信与初唐四子说事,借题发挥,做过一番回应——他说,庾信上了年纪后,诗赋更为老练,可笑的是,“今人嗤点流传赋,不觉前贤畏后生”,今天的某些人,对庾信的作品指指点点,搞得死去的前贤,怕了你们这些活着的后辈。他还说,今天的某些人,喋喋不休批评初唐四杰,但“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你们这些人的肉体与名字会彻底消失,初唐四杰的文章会万古流传。

这些无视、批评与攻击,究其实质,是时代对杜甫的一种刻意过滤。樊晃是唐玄宗开元时代的进士,做润州刺史(今天的江苏镇江一带)期间,他编纂了一本《杜工部小集》。这是杜甫去世后流传的第一本诗集。樊在序言中说:

“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杜诗)不为东人所知。江左词人所传诵者,皆公之戏题剧论耳,曾不知君有大雅之作。”

所谓“戏题剧论”,大约是游戏笔墨、诙谐趣味之意,也就是读了让人爽、让人开心的东西。《饮中八仙歌》中,“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样的段子,就是典型的“戏题剧论”。

作为同时代之人,樊晃的这段文字,透露出了历史的玄机:并不是杜甫没有名气,才导致他对时代的忧思,无法进入时代的视野;而是时代拒绝聆听他的忧思,拒绝转发他描写时代之痛的“大雅之作”。从安史之乱中爬起来的中唐,要的是升平气象,要的是可以成为饮宴聚会极好谈资的“戏题剧论”,不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这种拒绝转发,也见于唐朝人自己编选的唐诗集。现存“唐人选唐诗”尚有10种,4种选有李白之诗,5种选有王维之诗,5种选有王昌龄之诗,4种选有钱起之诗。他们与杜甫大体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只有1种集子,选了7首杜甫的寻常诗。

杜诗的被无视,是刻意拣选的结果。唐人高仲武编纂的诗集《中兴间气集》,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据高仲武在序言中自述,他是这样选诗的:

(1)选诗时段:“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暮年”。至德是唐肃宗的年号,起于公元756年;大历是唐朝宗的年号,终于公元779年。
(2)选诗方式:“博访词林”,四处寻访;“述者数千”,进入视野的诗人多达数千人。
(3)选诗标准有二:一是主旨健康,须“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不能“苟悦权贵、取媚薄俗”;二是文风“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要有艺术性。

这个选诗时段,杜甫的创作力相当旺盛。仅公元760-770年这人生的最后十年,杜甫就写了1100多首诗。高仲武寻访这个时代的诗人,杜甫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存在;相当多的杜诗,也完全符合上述三条标准。但结果是:高仲武选取了26名诗人的100多首诗,其中没有杜甫。

不选杜甫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上面这三条标准,只是拿来装点门面,真正的选诗红线,高仲武在序言中已说得很明白:

“唐兴一百七十载,属方隅叛涣,戎事纷沦,业文之人,述作中废。粤若肃宗先帝,以殷忧启圣,反正中原。伏惟皇帝以出震继明,保安区宇,国风雅颂,蔚然复兴,所谓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仲武不揆菲陋,……”

大意是:唐王朝立国至今170年,之前的战乱让文人流离失所,写作中断。直到先帝平定中原、皇上继承遗志让世道清平,“国风雅颂”,也就是文学创作才再度复兴。我高仲武自不量力,要编纂一本《中兴间气集》,来歌颂先帝和皇上的功绩。

“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的三吏三别;“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春望》;“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的《兵车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当然不应该、也不可能出现在高仲武的《中兴间气集》中。

图:翻译为朝鲜语的杜甫诗歌

 

时代重新发现杜甫的伟大,是他去世半个世纪之后。

那时节,盛唐已是遥远的传说,现实世界正一步步坠入晚唐,种种压抑与乱象,让韩愈与白居易这些知识分子深感忧虑。杜甫去世时,韩愈只有两岁,白居易还要等两年才能出生。他们越过了时间与空间,在杜甫对时代的忧思中寻找到了共鸣。韩愈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只有蠢货才会去诋毁李白与杜甫那些光芒万丈的文章;白居易说“杜诗最多,可传者千余首”,在他心中,少有人比得上杜甫。

遗憾的是,韩愈也好,白居易也罢,他们对时代的忧思,也像杜甫一样,遭到了时代的抵制。白居易虽有着鼎鼎诗名,但他清楚这名声的实质,在《与元九书》中,他说“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然而现实世界却是:

“凡闻仆贺雨诗,而众口籍籍,已谓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大意是:众人知晓我写了劝谏皇帝改善民生的贺雨诗,已是喧嚷不休,认为不合时宜;知晓我写了感慨孔戡刚正不阿却不得重用的悼念诗,全都很不开心;见到我写的描绘悲惨现实世界的《秦中吟》,豪门权贵们脸上已有痛恨的神色;见到我写给你的感慨小人当道、志士沉沦的《登乐游园望》,当朝的执政者已开始扼腕;见到我描写军人掳掠的《宿紫阁山北村》,手握重兵者已开始切齿……我知道,时代喜欢我的诗歌,只是喜欢杂律诗和《长恨歌》之类。时代喜欢的东西,我不在意、不重视;我在意、重视的东西,时代不喜欢。

再后来,唐末的战乱与流离,让一部分读书人想起了杜甫遭遇的战乱与流离,想起了他对时代的记录与忧思,“诗史”的称号渐渐得到公认。再后来,经历“熙丰新政”乱局的苏轼,也在杜甫的诗中找到了共鸣,他赞扬李白与杜甫都是“凌跨百代”的绝世之人,又说在古往今来的所有诗人当中,应该以“杜子美为首”,因为与杜甫相比,李白“岂济世之人哉”——杜甫是一个关怀现实、忧虑民生的知识分子,但李白不是。再后来,是文天祥在狱中的感慨:

“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我对这个世界想说的话,杜甫早就替我说完了。
 


 

参考资料

①《杜甫诗歌研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第80-86页。

②曾枣庄,《“百年歌自苦,不见有知音”——论唐人对杜诗的态度》,收录于《杜甫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③许德楠,《从所谓杜诗中的“戏题剧论”谈杜诗的“历史命运”》,《杜甫研究学刊》2005年第3期。

④吴河清,《今存“唐人选唐诗”为何忽略杜甫诗探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⑤李国文,《<与元九书>读后 ——试论中国文学离完蛋还有多远?》,《钟山》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