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 晋封忠王。

⊙1860年初 商定以“围魏救赵”方略解救天京之围。

⊙2月 在芜湖召集诸将，誓师进军。

⊙3月19日 率所部攻破浙江杭州，并于6天后疾驰北返。

⊙4月8日 于安徽建平召集各路将领，商定回救天京的作战计划。

⊙5月6日 再次攻破江南大营。

⊙5—6月 率部东征苏州、常州，开疆拓土，建立苏福省。

⊙7—8月 第一次进军上海。

⊙10月 自天京出发，走商路，参加第二次西征。

⊙1861年6—7月 进抵湖北南部武昌外围，因江北陈玉成部回救安庆，遂放弃“合取湖北”计划，取道原路东返。

⊙8月 5日安庆失守。

⊙ 9一12月进军浙江，并于12月29日再克杭州。

⊙ 1862年(清同治元年)1月率大军自杭州出发，开始第二次进攻上海。

⊙ 6月以湘军进扎天京雨花台外，天王洪秀全下诏回救，自松江撤兵回苏州商讨对策。

⊙10月 率“十三王”之兵回救天京，与湘军苦战45日，未能取胜而退。

⊙1863年2—5月 率部遂行“进北攻南”计划，至安徽六安折返。

⊙6月 自江北南渡时，遭湘军水陆师合击，太平军被击毙饿毙不计其数。

⊙9一12月 组织指挥苏州保卫战。12月4日，苏州失守，返回天京。

⊙12月 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建议，被拒绝。

⊙1864年3月2日 湘军合围天京。李秀成负责全城防守事宜。

⊙6月1日 洪秀全病逝。6日，幼主洪天贵福即位。

⊙7月19日 天京陷落。当晚，扶幼主突围出天京，不久离散。

⊙22日 在方山被俘。不久，被囚入木笼，连日赶写《自述》。

⊙8月7日 在南京就义。

回忆录
被捕日志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病逝。

1864年7月19日，天京沦陷，李秀成陪同幼天王突围时失散。

7月23日，李秀成被奸民解送至曾国荃的军营.

7月28日，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并首次提讯.

7月30日，李秀成开始写自述.

8月6日，曾国藩再次会见李秀成.

8月7日，李秀成被处死。

天国之十误
1) 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

2) 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

3) 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

4) 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璋在湘潭全军败尽。

4) 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

5） 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

6) 误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有才情，不能保国而误。

7) 误主不问政事。

8) 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

9) 误国不用贤才。

10) 误立政无章。

传世文书
李秀成钧谕李昭寿

副掌率后军主将李钧谕

李昭寿知之：照得投明弃暗，固俊杰志建非常；识势知时，亦英雄心存是耍。本主将自与尔共事以来，觉尔大有作为，将才不俗，故惜尔如珍宝，视尔如手足，揆尔之为人，谅知情义，必知始终如一，必知患难同当。竟不意尔乃反骨之人。早知其如此，悔已迟矣。诫本主将目不识人，自己爱将，除徒教蹈行仁，劝尔从善，谁料尔出乎反乎，辜负我一片同仁同义之心矣。

姑勿再论。尔自投顺天朝，试问所因何事?今又转降胜保，难保不察前因，尔终久总难释其前过。大丈夫岂可且顾眼前，不思后患。何况我主天王待尔不薄，本主将亦待尔有情。无奈尔行为不轨，往往与同朝者争竞；尔统下每每滋扰良民，以致军民怀怨。但尔若在天朝，本主将事事包荒，尔知道否?今已降妖，是人人得而诛之矣。本主将之前情尔既不念，而我与国诛之大义，岂忘心乎！

尔既归降胜保，为目前之计，陷我滁州、来安，此诚恩仇报也。惟是我耿耿此心，终怀不服，愿尔降妖亦能实力拒我也，尔之官兵，前皆赖我陶镕，性情本领均巳洞悉。尔之欲反天朝，本主将誓必与师问罪，情义既绝，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势必先诛也。尔自思之，尔若拒以滁城可恃，胜保有势，试问天京东门之向妖头[注1]，桐邑抗拒之秦妖首[注2]，今年抗绕江浦、浦口之德妖头[注3]，侵犯三河之李妖头[注4] ，其肆猖狂，其毒狠贪，尚被大兵云集，一旦消亡，尔谅知乎！

劝尔既已妖途，何须往返，尽可速速归林。若敢诡计仍恃，更恐尔敌莫保。何言妖与不睦，杀妖道台而来，何虑天朝难容，返又降妖而去，似此无常反覆，岂志者所为而留名迹于天下后世也，不亦惜哉!

特此钧谕。

太平天国戊午八年十月廿七日

注释：

1、指清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

2、指清福建提督秦定三

3、指清江北大营钦差大臣德兴阿

4、指湘军将领李续宾

解读：

李昭寿，河南固始人，初为盗，受清道员何桂珍招抚，后来杀死何桂珍投降太平天国，隶李秀成部下。太平天国戊午八年（1858年）九月叛太平天国，以滁州降于清钦差大臣督办安徽军务胜保，清廷命更名为李世忠，以参将即用。李昭寿曾是李秀成的爱将，李昭寿既叛变，李秀成就手书上面这封信，警告说：“各路之妖可缓诛，惟胜保与尔势必先诛也”，可见其对叛徒之痛恨。但“惜尔如珍宝，视尔如手足”、“待尔有情”、“不亦惜哉”又强调了自己对李昭寿的情谊，为将来再把李昭寿招过来，留出情感余地，他为李昭寿指出的出路是“劝尔既已妖途，何须往返，尽可速速归林。”值得一提的是，李秀成在信中写到“尔自投顺天朝，试问所因何事？今又转降胜保，难保不察前因，尔终久总难释其前过。大丈夫岂可且顾眼前，不思后患。”李昭寿在清廷的下场，李秀成在其叛变时就已经给他指出来了。清光绪七年（1881年），清廷以擅捉贡生吴廷鉴一事为借口将李昭寿处斩，不幸为李秀成所言中。

忠王李秀成给苏郡四乡谆谕

本藩恭逢天命，统帅克复苏城。

现下城池已克，急于拯救苍生。

除经严禁兵士，不准下乡等情。

为此剀切先谕，劝尔百姓安心。

不必徘徊瞻望，毋庸胆怯心惊。

照常归农乐业，适彼乐土居民。

绅董可速出首，来城递册投诚。

自无流离失所，永为天国良民。

因有官兵来往，尔民导引须劝，

军民各不相扰，各宜一体凛遵。

解读：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四月二十三日（1860年6月2日）太平军克复苏州。李秀成自述记克复苏州后事说：“复城之后，当即招民，苏民蛮恶，不服抚恤，每日每夜，抢掳到我城边。我将欲出兵杀尽，我万不从，出示招抚，民俱不归”。李秀成所说的出示招抚，就是指的包括这则六言诗在内的这一系列安民告示。在布告中，他说他“急于拯救苍生”，希望百姓能够“照常归农乐业，适彼乐土居民。”其言辞何等殷切。但是，当时苏州的农民因先受到了清廷的欺骗，竟然不听招抚。李秀成自述中记道：“连乱十余日，后见势不得已，克城未得安民，后我亲身带数十舟只直入民间乡内，四处子民手执器械，将我一人困在于内，随往文武人人失色。我舍死一命来抚苏民，矛枪一指我杀命，我并不回手，将理说由，民心顺服，各方息手，将器械收。三日将元和之民先抚，自举安起，七日将元和、吴县、长洲安清平服，以近及远，县县皆从，不战自抚，是以苏、常之民节节归顺。”李秀成冒着生命危险，去说服那些举起枪矛要杀他的被欺骗的农民，终于把他们说服，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李秀成之爱民，由此可见。

历史评价
梁启超极力推崇洋务派代表李鸿章，并为之作传。《李鸿章》这本传记里有不少章节言及李秀成，一提及时即是一连串的好评：“聪慧明敏，富于谋略，胆气绝伦。”
　　论及当时李秀成的功绩则说：“故洪氏未叶，得以扬余烬簸浩劫，使官军疲于奔命，越六七载而后定者，皆秀成与陈玉成二人之力也。玉成纵横长江上游，起台飓于豫、皖、湘、鄂；秀成出没长江下口，激涛浪于苏、杭、常、扬。及玉成既死，而洪秀全所倚为柱石者，秀成一人而已。秀成既智勇绝人，且有大度，仁爱驭下，能得士心，故安庆虽克复，而下游糜烂滋甚。自曾军合围雨花台之后，而于江苏地方及金陵方面之各战。使李鸿章、曾国答费尽心力，以非常之巨价，仅购得战胜之荣誉者，惟李秀成之故。故语李鸿章者不可不知李秀成。”
　　写到李鸿章建功立勋，却在克复天京一节之末，以大篇幅对李秀成的诸多事迹赞不绝口：“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推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项羽之乌骓不逝，文山之漆室无灵，天耶，人耶?吾闻李秀成之去苏州也，苏州之民，男女老幼，莫不流涕。至其礼葬王有龄，优恤败将降卒，俨然有文明国战时公法之意焉。……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
　　梁启超对忠王给予极高评价，这些评价甚至高于传记主角李鸿章本身：“李鸿章与李秀成。二李皆近世之人豪也。秀成忠于本族，鸿章忠于本朝，一封忠王，一谥文忠，皆可以当之而无愧焉。秀成之用兵之政治之外交，皆不让李鸿章，其一败一成，则天也。故吾求诸近世，欲以两人合传而毫无遗憾者，其惟二李乎。然秀成不杀赵景贤，礼葬王有龄，鸿章乃绐八王而骈戮之，此事盖犹有惭德矣。”
　　除此之外，梁启超言及《李秀成自述》，又直言感慨：“虽经官军删节，不能各传，而至今读之，犹凛凛有生气焉。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

“试观忠王就地正法，中外尚哗然……（《洪福异闻》）”
　　“假仁假义，慈爱军民”（汤氏辑《鳅闻日记》）
　　中方敌对人士及媒体对李秀成及其自述观感态度摘录：

曾国藩
前期－狡诈百端
　　后期－反复重沓，献谀乞怜，无非图延旦夕之一命。
　　死后－甚怜之

曾国荃
阱虎乞怜，虽狗鼠之不若，殊不嗤也。

左宗棠
意在庇纵逆党，亦可概见。

李鸿章
伪忠王李秀成为诸贼之冠，不甚耐战，而最多狡谋。……狡狯异常、诡谲多谋、谋狡而稳……既深佩其狡猾，更积恨其忠勇。

赵烈文
此贼甚狡。

《上海新报》
狡狯异常，身在囹圄，犹朦混大宪，为幼逆等漏网地步。
　　上海出版最早的报纸是《北华捷报》，1850年8月3日由英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 )创办周刊。1864年7月1日，由于需要刊载的信息日多，报馆另出日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北华捷报》乃为增刊继续发行，每周六发行。《上海新报》为近代上海首份中文报纸。出版于1861年12月(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傅兰雅（John Fryer,英），林乐知（YoungJohn Allen,美）曾任主编。由英商字林洋行（North-ChinaHerald Office）印行。竞争不敌《北华捷报》中文版，1872年12月停刊。日人松野植之助(一云松野平三郎)於1890年再以此名创办《上海新报》於上海。初为周刊，1904 年改为日刊，并易名为《上海日报》。

外方敌对人士及媒体对李秀成的观感评价
[英]Bernard.M.Allen（伯纳特·M·艾伦）《戈登在中国》：
　　……当戈登开炮猛轰，随即进攻壁垒森严的胸墙时，迎面对抗的并非慕王，而是万夫莫当的忠王本人！他率领三千精兵，一律身穿黄袍。战斗在前哨，由忠王亲自督军捍卫。戈登生平只有这一次在沙场上面对伟大的太平军统帅。事后他不得不承认：忠王冲锋时端的身先士卒，锐不可当。
　　[英]（原籍美国，退休后入英籍）Hosea.Ballou.Morse（霍·巴·马士）《太平天国纪事——戈登捷奏》：
　　……他是忠王——忠贞的王——太平事业的主心骨，他专程从无锡远道赶来研究苏州的局势并激励军兵防御的士气。我饶有兴味地打量着他。他体格健壮，显然身经百战才身居高位。他神色威严，身穿便服，仅仅佩戴一串精美的珍珠，别无其他饰物。
　　“常胜军”总指挥戈登：
　　如果你能有幸目睹忠王的风采，你就会相信，象他那样的人，注定会成功。不论抚台（李鸿章）、恭亲王还是别的满清王公贵族，在他面前都相形见绌。
　　……他是叛军拥有的最勇敢的、最有才能的、最有创业精神的领袖。他比其他任何叛军首领打过更多的仗，而且常常是打得很卓越的。……他是唯一的一位死了值得惋惜的叛军领袖。
　　（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412，1864）英国政府翻译官阿拉巴斯德纪录访问李秀成在监狱里的情况：
　　“我不愿打扰他，便静静地进去，但某人招呼他，他就转头，遂站起来，用我的姓名向我祝贺。这时我不得不说几句，故只问他是否对我有什么要求。他回答说他唯一的希望于天。说此话好象几乎以快乐的声调，使我无意之中同情他。”
　　（1970年1月9日《文汇报》路易·艾黎书信），其中第3条提到：
　　……阿拉伯斯特（即阿拉巴斯德）是最后一个见到李（秀成）的外国人，他是在南京认识李的。李对他说，他（指阿拉伯斯特）所看到的这个人（指李自己）是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李对他还可以利用剩下的一点时间来写一些有关起义的历史而感到高兴，因为所有在南京的档案都已经丢失。尽管他受到了残酷的虐待，但他仍然显得平静和镇定，保持着尊严。
　　你们的兄弟般的路易·艾黎
　　一九七八年八月四日于北戴河

送忠王宝剑回中国的柯文南认为：“忠王在世最后几天所写并不是以‘乞命’为动机。……只有他愿意帮敌人打革命军才有保身的可能，而说他愿意走童容海的道路是没有根据的。……李秀成在生的最后几天由于忠君思想，宿命思想，爱民情操及实际情况，认为革命既然已经失败了，自己最后的责任只能是死前劝敌人允许他想尽一切办法解散太平天国的残军(无论是真情与否)，避免继续流血，避免‘内乱外患’”

——可见柯文南关注的不是李秀成真降伪降，抑或真降伪降的效果，而是强调，李秀成保护部众的目的，在自供中无疑是真实存在的。

令柯文南茫然的是，即便中国的史学同仁认同他的看法，达成了对“李秀成的确想保护部众”这一事实的共识，可仍然对忠王李秀成的自述给予无情的批判。文革结束之后，这样的结论依然是主流，在历史教科书上，李秀成有幸被平反了一部分，但在晚节问题上，继续因自述问题维持污点评判。柯文南百思不解，不得不在他的史论中，写下了这么个追问句子：“这难道是很可耻的想法及行为吗?”

源于不同价值观的争论，究竟是死节难，还是身在囹圄犹虑监牢外的众生更难，似乎不是无从讨论，无法得出答案的。对于贪恋生命的人而言，主动自杀当然更难一些，然而纵观忠王一生，谁都不能否认，李秀成并不是个怕死的人。可见这类“气节”的价值在于名声，因此也叫做“名节”。重名的癖好导致了对自裁者的赞赏，淹没了对坚忍者的崇敬，遂使得“引刀一快”高于一切艰辛筹谋。

变节争议
评论
李秀成被曾国藩俘虏后自述变节的问题，这个话题在太平天国史学界争论很久了，一直是各执一说、互论短长。但是，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承认李秀成没有出现陈玉成、洪仁?茄?拇笠辶萑弧⒉磺??赖某∶妗５比唬?颐遣荒芗虻サ钠窘枰桓霾磺??览纯醋魇怯⒂碌奈ㄒ蛔糁ぁ�

可是，作为政治家，首先是服膺他的信念和信仰，并对此作不懈的追求。政治气节是政治家必备的条件，否则，临危苟难岂不和政客无异？说到自述，李秀成洋洋万言除了对天国失误的总结和自己经历的忏悔以外，就是对曾氏兄弟的部分吹捧。大谈收齐章程的要点。如果说这是一个韬晦的话，那么，什么是韬晦？韬晦的最重要的前提是实力的保存和感召力的存在。作为天平天国最高宗教领袖和号召者洪秀全已然死亡，李秀成的让城别走的能够实现的前提就是洪秀全作为主体，后来新捻军首领赖文光不就是以恢复天国为口号的吗？然而，今昔异势，老天王已经不在了，而洪天贵福下落不明，单独的恢复天国已经是基本是画饼。于是，就出来了以李秀成比作姜维的假说，好吧，我们就试着按照这一思路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年三国姜维之于钟会的韬晦策略的演习，钟会为什么会和姜维结成政治同盟？因为钟会没有自己的班底，再者姜维是西蜀的人望，曹魏灭亡蜀汉，不存在比较大的正统与非正统的界定，至少界定范围很宽。然而，曾国藩呢？曾国藩确实在得意忘形的情况下说过：长江两岸无一处不张鄙人的旗帜。假如他易帜于南京，他可能会借助于李秀成去招抚他的旧部，但是，我们不要忘了一点，李鸿章在苏州杀降，曾国藩始终不报恶感，可见曾李在使用降将问题上主要论点是合而为一的，就是可以利用不能重用，可以使用，不能信用。有这个前提在，李秀成即使是暂时得全，但想成为曾国藩的政治同盟者岂可得乎？曾国藩的班底大家是知道的，都是封建正统观念的卫道士，他们就算是与满清为敌，也不会同他们心目中的反贼化友的。何况，太平天国在那时候中国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眼中除了妖魔以外还有其他的好感吗？曾国藩会大张旗鼓的利用李秀成为他壮大声势吗？那么他是想壮大力量还是想涣散队伍呢？改朝换代的君王，宁不虑此？说的通俗一点，李秀成虽然有利用价值，但是没有一点政治价值！这就是他不可能成为姜维第二的主因，自然也就不能李代桃僵了。

其次还有一个军心问题。司马昭为什么看透钟会无能为也？因为他知道大战之后，人心思归的道理。曾国藩在克复南京以后，手中直接掌握部众达十万人之多，是满清开国以来不要说是汉人领兵就是满洲贵州统军也不能望其项背的，但是，这支部队在南京烧杀之后已经不再是百战之余的猛士了，而是急于衣锦还乡的匹夫了，如果曾国藩利用他们的剩余价值去平定内乱也许还有一点强弩之末，但是要作为动乱的本钱，可能就是走向灭亡的开始。古往今来，名不正则言不顺。熟读南北朝历史的一定知道南朝宋武帝的亲信谢晦在反叛时面对他旌旗招展、精锐无比的荆州军说出了这番话：恨只恨不是勤王之师啊。假如曾国藩造反，他在石头城上的感一定不会比这位先辈更离奇。

此外我们经常说曾国藩具有一定的政治野心，这是不必否认的，曾国藩意欲独步天下的野心是从来就有的。但是，凡事要有一个形势的对比，曾国藩适时虽然门生故里甲于天下，督抚十有其八出于湘系，但是，那是大家还在一条船上的时候，假如曾国藩敢于揭竿而起的话，我还是那句老话，第一批讨逆的先锋中一定有李鸿章的身影，因为就是避免连坐也是要来的，一旦形势变化不利于曾国藩的话，第一个杀了他的也一定是那些当年把他放在火上烤的人。当初，李鸿章的爱将刘铭传回忆，彭玉麟把类似劝进的书信转交给曾国藩之时，曾国藩将它活吞，说：雪琴如此试我，其心可诛。后面四个字自然是虚妄的。此段是李鸿章说给刘铭传的，想来应该可靠。以曹操那样的条件都拒绝行非常之事，曾国藩是大傻子吗？曾国藩的条件比曹操、朱元璋还要好吗？行非常之事，必要有非常之人佐之，曾的身边有荀彧、徐达吗？曾国藩以近乎知天命的年龄去做刘秀三十岁做的事情，我们觉得有可能吗？至于说到保存书稿我以为作为历史的另类见证的涵义可能比关门做皇帝的意淫心理来得实际吧。

成王败寇的历史观影响着我们的历史视觉，历史著述者根据自己的政治立场对此加以论述，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历史事实加以避重就轻，无可厚非。随后的政治家以本人本党的政治理念加以评价，就颇有偏差。李秀成是天国后期的立柱，但面临天国危机，曾力谏天王，望弃守天京，转战江西，以图东山再起。但大势已去，天国腐败弊政积重难返，天朝的治国思想拜上帝教只不过是煽动群众的美好理想，这些李秀成早已看透，所以他不认同自己的天国的政治信仰，他所能做的就是尽臣子的责任，为百姓士兵着想，减少无辜伤亡。当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时，仍选择坚守天京，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抱必死殉国之决心。

比较
他与陈玉成等天国将领相比，他除了有军事家的战略眼光，更有治国图强的政治思想，历史就是历史，时代已经没有给他太多的机会。传言曾国藩曾经想劝降他或他向曾乞降，这一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曾没有劝降的必要即使曾想留也不敢留，其次，仅此万言书不足为乞降之证据，万言书的内容是李秀成历经太平天国的兴衰的思考，留下太平天国的遗书，他想招降太平军残部，只愿他们不要做无畏的牺牲，不要再做虚幻的天国梦了，因为现实和太平天国的治国思想不允许。对此，他心里明白，作为“长毛的发匪”大清能容他吗？他的心已经死了！

身世考证
据史书记载，太平天国著名将领忠王李秀成是广西藤县人，生于1823年。1864年6月天京城破后被俘。于当年8月被清军将领曾国荃处死。他一生英勇善战，爱民如子。他与陈玉成，李世贤等力撑危局，取得了‘二破江北大营’，‘三河大捷’，等重大军事上的胜利。然而，支撑起太平天国半壁江山的忠王李秀成其实是海州人，他自小一直生活在铁牛镇上。铁牛镇和沭阳县城的‘恒顺公皮货店’都是他经营的。青年时，他就加入哥老会的青帮，在海州的辈分很高，备受拥戴。在家乡李秀成曾是与沈万山齐名的沭阳首富程震泰家的座上客。海州一带的青帮头子马君甫和李秀成是至交，也因为他经营着皮货店和贩马生意，因此而客居广西藤县。参加了金田村太平天国起义，到1864年南京城破却是曾国荃与李秀成的共谋和默契。因为曾国荃久功南京不下，朝廷有意派李鸿章协攻。曾氏兄弟怕人揽工，更加急于攻入南京。于是曾国荃乘李秀成的妻舅宋永棋入曾氏大营探听军情之际，要宋转告忠王，只要让出南京，什么条件皆可商量，忠王得知后，审时度势，认为南京城破，只是时间问题，城内严重缺粮，如果坚持下去，军民必然遭殃。曾、李双方为汉人，不应自相残杀。于是提出两点要求：一是清军入城不得烧杀伤害百姓，二是容幼主洪福出城，不得追杀，于是李秀成安排家将带着他和镇江小妾所生的九岁儿子李学富潜逃出城去海州家乡硕湖滩的铁牛镇上藏伏，隐姓埋名，过着常人生活。自己带着洪秀全儿子洪福冲出城墙缺口，以备东山再起。后来看到清军入城而无恶不作，后悔不已。此时洪福已被冲散，不知下落，绝望之下，李秀成想在一间破庙里自杀，被乡民发现阻止。后终因陶大兰告密，被清军肖孚四部俘获。

李秀成被俘出乎曾氏兄弟意外，打乱了原来默契和计划，只好上奏朝廷，扬言要严行拷问，押送京师，一面嘱李秀成不要在供词上写明自己是淮河下游的海州人，只写是参加起义时客居广西藤县人，为日后安排李秀成逃往海州家乡做好掩护。